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不仅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人物，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还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他对我国的旧式教育制度与西方先进教育制度进行了详细对比，形成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并在教育制度上得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见解。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实践中，他利用自己的教育观点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并在近代教育制度的转型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还促进了科学教育的演进和推广。
胡适坚持自由、民主、科学的教育理念，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历久弥新，而且他提出的许多教育主张，直到今天还被教育界所沿用。他的教育精神，一直鼓励着后人奋发向上，努力实现“教育兴国”梦。
壹
注重教学质量和教育管理
一直以来，胡适都对北大寄予厚望，他希望这个久负盛名的学校可以名副其实，希望北大可以成为中国教育界的学习典范。他认为教育可以救国，因此他将全副身心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中来。他一直都保持着极强的教育责任感，并将教学质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教学必须要从严管理。
五四运动之后，学生们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政治方面，很多学生更是热衷于参政议政，所以很多人因此耽误了学业。后来，胡适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不过他始终认为，学生们为了干预政治而罢课，实为不明智之举。他在学校讲话中曾说：“希望学生从今后要注重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才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很明显，胡适认为学生应该以学业为重，应该先将自己打磨成才。为此，他主张应该对参加罢课运动的学生进行补课，并且一定要严格执行。
1921年9月，他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就学生补课事宜进行了商讨。他说：“我在上海时，北京教职员联席会议延长一学期。此议最为公允，上海的朋友都很赞成。但后来忽变为补课一个月，自九月八日起，至十月十日止。我觉得这个办法实在是敷衍欺骗的办法……以此种种情形看来，似乎十月十日很难收束这一学期。即使能收束，以一个月补完三个半月的课，已为自欺欺人……我仔细想来，只有仍恢复那延长一学期的计划。”
从胡适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学生补课的事情考虑得十分周到。对于“一个月补完三个半月的课”，胡适直接说其是“自欺欺人”，同时他又提出了延长一学期的办法。这无不体现了他身为人民教师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而这与他平时坚持的教育精神也是相一致的。虽然他建议的延长一学期为学生补课的计划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教务会议上，他的这个建议被否决了。
后来，胡适回忆说：“他们对我的第一个意见——延长一学期，都不赞成。他们觉得我这个意思是可笑的，竟没有一个把这一条当作正经事看。”虽然胡适满腹牢骚，但也不能不服从教务会议的决定，只不过在良心上过不去。后来，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补课事至此完毕。此一个月的补课，我虽尽心力做去，但终是一种敷衍，心里终过不去。”
为了尽快提升教学质量，胡适一直在强调提升学术质量与严格考试管理的重要性。他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如今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新名运动。在他眼中，北大不仅要做到这些，还要积极地去提高。在深层次来讲，就是要学会创新，要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去创造一切。他希望教师可以齐心协力地去将这份工作做好，因为只有提高了教学质量才能在更大范围内普及。
此时，他发现，空谈提高教学质量没有任何意义，要想提高必须经过相应的训练。只有学校重视考试的纪律并实行严格管理，才能在这方面形成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让学生们自觉遵守，养成这种训练的习惯。
胡适不仅对学校和学生提出了严格要求，而且对自己也是一样——他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从他对学生补课的严肃态度来看，他一直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虽然当时他已经被诸多光环所笼罩，应酬颇多，但他始终都将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研究上，以满腔的热情从事教育工作，而且在工作的任何环节中没有过一丝懈怠。他在授课时，总是严谨认真地传授给学生们知识点，对学生作业的批改也十分严格，同时他还紧抓成绩考核，对成绩不佳的学生进行严格监督，督促其学习。
有时，因为白天忙于讲课，所以胡适只能将批改作业的工作放在晚上进行。很多时候，他批改作业至深夜。他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改学生作文至晨二时。”有时候，因为工作任务繁重，他还需要增加工作量，甚至一连三四天不休息，最后累病了，才不再坚持。为了让北大成为国内乃至世界上的一流学府，他对学生的入学考试特别重视。他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下午，拟考试题目：本科英文，预科英文，伦理学。出题最难，比做答案难得多！这三种题目费了我差不多十个钟点。”但这份试题刚做出来不久，就有人说考题泄露了。胡适听说后，没有丝毫慌张，直接说道：“用镇静的态度处之，不妨重换题目。”然后，他又亲自监督考试试卷的刊印。他这种认真负责的严谨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宣扬。
胡适的治学态度严谨，这与他一直坚持“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的原则是分不开的。这决定了他为人处事一丝不苟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逐步占领了中国的东北部地区。已经觉醒了政治意识的学生们，开始组织“学潮”，纷纷罢课，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并且，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发动，这种活动举行的次数越来越多。
对于学潮行动，胡适总是表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一方面，他肯定学生掀起的学潮运动确实为侵略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甚至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同时他也对政府当局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认为学生们之所以闹学潮，就是因为政府当局在政治上做出了一些错误判断，让社会陷入了一个相对不稳定时期，但政府又没有出台合理的措施，因此，这种政治改革的责任便落在了广大学子的身上。这是胡适一直坚持的观点，从这方面来看，他不主张坚决地禁止学生运动。在他看来，学生们所发起的学潮运动存在一定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是不可抹杀的。他认为，开明的政府，应该重视学生们的请愿活动，而不是直接采取镇压手段。
另一方面，胡适对学生们的罢课行为十分不认可。在他看来，学潮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但不应该以学生罢课为手段。他认为，学生应该将自己的学业放在首位，不能为了政治斗争而本末倒置。他曾在文章中写道：“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人那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地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所以，在学潮期间，他一直在奔走呼吁，要求学生们尽快复课，并将因为学潮而缺失的课程全部补上，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学业顺利完成。
胡适强调，越是困难的日子，越不能放弃教育事业。他主张他们这一代人必须加倍努力，为将来国家的发展储备一些人才，打下一点基础。
他认为，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任何时候都要保证学生们的学业顺利进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教育和科研事业，必须注重教学质量，坚持严格的教育管理。
由此可见，胡适对中国文化、教育管理、教学质量等是何等重视。他的这种思想和主张对他们这一代人，甚至是后来的几代人，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而他也为我国的文化和教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贰
什么样的治学方法最实用？
胡适在教学期间，十分注重学生们的读书风气，并积极培养他们的治学方法，同时还注重有张有弛，让学生们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运动，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
中国著名教育家杨亮功曾说：“我们对学生们的管理方针，在学业方面，特别重视读书风气。胡适提倡学生写作，这是养成读书风气最好的方法。”
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教期间，经常在校刊《吴淞月刊》上面发表文章，以此来激励学生们的创作兴趣。他曾在发刊词中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我们要’小题大作‘……第二，我们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如果我们希望中国公学有个新学风，这个新学风应该建筑在这两条戒约之上。”其中，胡适提到的“小题大作”“注重证据”与其坚持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方针是相吻合的。但是，此时的胡适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材料”与“方法”的关系定位方面。
此后，胡适曾在其著述的文章中写道：“单学得一个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关头是你用什么材料。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你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
新文化运动初期，为了让新思想得到有效传播，胡适主张对“国故”进行科学有效的整理和批判，使人们“从乱七八糟里”解放出来，获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但是，出于整理国故这项工作的需要，客观上要求人们必须扎头在故纸堆里，这样就十分容易导致工作者走向现实生活的反面，从而脱离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胡适不希望学生们在政治上过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希望学生们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他深知自然科学研究不能在故纸堆里进行，学生们需要一个科学的“实验室”。因此，在他看到很多少年人跟随他们埋头在故纸堆中时，立即指出“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他鼓励少年人积极地学习自然科学，从事科学研究。他倡导学生们应该在重视文学的同时，也重视理科方面的知识，文理结合地去学习。他还为打通文理隔阂做出了诸多努力。
虽然胡适重视“材料”与“方法”之间的限定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原有的治学主张。他一贯坚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某些时段，他对“小心的求证”强调得比较多一些。他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他的这种治学方法进行不遗余力的宣传。据当时学校的某些教员回忆：“胡适的治学做人精神，笼罩了全校。我下课时，经过校长室，门总是敞着的，里面挤满了人，大部分是学生捧着研满墨汁的砚台敬求墨宝。”这时，胡适总不忘宣传他的治学精神，总会题写一些鼓励学生严谨治学的词句，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等等。
从教员们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胡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以及他严谨的治学精神。虽然胡适一直在教学过程中坚持“读书务实”的新学风，但他也认为学生们应该“有张有弛”。他在教学期间，积极举办学校的各种体育和娱乐活动，让学生们在学习之余多一些乐趣。他对演讲活动也十分重视，常常在学生们举办演讲活动时，主动担任评判员。而且，他十分重视学生们利用白话文进行演讲。
在一次讲课过程中，他与学生们讨论到了白话文写作的好处。一位学生说：“白话文不够简练，如果给人发电报往往需要发很多字，这样就会浪费钱财。”
胡适十分淡定地回应道：“这个可不一定。前几天，政府部门的几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份电报，邀请我去担任行政文员，但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不愿意去，因此我也回了一份电报给我的朋友。请同学们根据我说的这件事情，用文言文写一份电报帮我回绝，对比一下是文言文用字少，还是白话文用字少。”
同学们听到胡适的提议后，十分兴奋，感觉非常有意思，因此都跃跃欲试，最后经过评选，从中挑出一份最简练的文言文回绝电报，总共12个字：“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此时，整个课堂都安静下来，同学们都将目光投向胡适所在的讲台上，他们想看看胡适所说的白话文电报究竟可以简练到什么程度。在他们看来，没有比这再简练的语言了。谁知，胡适十分自然地说道：“干不了，谢谢！”同学们对胡适的讲解暗自叫绝，同时对白话文的理解和运用也有了新的认识。
由于胡适对学校的体育活动十分重视，所以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将学校的运动设施全部修葺一新，增添了一些原本没有的体育器材。他认为，体育既可以强身健体，又可以让学生们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他曾在学校举办运动会时，专门用白话文写了一首诗歌：“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然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上前。健儿们大家齐来，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待，要光荣的胜，光荣的败，健儿们大家齐来！”
胡适所作的这首诗，蕴藏了深刻的体育精神，以及人格教育的力量，他写这首诗歌的目的，主要是想教育学生们通过体育活动来培养他们积极的参与、合作、向上的精神。这首短诗歌，深受学生们喜爱，很快风靡全校，而这对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白话文的传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