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他的行军床的尾端三分之一部分，又演杂技般赫然用砖头垫起一张三斗桌，桌面上叠放着高及棚顶的木箱、被褥等林林总总的一应家什，他躺下睡觉时必得小心翼翼地将双腿依次伸人三斗桌下面窄小的空隙，似有在一堵危墙下过夜的感觉；一张写字台，父子三人轮番共用；一张能折叠的吃饭圆桌，吃完饭当即竖立起来以便腾出空间；一个大衣柜；一台缝纫机，缝纫机台板也是孩子们做功课的好去处；几张折叠椅，也是准备着随时可以叠放起来；一家四人同处一室时，在房内走动都得互相礼让三分；厨房四平方米，两家共用；门厅巴掌般大，也只能供两家人进出门走动；更为破旧的杂物，则毫不客气地堆放到门外的公共过道上了……
他长期上早班，近中午才回家。前几年妻子一直在京郊的一家工厂上班，路途远中午回不来。他每天头脑昏昏沉沉地回到家，又得去买菜、烧饭。吃完饭还不敢马上睡，怕孩子误了上学，将孩子打发走后，差不多两点多了。赶紧躺下睡两三个钟头，妻子回家了，有时顺口说一句“五点多了”，他一听紧张极了，闹不清眼下是白天还是黑夜，以为是凌晨五点钟，上班迟到了，睁开眼糊里糊涂就往门口闯，有时还免不了额头上碰起个大包！晚上，想再睡一会，或是想写点什么东西，可屋内两个男孩吵吵嚷嚷的；要不，关门闭户吧，外面大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隔壁房间的电视声，也还是如古都秋末春初的满城风沙一样顽强不屈的漫进来。他自有办法对付，习惯性地打开一个抽屉，里面长年存放着一团专用棉花，搓成两个死疙瘩，一边一个塞进耳朵。万一储备用完了，他还有办法，就用手纸沾上点水，软乎乎湿漉漉的，再塞进去。一般还灵，虽然以堵出了中耳炎、右耳听力明显减退为代价；
有时也不灵，塞了耳朵仍然连续几天没睡好觉，那脑壳便像孙悟空上了紧箍咒，不用上医院，自己也知道这是肾虚、肝火，抓把中药熬了吃，再咬紧牙根挺过去……
他也连累了妻子。整日里弄得神经兮兮的，害得妻子的生物钟也跟着出了毛病。
他每次上早班起床，妻子都是醒着的，不过怕他于心不安，故纹丝不动作大梦沉沉状。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妻子患了“前庭功能减退症”，老是头晕，有时还耳鸣不止，宛如身边总在走着那转着红灯的警车……一次，她在厂里上夜班，突然觉得气闷、恶心，去楼梯口儿透透风，眼一黑，一下栽倒在水泥地上了。同事们经过，一看地下一大摊血，赶忙送她去了附近的医院，头上缝了好几针。
再有一次，星期六上了夜班，回到家，便是星期天了。丈夫m年代曾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平素上班克尽职守，全副精气神力都在为每天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的广播稿件圈圈点点，根本无暇他顾，星期天了，他极想扶笔写写自己想写的文章，这就起码需要完全属于他的安安静静的一隅领地，这安静于他犹如莽莽大漠里的一抹炊烟、一泓清溪、一声羊咩一般珍贵和稀罕。而作为家庭主妇的她，自然也期待着丈夫的一篇稿子能换回几十上百元的稿费，聊以为贴补家用……于是，顾不上自己彻夜没休息，也顾不得晚上还要去厂里上夜班，她领着两个孩子上动物园了。那时她一手牵的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大儿子，另一手抱的是还只有三岁的小儿子。逛逛悠悠间，那令人心悸的警车声又似乎在耳边鸣响了，胃里有什么东西在极力想要窜出来，她又极力将它压回去，宛如胸间正在打一场各不示弱的拉锯战。为了不败孩子们的玩兴，也想着要让烟雾缭绕里的丈夫能尽量多爬几页格子，她苦苦坚持着，努力不形于色，如画的景致与如织的游人在她眼前木然而过，她却还得拼凑出几分注意力来，以随时准备回答两个未涉人世的儿子不时抛闪出的、犹如春枝上雀儿般活跃的“为什么……”。最后，实在拖不开步了，她只好可怜兮兮的央求一位游客：“同志，劳驾您帮我打个电话好吗？”她打算原地等着，让丈夫来接她和孩子们回去。那人转了片刻回来，告诉她，借大一个公园，竟没找到一部公用电话……她只有硬挺着上路了，走一段，靠一段，扶一段，停一段，好不容易上了15路公共汽车，人一挤，汽油味、汗味一冲，最后残存的一点毅力也土崩瓦解了，她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脸色惨白，手脚哆嗦，那哆嗦的手上，还紧紧抱着三岁的小儿子……
他早已评上高级职称了，主任编辑，相当于大学里的副教授；行政上的职务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他一家四口人就在这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住15年。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了一句平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不发脾气，发脾气自费唾沫。”他像在一盏青灯下面壁几十年的海灯法师，可谓修炼到家了，修炼到已没有了脾气。
他心气平和地告诉我，按照目前中央直属机关人均住房8平方米的标准计算，广播电影电视部还缺房12万平方米。他接着进一步告诉我，他们台里的一位同志，也是四口之家，今年45岁，上了二十多年的早晚班，也住着15平方米的一间；还有另一位同事，也是一间房，14平方米，大女儿快20岁了，老为房子的事向父亲发火，闹得一家人不得安宁……当然，最后他还是叹了口气：“大活人，挤就挤吧，没事；只是书多没地方放，又不能读完一本就吃进肚里一本，我现在是床底下塞满了书，阳台上堆满了书，就这样也还有一架书不得不存放在公家的仓库里，已有些许年头了，前些日子仓库通知要挪个地方，可钥匙不知塞去了哪里？唉，难哪……”他是属于绝大多数脊梁像钢柱一般默默无言地承受着超重负荷的“中国牌知识分子”！
我从他家告辞出来，走在宽阔的长安大街上，大道两旁尽是绵延不断比肩高耸的十几二十层大楼，每幢大楼都气势恢宏，每扇窗户都阳光璀璨，而我的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涩，真说不清是啥种滋味？我刚刚采访的那个发生在15平方米房间里的故事并非绝无仅有。我经常耳闻抑或目睹同学、朋友、同事们谈及某某人，因无房一年、二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结不成婚，或者结了婚直至生了孩子而男女双方仍住在各自的单身集体宿舍，要不就干脆俩人晚上住进办公室去（如果单位头头宽厚而不干预的话）。也有近似“天方夜谭”的，治安保卫人员在公园幽静的角落“抓获”有越轨行为的男女，人家却大大方方的向你亮出结婚证书来。至于中国人为分房而打破头而使出十八般招数的“黑色幽默”，更是俯拾即是的事。新近由中央电视台播映、天津女作家航鹰编撰的八集电视连续剧《乔迁》，对此已作了十分精彩生动长镜头式的艺术展示。
此刻，我也不期然地想起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窘迫：女儿降临人世，因只有一间15平方米的住宅，自然无资格雇请保姆，只好不顾千里万里之遥将年迈的老母从福建老家接来北京照管孩子。为这早已塞得满满当当的房间里突然要多出两口人和两张床来，我同爱人将室内所有的家具均按照一定比例尺寸缩小后制成纸板模型，再按同样比例规格在表示15平方米的纸面上进行着多种方案的模拟试摆；我们都充分调动了各自的聪明才智和想象能力，不约而同地羡慕起大学时代集体宿舍里能够利用立体空间的双层架子床来，但追寻北京市商场而不可得；也时不时因意见相左而爆发了无数次唇枪舌剑的口角；其最后结果，我的一张书桌实在找不到它应有的位置，只好每逢更深夜阑，邻里们已酣然进入梦乡，我便把一张可折叠的吃饭桌搬到门外空寂无人的公共过道上，再把台灯用长长的胶皮线接出门外，这样来求得属于我读书写作的一席之地。夏夜，蚊虫叮咬，则在脚边四处点燃蚊香；冬日，穿堂北风如刀刃般寒冷彻骨，则一再裹紧身上的棉大衣——我曾为此而自嘲日“走廊书斋”！
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杜工部，在他的晚年曾作脍炙人口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的名句千古传唱不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50年至1986年，我国用于城镇住宅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总额为1120多亿元，总共建成住宅面积13.22亿平方米，其中1979年至1986年8年间，全国城镇住宅基本建设投资多达751亿元，建成住宅面积8亿平方米，这无疑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路线所收获的丰硕成果。与此同时，第一次全国房屋普查结果却又表明：我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为6.36平方米，其中市的居住水平远低于县镇，全国城镇还有缺房户多达1054万户，占被调查总户数的26.5%，即说明有四分之一多的住户缺少房屋，其中无房户又有130万户，占了3.21%。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现象：前所未有的建房奇迹与前所未有的房荒并存。
纵有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未必俱欢颜。这是一曲难唱的“僧多粥少”的咏叹调。当然，也有个别手中握权的“僧”，多抢占了一碗甚至几碗的“粥”，那是另当别论。1987年8月1日，发仞于山东烟台市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之潮，就是为了遏阻某些“僧”无所顾忌地抢“粥”行为继续蔓延下去。然而，“僧多粥少”这一基本事实依然活生生存在着，纵然烟台市的住房改革方案若干年后能够在全国城镇行之有效地推而广之，它的实际社会效益也就是把有限的“粥”在众多的“僧”中间分得均匀一些罢了。
北京市的高楼大厦正由前三门、建国门、地安门等三环内地域向三环外地域快速扩展延伸，隆隆轰鸣的推土机声就是有力的证明。1989年，北京市政府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终于完成基建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其中属于可供居民住宅用的建筑占到了半数，数字不可谓不辉煌了。然而，经北京市的现有1000万居民一除，人均也就只有半平方米了。
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僧”太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