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曾主张人口增殖，他振振有词地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老祖宗的这一训诫世世代代溶入中国人的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越千年而不衰。
无独有偶。1952年，代表党中央发布声音的《人民日报》，也曾堂而皇之地刊发过一篇令国人闻之丧胆的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
1958年，“六亿神州”口诛笔伐声讨马寅初的同时，报纸反复昭告人们的是：“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六亿人口不多，十亿人口也不怕”……据说，自有一个不可置疑的理论依据作为坚不可摧的后盾：“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其结果是，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马寅初老先生在微笑中度过他的百岁高寿之后，已安然仙逝。今天，留给我们国家的，是一个11亿人口的巨大的“分母”。
人口一语，英语写成population，意即“人数”。中国人绝顶聪明，显然早已悟彻其中真谛，汉语谓之曰：“人口”，一人一口。口之功能有二：一吃饭，二说话。11亿人口就有11亿张嘴，加在一起张开时约有七百亩大，要吃要喝，须臾不可或缺。吃不饱或吃不好，就要啼哭，就要骂娘，就要拍桌子拍板凳，可谓人言汹汹是也！
于是，国人的吃饭、穿衣、住房、教育、医疗、生态、人均国民收入……统统的被11亿人口这一巨大无比的“分母”一除，所得的“商”令我们狼狈、尴尬、窘迫。
于是，我们不得不异常严肃地面对和探究这一人口辐射的负效应。
1、教育——记者招待会上一次耐人寻味的算账
1989年3月24日下午3时，我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会议厅由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偕同他的助手何东昌、朱开轩副主任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是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例行的有关教育专题的新闻发布会。
恰巧在此前一天，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明白无误地指出：中国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
邓小平此言一出，国内外舆论为之震动，眼下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也就变得格外引人注目了。300多名中外记者提着各式各样的摄像机、播话器和录音机，早早赶赴会场抢占有利座位，后来者只好悻悻然地被挤靠到后排座席边上去了。
宽敞的会议厅一下变得人头攒动，招待会自始至终气氛热烈而又隐含着一丝紧张。记者们争相举手，连珠炮般提问，无外乎教育投入少、教师待遇低、学生厌学、中小学危房、学校弃教经商、第二次读书无用论风潮等等老生常谈的话题。
当今中国，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到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再到校长、教师、学生直至平头百姓、老叟妇幼，大致上都通晓了这样一个大道理：中国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中华要腾飞，经济要振兴，关键是科技和人才；人才从哪里来？来自教育发达；重视和发展教育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当今中国，却又确确实实面临着这样一种严峻得不能再严峻的现实：全国中小学尚缺校舍7500万平方米，同时现有校舍中还存有4500万平方米的危房，广大农村学校仍然在为实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的美妙理想而引颈企盼。全国现有文盲2.5亿人，每年还以200万新文盲的人潮加入这支不断壮大的队伍，其中农民文盲数占全国总文盲数的90%以上；按国家教委要求标准配齐了教学仪器设备的中小学还不足10%；教师的工资收入偏低，全国300万民办教师则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理论上反复阐述的太阳底下最令人羡慕的教师职业，其实并不令人羡慕，据粗略统计，1984年9月至1987年9月，仅三年时间全国流失的在职中小学教师和未到岗的各类师范毕业生多达三十多万人……
于是，座谈会，演讲会，时不时有君子、贤能们振聋发聩的疾呼；报纸上，刊物上，也断不了刊载关乎教育兴衰的各种宏论……国人皆忧心，忡忡复忡忡！
李铁映心中明白得很哩，今天下午他所扮演的将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招惹是非的角色。但他身为国家教委主任，他不扮演又让谁来扮演呢？
公正地说，李铁映还算是基本上稳住了阵脚。面对“问题”密雨般的袭击，他端坐台上，始终面含微笑，不卑不亢，应答裕如。他反复地不厌其详地向记者们申述的一点是：中国教育基础薄弱，教育摊子大，欠债太多，但党和政府一直是高度重视教育的，这具体表现为在国家财政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政府还是竭尽全力以保证教育逐年的投入都有所增加。接着，他报出一大串不容怀疑的数字，作为论证他理论的依据：1986年教育经费比上年增长16.4%；1987年教育经费比上年增长3.94%；1988年教育经费比上年增长15%；三年平均增长率为11.78%。此时，坐在记者席第一排中间位置上的我，越听越感到迷惘不解。虽说我国的教育经费年年有增加，但前不久我翻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统计年表时，发现的是一个令我既羞愧又痛苦的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年人均教育经费为11.2美元，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名列倒数第二。而名列倒数第一的国家竟是炮火纷飞已多年的柬埔寨。
我犹豫再犹豫，权衡再权衡，最后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嘱”地站了起来，一口气向李铁映主任提出了这个令记者们颇感兴趣。又令主持人颇感难堪的问题。
我发觉，台上的李铁映初闻略微一震，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我的问题刚提毕，只见李铁映又面带笑容地答道：“我们大家可以当场算一笔账嘛！去年整个国家教育经费的财政拨款是323亿元，加上各类社会集资101亿元，总计教育投入达424亿元。”
稍停，他又顺手拿起铅笔，在白色便笺上刷刷地计算起来：“424亿元，除以10亿多人口，人均41元4角4分，再除以3.74，折合成美金11.2元。”
大家愕然！
何东昌紧接着补充道：“我国目前有在校生2.2亿人，大家一分摊，人均不足200元，其中大学生人均2300元，中学生人均140元，小学生人均60元……”
皆因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分母”！
一方面人口在急骤增长；另一方面，物价也在急骤增长。如果我们再扣除1988年同期物价上涨指数18。2%，那么，我们实际得到的却是教育投入的负增长了……
2、住宅——曲“僧多粥少”的咏叹调
我将要前去采访的对象，是一位有所建树的新闻工作者。
他的工作令人仰慕，而且颇带几分“神秘和传奇色彩”——每日清晨，当绚丽的朝霞在东方天际涌动，一轮红日徐徐喷薄而出，大地开始了勃勃生机的一天。此刻，公园里刚刚打完一轮太极拳而款款散步的老者、脚蹬自行车穿街走巷匆匆上班去的青年、围在灶台边精心准备着一家人早餐的主妇、沏上一杯热茶刚落坐在客厅沙发上肩负重任的领导……或纷纷旋开收音机开关，或忙不迭地将耳塞塞人耳朵，都屏声静气地捕捉那飞过千山越过万水的恢宏电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例行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
他的工作，早班与晚班每四个月一轮换。如遇上早班，凌晨2点45分得起床，匆匆梳洗，随后骑着自行车穿过拥挤而又宁静的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生活区，也无暇顾盼路边沾满盈盈露珠的花草，必须在三点准时到达办公室。坐在写字台前，粗粗浏览一遍本台采访部有什么稿子、新华通讯社的发稿目录，还有首都各报的大体版面及地方报纸头天晚上电传过来的主要内容，半个小时内，他对这一万字左右的要闻有了取舍的初步判断。三点半，编辑们上班了，他和组长、编辑们一起再过滤一遍要闻，正式确定了今日节目的内容，然后交由编辑们编好，编完后再呈他审定。半小时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能容纳6000至6500字，多数在30条至40条消息之间，这是在九派连云的中国、风涛迭起的世界上，沙里淘金般筛选出来的新闻消息。他手中握着的笔犹如那开启窗门的铁栓，而亿万听众正是通过这扇窗口去纵览国内外谲波云诡的风云——他不能不寻思再寻思：有没有精华被遗漏了？他不能不斟酌又斟酌，有没有哪怕是一星点不宜播出的内容掺杂其中。尔后是将审定稿送录音室录音。尔后是将录音带送往播音室。6点30分，男女播音员优雅的声音准时涌进了共和国千千万万个窗棂——它是十亿中国人民必不可少的一顿政治早餐；
7点整，中央二台重播一遍。8点30分中央一台又复播一遍。经过如此一番紧张的忙碌，一般编辑9点多钟就可以下早班了。而他是这个节目的几位主要导演之一，总有那么多方方面面的事在牵扯，诸如每日节目播完之后的小结会，有无中央领导或普通听众打来电话指出其中内容的不适之处，等等。因而，他每日回家总早不过11点钟……
我骑车绕过天安门广场一路向西，驶过复兴门立交桥，在顶尖镶嵌着金色五角星、表现出鲜明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大楼西侧生活区里，又经七拐八弯的查询，终于如约叩开了五层楼上的一个单元房门。
这是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住着他、妻子、13岁的大男孩和11岁的小男孩四口人。室内除了几样必备的已是陈旧的家具外，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摆设：没有席梦思双人床。没有长条沙发或单人沙发、没有洗衣机、没有组合音响……不是他穷到这等地步连一件都买不起，而是没有空间，空间！15平方米的空间，已经被充分利用到了极限：两张钢丝行军床靠墙一字儿摆开，他和妻子一人睡一床，每人须各带一个男孩睡，冬日拥挤成一团还可相互取暖，夏夜热汗蒸腾难受劲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