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南线”是指1979年开始的中越边境局部战争。以此为背景创作的作品很多，但多集中在中短篇小说，长篇领域有所作为的则首推朱秀海。早在战争期间，他曾两次亲临前线进行广泛采访和深度体验，具有丰富的生活和情感积淀。1989年，他创作了《痴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通过对一个烈士母亲的悲剧命运的抒写，小心翼翼地展示了战争带给社会的心灵创伤是如何地难以弥合，被誉为探索“战争后遗症”的先声之作。但是作品在艺术结构上的失街和过量的形而上思考等缺陷，使作品整体影响不大。而他在1995年推出的《穿越死亡》（工人出版社），则把当代战争小说的水准推进到一个新高度，是迄今为止“南线”题材的总结之作。
总体来看，《穿越死亡》是一部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豪迈的理想主义激情相结合的厚重之作。它具有俄罗斯油画一般的沉甸甸的质感，又像中国的太极功夫，内蕴深邃，其绵绵掌力不绝如潮涌迎面逼来，写得绵密细腻而不乏大气，从容舒缓而又有力度，惊心动魄而又发人深省。具体而言，其主要艺术成就有以下三点：
第一，它建筑了一个最适合支撑或容纳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的小全景式的故事框架。全书以一次收复失地的中型战役作为背景，细致而有层次地展开了从我前沿团指挥所到前线战斗排的丰富的画面。最具特色的是这个故事中间所出现的巨大的逆转和反弹：在最初的作战预案中毫不起眼的“634高地”随着战斗的纵深发展而逐渐成为整个战役成败的关键之地，而原先作为预备队的战斗力弱中之弱的二营九连三排竟然鬼使神差而又别无选择地成为了能够去攻打“634高地”的唯一力量。矛盾的急转直下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和巨大张力，就这样紧紧地绷住了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显得波澜起伏而悬念迭出。尤为难得的是，这种情节的设置和突变毫无牵强和人为编造的痕迹，它完全是按照战争的规律和逻辑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剥笋式地自然展开。从作战预案到战斗计划及至每一个战士战术动作的精密和准确，使得这个风云变幻奇谲莫测的故事构架扣人心弦而又令人信服。它的真实性和传奇性保证了作品的可读性，提供了一部长篇小说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同时又为展现主题和塑造人物提供了一个坚实而丰满的故事载体和广阔而自由的艺术空间。
第二，它直逼死亡这一战争中的主要矛盾和战争文学中的重大主题，并以死亡为镜子来洞察人物的灵魂和照取人性的深度。仅此一点，就大大丰富与深化了当代战争文学的思考层面。此前我们的战争文学在英雄主义的规范下，只注意突出与强化英雄人物英勇无畏的一面，似乎他们天生的不怕死，而多少有些忽略了他们从平凡到伟大，从怯懦到无畏的转化过程。《穿越死亡》恰恰从这里进入，它将一个只有17岁的文弱大少年上官峰担任排长的九连三排置于死亡之谷，就是为充分展现一个平凡的军人面临死亡的心灵裂变和人格升华。作品勇敢地正视死亡带给人们生理和心理的恐惧，指出“生命的本能拒绝死亡”这一简单的道理，大胆地让主人公（上官峰）承认：“死是具体的，突如其来的。它让我恐惧。这很可耻吗？不。生是每一棵小草都无限渴望的……”“战争中最容易剥夺的就是人的生命，但正因为如此，生命在战争中就应当受到加倍的珍惜……”“战争的艺术不是死的艺术而是生的艺术。战争就是躲避和战胜死亡。”作者赋予上官峰过多的关于死亡的冥想和形而上思考也许有点强加于人，但他对于死亡阴影的笼罩和氛围的渲染，对于一个人恐惧心理的刻画和恐惧体验的触摸，是具体入微而准确到位的。把这一点写足了，一个个凡人向英雄的高度攀登的出发点才是真实可信和坚实有力的。小说的难度更在于让这些人物符合人性和性格的规律向前发展，为每个人都找出各自不同而又雄辩有力的行为动机和辩护理由——或从理智出发，或从情感出发，或从个性出发；或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或为了军人的职责与荣誉，或为了个人前途和命运，或仍然是为了害怕（战后上军事法庭），最终都战胜了恐惧，穿越了死亡，成为了“高地”上的英雄。
第三，它塑造了一系列富于个性光彩或人格魅力或性格特征，同时又包蕴了丰厚的思想内涵和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在从战士到军长有名有姓的近40人当中，团长江涛、副团长刘宗魁、排长上官峰等形象最为英武和丰满。江涛作为将门之子，刘宗魁作为农民之子，作者有意识地在他们之间进行对比，发现差异，寻找结合点。他以江涛的职业军人精神和当代军人意识来反衬刘宗魁的偏颇与执拗，又以刘宗魁的坚韧踏实和奉献风格来修补江祷的好高骛远与华而不实。这种性格的反差不仅具有艺术的魅力，而且显示了作者对于中国军人素质修养和军队建设走向的深层思考与理论构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秀海对两类青年军旅作家国（军门之子与农民之子）各自的局限都有所超越，他对农民军人的稔熟显然为朱苏进所不及（一个刘宗魁足以说明此点），他对将门子弟（如江涛）的把握也许不如朱苏进深刻，但比其他农民军人作家却要稍胜一筹。而把这两类军人的典型写得势均力敌如双峰并峙、双水分流，在当代军旅文学人物长廊中也是不可多见的。至于以17岁的羸弱之肩挑起一个排“穿越死亡”重担的上官峰，就更是一个独特的创造了。
作品不足之处，是在艺术处理方面还欠周密和精致，密实而不够疏朗，显得缺乏节奏感；后半部某些议论和思考显得太形而上和直白等。
三、韩静霆、乔良等人的军旅长篇小说
韩静霆的《孙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展现的是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473年之间春秋战国时期悲壮凝重而又急速向前的社会生活。这个时期可谓是中国历史的大手笔挥洒出来的一幅风云突变，人物峥嵘的绚丽画卷。就此而言，历史是慷慨的，然而历史又是吝啬的。就像神来之笔不可再现一样，如此一个震古烁今的大时代，只剩得断简残编（如《史记》中的《孙武》篇，以及《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模糊漫漶，轶闻传说虚幻缥缈，一次惊心动魄的大战役、大事件甚至只留下寥寥数字而已。2500年的岁月之川滚滚东逝，历史烽烟早已杳不可寻。如何使孙武这位古代兵圣“复活”于当代？史料的稀有与“虚无”在这里严峻地挑战着作家的想像力和才华以及艺术修养。
韩静霆敢于应战，正如他在《我写〈孙武〉》中所言：“这倒正是本书作者要深谢司马迁大师之处，谢谢他老人家给后人留下了些许空白，谢谢他为我们留下了驰骋想像和文思的天地……历史小说创作的快乐之鸟，大抵起飞在这些历史的缝隙之间。”想像力激活了史料，给历史注入了灵魂。同时，艺文的相融和触类旁通，又保障了作家从多侧面多角度地去感知历史、化开历史和复活历史。由于有了丰满灵动的历史感性，才赋予了他大胆想像的“创造之鸟”以灵气和血肉，使其快活地飞翔在“历史的缝隙之间”。但是，仅仅有历史的想像和感性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对于历史规律的洞见，对于人物命运的把握，对于社会发展和战争之辩证关系的独到见解，质言之，没有历史理性的烛照与统摄，历史的想像和感性将可能变成溢出河床的洪水四处漫漶。而在这一点上，韩静霆也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小说家的冷静与睿智。他没有一味地沉醉在想像飞腾的快感中，也不恃才逞气凭艺术感觉包打天下。他不惮烦难与艰辛钻研《孙子兵法》，研究孙武与战争、战争与人性、人性善与恶的转化、沉沦与升华，企图从中发掘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和积极价值，从而为今人思考现代战争提供某种参照和警示。他研究的结果是孙武乃一悲剧人物。
孙武的悲剧，有常人的一面，更有伟人的一面。作为一个大战略家，他为了著成兵书施展抱负而愈挫愈奋九死不悔，然而，当他领兵拜将小试牛刀一举夺得豫章、柏举之战的大胜之后，回眸战场，却不禁悲从中来。此一时刻，他仿佛从多年的杀伐征战中大梦方觉，原来人的最高智慧恰恰是以最残酷的方式来实现、来映衬，正所谓最优美的最野蛮，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悲剧不是人性被战争所异化的悲剧，而是人性在战争中复苏和觉醒的悲剧。也许，从这一刻起，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才进一步明朗和确立，他要在更高的境界上实现他的军事理想，即“慎战”、“以战止战”，以战争求得和平，用和平制止战争。但是，他和好战、滥战的君王夫差的矛盾由此衍生及至激化，最终导致了他反复罹难而不知所终。
乍看之下，孙武的人生跌宕似乎也落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老框子，走进了“功高震主”必殃及自身的历代功臣名将的悲剧归宿，不可否认，这里面确实有一种内在联系的殊途同归，但是韩静霆处理孙武的创意在于一个“殊”字。孙武不是“震主”而是“背”主而去，他走了一条习战而知战，知战而慎战而厌战而反战的“和平军事道路”。这在“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无疑是一种不识时务，一种超前，一种理想主义。但就在这种理想中，融入了中国古代道德中的“仁爱”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知兵非好战”的战争态度。全书用一半（20万字）篇幅尽情塑造孙武朝着自己的理想境界飞蛾扑火般的心路历程，这就不仅为人们展示了他作为战略家运筹帷幄的英姿，而且也展示了他充满人情味而舍身取仁的仁者风范。孙武是矛盾的，但又是完美的：矛盾在于战争这个怪物带给人类的两难处境，使他不得不战，以战止战，首先成为战争的大师，然后才当上了战争的“隐者”；完美则在于孙武集智慧和仁爱于一身，最终和人性恶分道扬镰，走向了一条完善的自我升华之路。孙武的悲剧中已然深深包含了作者对于战争的忧思——他虽然高声赞颂刺客专诸、要离慷慨赴死逞勇斗狠的血性和雄悍，衷心钦佩孙武的杀伐谋略，但他更愿意肯定的，还是人的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力量。
这就是韩静霆心目中的孙武，孙武因而更加符合中国古代的智慧和道德规范，而且也可能是更加忠实于历史本身的。这种韩氏判断和塑造，主要理论根据就是孙武兵书“十三篇”中传达出来的“兵凶战危”的和平倾向。更加重要的史料依据则是韩静霆通过寻幽探隐，发现在夫差兴兵伐齐之后，在著名的艾陵之战中已不见孙武二字，由此推断君臣已经反目，根本原因就在“慎战”与“滥战”之分歧。韩静霆设计孙武从“诈死”到“断舌”到“牧羊”的悲剧演绎，一半来自历史想像的灵感，一半来自历史理性的启迪。换言之，如果说是历史感性赋予了历史想像之鸟以双翼的话，那么，历史理性则赋予它以双眼，给了它以导向，才飞得更高更远。唯其如此，我们也得以看到一个全新的孙武——虽为后世景仰的兵圣孙武实乃一个最终为“止战”梦想而遁世的悲剧人物。
乔良自认为《末日之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是一本“近未来预言小说”，出版社把它定位为畅销书。而在西方，这二者常常是合二为一的，或者说，预言小说正是畅销书的主要样式之一。但在中国大陆，它是始作俑者。从此一角度出发也可以说，《末日之门》的意义是“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它给我们的军旅文学及至整个当代文学提供或“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一种新的小说范式，一种新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它通过2000年的除夕，中国香港驻军中校参谋李汉，与一个名叫婵的具有预知未来能力的神秘女孩的邂逅相遇，引发出21世纪之初的世界政治与战争风云。其间，总统被刺，多国首脑被扣作人质，恐怖分子利用电脑病毒企图毁灭整个人类的阴谋，等等耸人听闻的突发事变和宏大背景，乃至毒枭兼亿万富翁奢侈而华丽的生活场景，莫不给人以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再加之作者采用的“全息摄影”视角，简洁洗练而概括的行文，跳跃的、蒙太奇式的叙述，快节奏急速展现而又峰回路转的情节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性、神秘氛围和科幻色彩等等，都大大强化了这部作品的可读性和诱惑力，使人一旦开读便难以释卷。这证明它在技术操作上是完全到位的，即便和域外同类型小说相比也毫不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