其一，胡适对中国“经世致用”哲学思想的重视。
胡适在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曾经将“经学”（实学）与“哲学”（玄学）一分为二，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他的研究工作。在他看来，“经学与哲学，合则两伤，分之则两受其益”。因此，一直以来胡适都是弘扬经学抑制哲学，崇尚实学反对玄学的，他旗帜鲜明地表现出以实用主义方法对中国哲学史进行全新地解读。可以说，他的这种行为之下隐含的是一种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
胡适认为，正统哲学应该具备三个特征：“其一，调和新旧思想，替旧思想旧信仰辩护，带一点不老实的样子；其二，产生辩证的方法，造成论理的系统，其目的在护法卫道；其三，主张二元的世界观，一个是经验世界，一个是超经验世界，在现实世界里不能活动的，尽可以在理想的世界里玩把戏。”这里其实隐含了一丝“经世致用”的意味。
顾炎武和颜李学派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集大成者。胡适说：“颜元、李塨的学派提倡’正德，利用，厚生‘，也是倾向乐利主义的。”一直以来，胡适对颜李学派的评价都非常高，并认为这一学派是中国近代“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学派。
在胡适看来，从宋代至元明时期，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有限的几个人之外，其实一直都是在与玄学竞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清代。胡适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颜元大胆地指出他们说的太精了，太空了；他要从粗浅的艺学制度下手，从可以实证的实迹下手。”“颜元主张一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颜元已经经历过离乱的惨痛，从自己生活和实践过程中发现了宋明儒者学说的无用。所以，胡适认为“清初的实用主义趋势，用颜李学派作代表”。
而胡适最推崇的古代哲学大师戴震正好是“颜李学派”的再传者。他说：“戴氏注重’生养之道‘，主张’无私而无欲‘，与颜李学派似有渊源的关系。”只不过，戴震经常喜欢谈天地本体和自然之气，如此看来，他应该归为“玄学家”之列。因此，胡适只能将其从理学家的队伍里摘出来，但胡适认为戴震的哲学思想要远高于那些理学家。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戴震的哲学）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观”。
同时，胡适还将“学以致用”当作自己的治学思想，而且他经过研究和论证，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实用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检验知识或理论正确与否的终极标准。他比较注重哲学的实际效果，一直都在研究思想的应用技巧。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可以应用的思想，并且可以当作拯救中国人灵魂的“灵丹妙药”。
其二，胡适在治学过程中坚持“怀疑论”的哲学思想。
通过多年的治学经验，胡适总结出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中，“大胆的假设”其实也可以说成“大胆的怀疑”，只不过胡适将这种怀疑的方法高度系统化了，所以也可以被称作“怀疑论”。胡适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治学思想深受赫胥黎“怀疑论”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对胡适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怀疑论”。“怀疑论”属于中国儒文化的传承，历史悠久，一直从先秦时期延续至今。胡适曾经对此进行过细心考证，最后他认为这种理论源于孔子，后经过不断发展（一直到了清代），“怀疑论”才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成为显学。其实，胡适还没有接触到西方进化论与实用主义理论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怀疑论”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生根发芽了。
胡适说：“朱子说：’诸公所以读书无长进，缘不会疑。‘’才疑，便须理会得彻头。‘后来真能使继承他的人，学术复兴的新时代的那些开创的人和做工的人，都懂得了怀疑——抱着虚心去怀疑，再找方法解决怀疑，即使是对待经典大书也敢去怀疑。”他对朱熹这种敢于怀疑一切的态度十分认同和赞赏。在他看来，必须在有证据的情况下才可以大胆怀疑，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去解决怀疑。
此外，西方实用主义也对胡适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三，胡适对实用主义的诠释。
对于西方“实用主义”这个词，胡适总是会将其翻译成“实验主义”，这就在汉语意义上出现了不同理解。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是因为胡适翻译时不讲究术语原则，在使用词语时不加以区别。但事实上，胡适之所以会如此翻译，是因为他有着特殊的用意：在讲“经世致用”的时候，胡适采用的都是“实用主义”这个词；在讲“穷理格物”的时候，胡适采用的都是“实验主义”这个词。很明显，“实用”突出的是胡适研究的哲学的价值，而“实验”突出的则是胡适研究哲学的方法。但胡适无论是研究史学还是哲学，所采用的方法都是他总结出来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如此，中西方哲学的“和而不同”被胡适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四，胡适眼中“和而不同”的中西方哲学。
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思考的方向上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在内涵上存在一种契合和相通之处。正是由于此类原因，才使得杜威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要远高于康德和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特别是胡适这种有着深厚的“经世致用”思想情结的儒生，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更是毫不排斥，并让当时身处美国的胡适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而胡适的传统哲学思想也由此逐步受到西方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原有的思想基础上，他对西方哲学思想中的精华部分进行了筛选性吸收，逐步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
因而，“和而不同”的中西方哲学被胡适灵活地运用在了自己的哲学研究当中，并逐步深化，将其以具体的理论形式表现了出来。
伍
胡适为什么提倡健全个人主义思想？
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历来都是中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于此项问题的不同理解， 使研究者们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从整体而言，基本可以分为两派：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就胡适而言，作为中国近代实用主义哲学的发起者，他认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应该大力推行“健全的个人主义”，只有这样才能让个人与群体之间保持一个良性的平衡。从根本上而言，“健全的个人主义”就是要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寻找出合适的解决办法，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最主要的还是这种哲学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影响。可以说，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哲学思想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具体的指导意义。
胡适之所以会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主要是为了让社会现有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产生一种平衡，这为解决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可靠办法。而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正好表现出中国近代个人主义思想的成长和发展。
事实上，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主要是为了促成人的个性解放，鼓励个人为社会做贡献，让个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人们对个人正当利益的维护缺乏足够的保护意识，这就导致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胡适所提出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哲学思想，以此为我们解决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胡适说：“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其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而他还说：“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习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
在胡适看来，人们只有为自己争取到了自由的权利，才能为国家的自由做出贡献。因为他认为，自由平等的国家必须要通过具备自由人身权利的人才能建立起来。
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主要是由中国传统的“群己之辩”发展演化而来的。自古以来，很多学者都在研究“群己之辩”，并建立起了各自的思想体系。比如，先前时期的个人主义主要体现在精神方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这体现的是人们个人意志的独立。魏晋时期的学者们肯定和赞扬个人的价值，主张统治者治理天下要以人为本。但到了宋朝，大学者朱熹却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直接将个人与天理放在了对立面。他认为，人们应该抛弃自己的私欲，顺从社会的安排。这种观点完全抹杀了个人主义的价值。
个人主义以合理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在明清交替之际。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已经在国内萌芽，封建制度已经由盛转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的转型带来了契机。很多知名的思想家都开始挑战“天理”学说。比如，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开始以新时代的眼光去衡量传统学术的意义所在，肯定私欲的合理性。清代思想家戴震更是直接批判理学为“以理杀人”。他认为，人们的需求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个人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开始流入中国，这对中国传统的群己关系带来了很大冲击，并最终使之土崩瓦解。这种社会关系的自发性变革促成了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当时，社会对“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种理念对胡适的影响颇深。
后来，胡适又前往美国留学。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真正的个人主义，这使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开始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训练，并受到杜威等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当时的西方哲学领域已经将民主主义泛化了，这种思想已经融入西方现有体系中的各个领域，让其具备了更广泛的社会属性，所以受到了西方民众的普遍支持。胡适便受到了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以致个人主义逐步在他的思想中生根发芽。
胡适学成归来之后，国内的发展并没有取得本质上的突破。国民政府的建立，也没有结束中国受压迫的局面。中国的民众都生活在极度苦闷的环境中。胡适看到这种情况，察觉到了“人的解放”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开始将西方的实用主义融入到中国传统的群己关系中，已促成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转变。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大力宣传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独立自主的人生观。同时，胡适认为，中国当时所处的情况，还没有形成可以一次性解决“个人与集体”利益冲突的可靠力量，因此，他认为只有坚持渐进改良才能铸造出具有独立人格的群众。为了培养出具备独立人格的新人，为了让社会产生本质性变革（即以新的个人主义观念改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实现社会的根本性变革），胡适在著作中指出：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胡适认为，只有个人拥有了自由意志，才能想着去为自己谋求自由，进而为国家谋求自由。在他看来，“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
可以说，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实现是应时代的需求而产生的。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强调的是个性的解放与人格的独立。他企图用这种方法来激活国民的个体活力，从而让整个民族的自由意志完全觉醒，以激发民族的活力。也就是说，其根本目的就是终结旧社会旧的个人与集体主义思想，通过“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促成个人与集体之间建立起良好关系，有效地解决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从本质上改变社会，争取国家真正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