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严副科长押着“犯人”的皇冠轿车被宜章关卡扣住后，严自恃“戏”演得惟妙惟肖、真假莫辨，当即气势汹汹地责问道：“我们到广州提犯人的车，你们有什么权力检查？”“我们明天就得赶回武昌开公判大会，误了事你们谁敢负责？”同车的武昌县法院干部胡××在一旁唱双簧。然而此刻，我们的检查人员却一眼瞥见“犯人”嵇××的上衣口袋露出一截“良友”牌香烟——犯人可不准抽烟的呀。检查站中聪明的公安人员趋向前和颜悦色地说道：“工商局对你们的车子有怀疑，今晚上得留下审查。那么，按法律程序，你们的这个犯人要送到我县看守所暂行寄押起来。”“犯人”嵇××一听要送他去蹲大牢，立马吓得面如土色，脱口大叫道：“我不是犯人，我不是犯人……”于是露馅。
7月30日，一辆挂有H76－1642军用牌照的“丰田”面包车，由海军南海舰队后勤部某部驾驶员杨×、广州市粮食局某仓库驾驶员郭××和武汉市武昌某粮食储运站李某驾驶，从广州出发开往湖北的武昌，一路畅通无阻，却在攸县的皇图岭被工商检查人员扣住。随车没有任何证件，南海舰队后勤部某部签发的军人通行上却载明是三位军人同行。再巧妙的谎言也骗不了我们的工商检查人员。进一步调查表明：该车系湖北省武汉市粮食局武昌某粮食储运站通过广州市粮食局某仓库的经理、广州某贸易公司经理、广东省司法厅干部郝××、南海舰队驻广州办事处严××，这样多次转手从深圳购得的。原车价是13.8万元，但加上如此复杂的中间环节的费用，买主实际上已支付近二十万元，其中仅购买一套假证件就花费了12000元，另付给3个中间介绍人每人好处费8000元，雇人送车一项又向送车单位支付劳务费2000余元。
至此真相大白。
时隔一个月后，东安县的工商、公安缉私人员则演出了一幕全武打型惊心动魄的“追捕”。8月27日下午3时40分，一辆“蓝鸟”牌走私车从广西全州沿国道322线转207线进入湖南东安县管辖区，在县城火车站附近被察觉。看到令其停车受检的信号，“蓝鸟”飞速调转车头夺路而逃。缉私人员即电告全县各道口堵截，一场险象环生的追捕好戏紧锣密鼓拉开大幕：下午4时40分，“蓝鸟”北上于芦洪市受阻，调头东突竹木甸，在竹木甸又受阻；再度调头南下逃遁。下午5时20分，“蓝鸟”于井头圩铁路道口陷入重围被截获。在连人带车押解回县城刚驶入叉路口时，车上3名走私者突然发难将一随车缉私人员扭住、殴打，强行推下车去，迅即扭转车头往反方向逃窜。在驶出700余米后，走私者又一次合伙将车上最后一名缉私人员卡住脖子殴打，强行夺回被搜缴去的各种假证件，并推下车去。此时，我接应小车火速赶到，“蓝鸟”却突然改变行车路线，东突闯过永州市株山检查站，又南下重新踅入广西全州境内。晚8时许，我小车加大油门尾追至全州县城，汽油告罄，遂通过公安内线电话紧急求援各地协助拦截。晚10时10分，当“蓝鸟”左冲右突折腾了多半天之后，终于在广西百里检查站被擒获归案。笔者在观看湖南省东安县公安局、工商局联合绘制的《拦截走私车示意图》时，犹如在看一张当年诸葛孔明演练过的八卦阵图，扑朔迷离，出神入化，变幻莫测。
扣车与反扣车的“悲喜剧”演得斑驳陆离、高潮迭起，较量双方都披坚执锐，纷纷祭出最具威力的法宝。而某些人，玩起手中的权力来，就像取下别在他裤腰带上的钥匙申一样便利。
辽宁省清源县公安局交警队两辆装警灯挂公安牌照GA21－4080和GA21－4084皇冠轿车在蓝山检查站被扣住后，交警队副队长王某先是编造千里奔驰从辽宁驱车前去广州修理空调器的弥天大谎，继而对扣车人员小谢甩出6张百元大票子说：“这是小意思，把车放了算了。”最后，又自恃交警战士武功在手现场表演了一番擒拿格斗，才分出胜负自认倒霉。
中国银行湖南某支行，通过给一个体汽车配件修理服务部提供贷款的方式，由该服务部出面使用广东牌照和假证件购回一辆进口“丰田”面包车，再以租赁的名义转给银行使用。此举妙就妙在，银行利用手中掌握贷款的业务权，顺利地完成了一次权力的交易。
也有几度交手一时失利的时候。湖南澧县工商局查扣了山西省榆次市公安局的两部蓝鸟和一部皇冠后，湖南省委组织部一位离休干部嘱属下打电话给省工商局放车，省工商局也一度顶住不放：“你们组织部管人事，怎么管到汽车上来了？”但终因压力太大，最后没作任何处理，即违心地把3辆车给放了。省工商局长无可奈何地说：“实在没办法呀，4个人轮番找我，半夜三更的来电话，连觉也睡不成。”放了车他又不甘心，遂打电话通知湖北省公安县工商局：“我们湖南顶不住了，希望你们湖北再把车给扣下来。”岂知对手神通广大，竟利用公安手段截获了电话内容，当湖北公安县方面正在重演古人“守株待兔”的范本时，狡猾的“兔子”早已趁一个大雨天斜刺里绕道松滋县跑掉了。
据统计，自1988年以来，湖南省工商局等部门共查扣了各类进口小汽车417辆，属于单位购买的占85%，其中属于党、政、军机关购买的又占了22.4%，买主绝大多数没有管理控购手续。
前台戏演完了。
由此而引发的一场后台戏将更为耐人寻味。
呼唤法律守护神
中国的权力运作，很少有过这样的高效率和快节奏。
198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一版以足以令国人警醒的赫然大标题《动用警车军车邮车闯关，走私贩私倒卖进口汽车》，首次公开披露愈演愈烈的汽车走私黑幕。
高层震怒了。
10月6日，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作了批示，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作了批示。
10月7日，共和国的总理利用接见外宾的间隙，指示陪同接见的监察部负责人要抓紧严肃查处。
10月8日，北京北郊一座兵营内，监察部部长尉健行向其麾下——负责中南、西南10个省区行政监察工作的第六监察局下达了迅速行动的指示。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北郊塔院附近一幢普通民房内，借住于此的第六监察局还在举行紧急会议，局长刘法合、副局长吴振钧召集六局的处长们研究落实中央领导和部长的紧急指示。
10月9日，星期天，刘法合这位长期从事政法工作、并曾为创建中国的律师制度奔走呼号的高级监察官，在家中伏案疾书，谋划了整个查处工作的行动方案。
10月10日，上午9时，监察部6楼部长会议室，监察部、公安部、物资部、邮电部、工商管理总局、海关总署和军委纪委等中央7部委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尉健行显得有些激动，人们都还记得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国家新组建的监察部部长，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情词激烈的发言：“包括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一些负责干部，谈起党风、社会风气时都不满意，但联系起自己来就松劲了。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