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计划生育：天下第一难
倘若我们客观、公正、冷静地回顾一下我国“计划生育”思想的酝酿、提出及至真正付诸实施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矛盾交叠的画面。
60年代初期，国家已分明感受到了人口压力的沉重负荷。这表现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郑重其事地指出我国人口发展过快；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漳则在《健康报》上撰文吁请全社会关注节育问题；1960年4月10日二届二次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第四条明文规定“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同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又正式发出指示：为了控制人口发展，“使生育从无计划走向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既定政策”。然而，就在1960年这一年，意识形态领域继1958年之后，再度掀起了大张旗鼓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高潮，并公然撤销了马老先生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大跃进”失误及自然灾害带来的大饥馑造成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这一年全国人口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是建国以来人口发展的最低谷。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提倡节制生育”的声音便变得十分微弱而可怜了。
1962年，周恩来总理内疚地承认“宣传节育抓迟了，要公开宣传节育”。周总理一直操持在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他对人口发展过快对国民经济的巨大冲击，感受得尤为深切。
1963年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对人口没有计划是个短处。”
196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机构，任命周荣鑫为主任、杨振亚为办公室主任、栗秀真负责技术指导。同年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大普查，全国人口已达6.9亿多人。
1965年，周恩来总理八次讲计划生育问题，毛泽东主席也出面讲了五次。然而，由于一再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议论“人多”早已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禁区。
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已正式提倡计划生育，但谁也不愿就人口问题去作切切实实的科学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实施办法，这样，上面的号召也始终只能是“号召”而已。这一阶段，人口出生率高达43.6%，年净增人口首次突破二千万人大关——中国的人口生育已似一列开疯了的火车，风驰电掣，全速冒进，很难紧急刹住了。
及至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忙于革“文化”的命，忙于政治权力争斗，忙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大鞑伐，经济建设早被挤到了角落里，至于计划生育更是无人问津、无人管束，完全流于无政府状态。下面将要叙述的一个故事，对这一非常时期的人口失控现象作了极生动形象的注释。
故事是近似荒诞的，却又是真实的——1966年秋末。在祖国南方一个小城的某小学里，有一位名叫阿捷的新婚青年女教师。阿捷所在的学校，也和全国一样，卷进了“史无前例”的狂潮之中，十一二岁的娃娃闹起了“革命”，除了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天天要打扫校园和厕所外，其他的老师不上课也没事干，可也不敢不来学校，于是天天自发集中起来政治学习，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这一天，大家又围坐一室讨论《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百无聊赖之中，阿捷手拿半截铅笔头，想在一张报纸上写点什么，是下意识地，可也是思维神经的惯性作用，一写“毛主席万岁”这句当时充斥于人们脑海、溶化进人们血液的口号，便跃然纸上。讨论结束后，一位晚走片刻的男教师顺手拿起留在桌上的那张报纸，独个儿悠闲自得地欣赏起这五个娟秀、飘逸的铅笔字。依然是那根紧绷着的“阶级斗争神经”像雷达扫描仪一般敏捷，男教师猛然发觉，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偏不斜，这五个神圣的字体的反面，正好印着报纸的黑体标题字“打倒刘少奇”，能说是偶然吗？伟大领袖的教导犹然在耳：“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此刻，男教师心之一角还涌起一阵酸楚，前两年自己穷追阿捷，她却连理睬也不理睬。好哇，我们本属于你死我活两个敌对营垒的人！为了表现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无产阶级义愤，男教师操起报纸便风风火火奔造反派司令部举报去了……
当年中国办这类“案件”的效率总是极高的。不出三天，阿捷便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十年。
岂料，在这个命运的大逆转时刻，她发现自己的腹中已经有了一个小生命。在人生最悲惨的黑屋子里，她看见了透过缝隙的一丝阳光，叫同监的女犯们羡慕得个贼死。根据当时我国少得可怜的几条法律，对于有孕及哺乳期的犯罪妇女，须予缓刑或监外执行。因此，阿捷的刑期也依法予以监外执行，待孩子出生后，经一年哺乳期满，再收监服刑。
小夫妻俩常常扳着指头数日子，一年的哺乳期很快就要过去了，怎么办？难道真的扔下一个一周岁、刚呀呀学语的孩子去蹲九年大狱吗？天下哪有如此狠心的母亲？可又不能再将孩子装回肚里去呀！
阿捷不是忌狱如狼，而是忌夫离子散似虎。生，接着生，只有继续当孕妇，当一个“生产专业户”！别无选择，在丈夫的有效配合下，阿捷一鼓作气地生孩子，一年一个，两年一双，一连十年，整整生下了十个孩子，像农夫一样惟恐漏掉一个播种季节……
当国人提蟹煮酒，雀跃街头，欢庆“四人帮”垮台之日，当年削肩蜂腰、亭亭玉立的阿捷，早已变成了一个骨瘦如柴、踽踽而行的小老太婆了。可十年的大刑，她也到底在家中“监外执行”完了……
一场噩梦醒来，共和国的经济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总人口却发展到了近十亿。十亿人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要上学，要就业……总之，“人口大爆炸”辐射的冲击波已经实实在在逼到了每个中国人的面前。
1977年12月26日，在广东汕头市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人的生产和物质生产“两种生产一齐抓”的理论阐述。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53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正式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7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郑重其事地报道了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消息：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作出决定，为马寅初及他的《新人口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决定指出，《新人口论》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是可行的，1958年和1960年两次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从理论到实践，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为控制人口生育而发表公开信，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尚属首次，它是党中央关于推动计划生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年，中央还发出一号文件，开始倡导“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项政策在广大城市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得以顺利实施。
至此，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少生一亿人与节资二万亿元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迅速而有效地展开，首先得益于一个群众性的全民运动。
1978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要求“县以上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精干得力的工作班子，人员列入行政编制。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指明在公社。
街道一级亦须配备计划生育干部。文件下发的当年，广东、河北、河南、天津等14个省市，计划生育办公室即单独设置，成为各级人民政府的一个专门办事机构。
1980年，协助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方略的全国性群众组织——“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迄今为止，其各级基层组织已发展到五十多万个，已接纳会员二千多万人。各地基层协会在会员中广泛开展“四带头”活动：一、带头学习。宣传计划生育方针政策；二、带头实行计划生育，发挥表率作用；三、带头联系群众，切切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四、带头勤劳致富，为计划生育工作造就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有利的舆论环境。很多基层协会还定期开展优生优育及避孕节育咨询服务活动，并积极主动协助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落实对独生子女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时及时纠正一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侵犯育龄人合法权益的各种不良现象。
1990年5月29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其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党的总书记和政府总理联袂发来贺信，对协会十年来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誉并寄厚望——在你会成立十周年之际，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以及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贡献的社会各界，表示诚挚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政府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
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它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理论为依据的。我国计划生育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提高人口素质，努力促进优生优育工作，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你们从事的工作是光荣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
面对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再接再厉，继续抓紧抓好，一刻也不能放松。计划生育协会是协助政府动员广大群众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希望你们紧密依靠群众，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把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更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支持计划生育协会和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工作。
“我们庆贺你们今天的成绩，更期待着你们为明天作出更大的努力。”
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密如蛛网的群众性组织的参与和介入，由于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持久不衰的宣传攻势，无论你随手翻阅各种报纸、杂志，或晚餐之后全家人端坐在电视机荧屏前；也无论你漫步大都会街头，或深入到荒僻的乡村农舍，你抬头看一眼琳琅满目的广告牌、标语牌或墙报栏，有关控制人口、少生优生的信息都会扑面而来。计划生育在我国已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每个家庭一项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不论你持赞同态度或持抵触情绪），并且收到日益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由60年代的5.68，降至70年代的4.01，到80年代又降至2.47；
在60年代末之前（1959年至1961年因天灾和人祸造成人口锐减特殊时期除外），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始终徘徊在30%上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一直维持在20%以上；自1978年至今，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控制在11%至14%之间。参照世界人口统计资料，人口自然生长率平均水平，全球不发达国家是》24%，亚洲地区是22%，说明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明显低于不发达国家及亚洲地区的平均水平；
自1978年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国全力推行计划生育，全国共少出生一亿多人。有专家测算，在我国抚育一个孩子，从婴儿出生到16岁，在城市需要2.13万元，在农村需要1.05万元，这少生的一亿多孩子，仅抚养费就使国家节省了二万亿元；
计划生育已肯定地令人信服地使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状况，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直接导致我国的“11亿人口日”至少迟到了5年。
十多年来，我国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而举世瞩目的，对于稳定亚洲及世界人口的增长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自1980年始，每年向我国捐赠1000万美元资助人口计划生育事业；1983年把首届联合国人口奖授予中国；1988年11月28日，国际“争取更好世界协会”在美国纽约举行隆重颁奖仪式，授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该年度的“稳定人口奖”；二十多个国家先后来华考察，纷纷赞誉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远见卓识”！
2、一场“生育率的革命”
计划生育可以称之为一场“生育率的革命”。
总和生育率（TFR）是评价计划生育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短短的十多年里，总和生育率从6左右奇迹般地下降到更替水平（2.2）以下，这在中外人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这一转变，往往都花了上百年的时间。因之，在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学术讨论会上，世界著名人口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雷。寇尔欣喜地指出，中国生育率发生了急剧变化，“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下降”。来自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六十多位人口学家、学者和研究人员，一致作出如是评价：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