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批评是一种挺有意思的职业。有一次，我甚至还开玩笑说，有时候，我真觉得批评家就类似于心理医生或者算命先生。具体理由是这样的：因为我相信，其实，对于一个算命的人来说，几乎任何一个卦面都能得出相对准确的判断。重要的只在于角度和方式。开这样的玩笑，似乎有某种消解批评之意义的嫌疑。然而，恰恰相反，我尊重真正的批评与批评家。我还非常同意这样的判断批评者至少相信，有些事还是可以弄清楚的，这个众声喧哗的世界还是有理可讲，纷繁的事物里还存在一个基本真理。然而，问题似乎也正出在这里。从小到大，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都在试图让我们建立起很多极为简单的杠杆和准则。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刘胡兰和董存瑞是英雄。而英雄的反面，就是叛徒至少也是逃兵，是要被钉上耻辱柱的。如果我说，我不会去做刘胡兰或者董存瑞，要是有可能的话，我更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或者我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很多西方人对于投降和屈服的理解是非常复杂的。我在哪个导演手记里就看到过：一些德国观众不理解，为什么江姐这样一个漂亮的女英雄选择死亡。法国有圣女贞德这样的人，她的背后有基督作支撑。他们不理解江姐为什么选择死亡。我给他们找到一个例子，那就是圣女贞德。他们的表情似乎是明白了，但我觉得他们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经常不让人不明白，我们经常只承认基本真理，而对于众声喧哗这样的事实，反而少有充分的重视。所以，临到头来，我们所说的基本真理往往就缺少真正的可信度。即便是强词夺理，我也得说，对于具有董存瑞或者刘胡兰气质的批评家，我表示敬意，同时也保留怀疑。我尊重自己的个人趣味，我对留神于众声喧哗的批评家比较感兴趣，并且存有天生的信任度。
是的，一个留神于众声喧哗的批评家，或者，自身就带有众声喧哗特性的批评家——而我认为，或许，吴俊就是其中的一个。作为钱谷融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青年教授和冯牧文学奖青年评论家奖的得主，吴俊在学术研究以及文学评论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也就是说，即便吴俊不是董存瑞，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已经托着炸药包，拉燃导火索，并且炸毁了好几座暗堡。首先我要说明一点，我说吴俊不是董存瑞，并不是说吴俊是个不敢亮出自己观点的评论家。恰恰相反，我认为在骨子里，吴俊是个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及自觉的批判意识的批评家。但话还要反过来说，不能据此就断言，吴俊就是个手持长矛、钢枪的文化战士。吴俊肯定不是一个战士。至少，从外表上来看。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只要一讲到上海教授这几个字，脑子里头一个飘过的形象，就是吴俊。这话既是调侃，也是赞美。吴俊是地道的上海人。我不是狭隘的地域论者，但我还是相信，纷繁的日常细节会在一个人身上产生的巨大作用。比如说，吴俊和酒。吴俊和酒的关系大致是这样的：其一，吴俊不喝酒。其二，吴俊非但自己不喝酒，还经常带着一种爱惜与怜悯的神情，看着酒席上的芸芸众生们喝得酒气熏天，然后胡说八道，然后洋相百出。其三，不喝归不喝，吴俊也在背后夸这夸那这人真能喝、那人真能喝。总的来说，处在一群醉醺醺、闹哄哄的人里面，吴俊经常就像一根准绳。一根永远清醒而洞察的准绳。有好几次，朋友们联合着劝吴俊喝酒，私底下想看看吴俊喝得稀里糊涂是什么样子。但往往不成功。吴俊的态度总是和他的学理一样严谨我不能喝。
基本上不留什么可供钻营的缝隙。不喝，给劝得不行，就来上那样一小口，然而，离自己想喝的临界点差之甚远。然而，有一次，吴俊说了这样的话，他说酒桌上我从不挑衅别人，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能喝。这是句大白话，老实话，但我听了，突然小小地一怔。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甚至还让我联想到了吴俊身上的某些品质。首先，这是个有着清醒底线的人。不能喝就是不能喝。不想把自己搞糊涂，就是坚决不把自己搞糊涂。软硬兼施，死缠烂打，统统没用。人家吴俊就是不看你的脸色。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即便世道很乱，人心很杂，但一旦你对某些东西表示了坚持，而且是诚挚的坚持，不容儿戏，无可亵渎，别人也就不得不对此表示尊重。所以说，由此及彼，我认为吴俊其实是个不太会搅浑水、捣糨糊的批评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你别看吴俊是个圈内出名的帅哥，衣服笔挺，头发溜光，走在上海滩的大马路上回头率一定不少，但吴俊的批评文字通常是老实的，有着内在的坚持和骨子。这或许与他学院化的背景有关系。但我认为，任何外在的表现其实都涉及本性。如果说，同时存在着这样两个吴俊。一个，总是那样安静地、极有风度地坐在酒桌边，老实而诚挚地告诉别人我不能喝。
另一个，则是眼睛雪亮，作着坚定的手势，提出自己犀利而尖锐的观点。这样的两个吴俊，我认为其实并不矛盾。非但不矛盾，而且在看似不和谐的外在表象中，有着一以贯之的一条线索：这个人骨子里认真，有原则，并且足够坚硬。对于批评我是外行。但我相信很多事情是可以搅和在一起认识的。我相信一个人要做成事，靠花架子肯定不行。尤其是搞批评的，手里必须要握着一张真正的底牌。不管那底牌到底是什么，他自己总得要相信这个，总得牢牢地抓住不放。这件事情可真像电影里的命若琴弦呵。骗别人先不说，批评家自己不先把自己骗倒，如何竖起精神的旗帜？如何把生命寄予在虚妄的琴弦之上？而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吴俊持有足够的信心。现在，我想谈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我已经假设说，吴俊手里确实捏着一张底牌。如果光是这样，事情也就比较简单。一个批评家，握有底牌，并且到处亮出底牌。这显得简单有效，但也没什么意思。我感兴趣的，是一个批评家，与真实而纷繁的现实，以及文本世界的复杂关系。
我们还是得回到众声喧哗。我觉得，在这方面，吴俊也是个很好的例子。我注意到，在吴俊的批评文字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学术人生中的虚弱性（吴俊把它称作虚伪性）的描述。把它们叫做多重面具、分裂人格或者复杂的人性都可以。吴俊似乎很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在关于诗人麦城的一段评述中，吴俊是这样说的：任何智慧的布局包括宗教情怀，其实都无法改变作为诗人的个人直觉。首先是那种孤寂，多疑甚至是阴郁、灰暗的内心自省。而诗人的悲剧往往在于，他的诗歌体验总是不可能支撑他的全部生活。这就像麦城总不能在他内心体验到的失败感中打发他的生活。因此，多重人格面具是必然的。我们所见到的生命状态都是世俗的常态，那是有成功的欢乐可以抵挡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失败的。诗人的内心直觉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会使自己崩溃。在这一点上理智也是很俗气的，虽然它显得很健康。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愿意承受诗人的那种失败感的。只能让天生注定摆脱不掉诗人命运的人去担当这一切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批评家的吴俊，对于那张底牌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在这里，吴俊表示出了他内心的犹疑、他的不确定性，某种悲凉和怜悯，我认为，还有一些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意味。有时候，我经常会在后面窃笑。因为我总觉得，对于自己刚才亮出的这个观点，其实吴俊在心里太清楚一些东西了。这个观点的底线，真实的，或者不太真实的意义。
等等。当然，这可能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在他表达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其实同时在表达两种东西：它的准确度，和它的毫无必要性。这或许是世故的。暂且不说，世故这个词其实存在着很多替代品，可以是狡猾，也可以是真相或者善良。因为，在这样的世代，恐怕只有傻瓜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我很诚实，或者我很不诚实这样确定的话来。当然了，我要说的第二点，或许可以傻里傻气地概括为：吴俊是个怀疑论者。但紧接着还有：这个怀疑论者，内心有着即便怀疑也无可消解的锋芒与锐利。而在这种怀疑和锋芒之间，存在无数个循环和阶梯。那么，就让吴俊在那些循环与阶梯上走着吧。以一种对于日常生活津津乐道的姿态。以一种南方人的优雅与精致的方式。古玩、茶、家具餐饮、陪女孩子逛街，吴俊无一不精。有一次，我还发现吴俊随身带着一个小包，里面有什么云南白药、跌打损伤药之类的用品。对于生活，对于生命，吴俊是热爱的，并且知道如何妥帖地安顿、保护好自己。现在是非典时期，我认为吴俊肯定是害怕非典的，要他冒着得上非典的危险，去干一件什么事情，吴俊肯定回答你我不干！从某种意义上，吴俊肯定不是勇士，他也不否认这个。但他理解并且尊重勇士，这就是吴俊的好处。有时候，我会猜想吴俊的人生底线，而有时候，吴俊的锐气和亮出自己又会让我大吃一惊。就是这样，说不清楚。如果还是一定要说的话，那我就只能说，在我看来，要让一副精致的俗骨与尖锐的精神生活融洽无碍，其实是需要极大的力量的。好了，如果这儿是俗世，那儿是彼岸，而中间是一根细而摇晃的钢索，我相信吴俊能走得很好。当然，有时也会略有晃动。但总体来说，能够保持一种漂亮的平衡。这应该说是件好事，但我还是略有些担心。像吴俊这样一个对于解构生活有着独特理解的人，努力保持现世优雅的人，会不会在这些的后面，有什么东西得到了损耗？我甚至相信，损耗是一定存在的。就像我们要抵御一种外来的力，就一定会损耗我们内在的力一样。但又能否这样说，或许，这就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现状与命运？
2003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