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没有理由拒绝，因为彭玉堂才治好了我们家佣人刘妈的“鬼疰”病，理应感谢人家。那天也是父亲才看完梅兰芳的“玉堂春”回来，顺手便题了“玉堂春”三个大字，想的是彭玉堂不会将妓女苏三的花名挂在正堂，权当哈哈一笑罢了。孰料，彭玉堂还真就将“玉堂春”的匾挂了，并说这个匾写得巧妙，彭玉堂妙手回春，那不是“玉堂春”又是什么？更何况，他才从清雅小班里接回了一个姐儿，姐儿年龄大了，有意从良，他没花多少钱，只是给“妈妈”看好了久治不愈的“阴挺之疾”，象征性地掏了些，便将这个叫“喜春”的女子领回来了。这个时候我父亲送来了“玉堂春”，玉堂喜春，妙手回春，一个“玉堂春”把什么都涵盖了。好！
我的记忆中，彭玉堂爱穿葡萄灰杭纺大褂，行医也是以中医面目出现的，尤其是到了老年，白头发白胡子，基本就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了，大约也是因年纪大做不了手术了，知道他西医专家身份的反而不多了。我父亲说，彭玉堂曾经留学德国，专攻脑外科，在美国拿的文凭，回国后在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脑外科当主刀大夫，平日穿银灰西服，说流利外语，见了中国人也不说中国话，派头大了，那时候“协和”的大夫护士都这德行，以说外国话为摩登。北平沦陷，“协和”被日本人接管以后，彭玉堂弃职回家，穿起长衫，改操中医，并且再不说洋话。偶有知道彭玉堂外科手艺的，通过别的医院请过去做手术，费用是相当高的，的确是要以金条论价的。我们都知道，彭家向来是不缺钱的，彭玉堂是个阔大夫。
我没见过穿西装，说洋文的彭玉堂，终归是遗憾，听我们家老五说，年轻时的彭玉堂相貌堂堂，风流倜傥，追他的女人一火车也拉不完。老年的彭玉堂和我的关系最好，没人在跟前的时候，他一反拿捏劲头，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灵动，拿他的拐棍敲树上的青枣，教笼子里的八哥说脏话，拿他的手揪我的鼻子，谓之“拉骆驼”。“拉骆驼”是老北京人逗小姑娘的一种常见举动，听说慈禧在家当女孩时，到附近油盐店打醋每每要被掌柜的“拉骆驼”，拉过骆驼之后才会把东西给她。后来慈禧当了皇太后，掌了权，油盐店掌柜的吓得举家迁走，更名改姓了。彭玉堂拉我的骆驼，我并不反感，他那双手细而长，软软的，有股好闻的中药味儿。彭玉堂一边“拉骆驼”一边让我喊他“大爷”，我大声地喊，他脆脆地应，一声声，在后园子里此起彼落，彼此都很高兴。当然不是白喊，他送过我一个他的小老婆喜春绣的香包，里面的香料是他自己配的，奇香无比，我跑到哪儿就把香味带到哪儿，后来我把香包系在小狗玛丽的脖子上了，一段时间我是香气喷喷的，我们家的狗也是香气喷喷的；彭玉堂还送过我一打德国“施德楼”牌铅笔，黄杆上面烫着金字和一只抬着脑袋的小公鸡。铅笔的铅很柔韧，木质也细腻，很好使。每逢考试，我都用彭玉堂送的铅笔，所以回回考得都在班上前三名，我把这成绩归功于铅笔，换了铅笔，往往就不及格，大起大落的，让家里人匪夷所思，其实只有我明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的好坏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彭玉堂还救过我一命。
彭玉堂的小儿子彭佟麟是我的同班同学，学习极差，上二年级了还算不清左脚的脚趾头加上右手的手指头一共是几个指头，语文课上，从来读课文没连成过句子，语文老师说彭佟麟是“朽木之材，属于高衙内、薛蟠之流，没出息极了”。但是“没出息极了”的彭佟麟外语说得好，那是家传，在家里他和他爸爸是用洋文说话的，因为他的生母是个深眼窝蓝眼睛的德国人。彭佟麟长得像他爸爸，黄皮肤，细眼睛，唇红齿白，像是杨柳青年画上抱鱼的胖小子。用彭玉堂的话说，他这儿子虽是洋人产的，却是地道中华老种，一点儿没串秧儿。
我们班上同学金雨钧的父亲有耳鸣症，耳中总有京胡悠扬之声，甚至还有青衣的婉转唱腔，唱来唱去总是“两旁的刽子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一句，那是《玉堂春》里苏三的唱段，并非现今“mp3”的演奏，完全是一种病态，就是说，神经有毛病了。金雨钧托我帮忙引见彭玉堂，治疗他父亲的耳疾，我说你找彭佟麟不是更直接，何必绕一个圈呢。金雨钧说彭佟麟从来不跟女生说话，老是劲儿劲儿的。我说，他怎跟我说话呢，我也是女的。
金雨钧说，因为你们是亲戚。
我说，屁亲戚！
那天，我把金雨钧的父亲领进彭家，彭玉堂午睡才醒，正迷迷瞪瞪靠在条案前头的太师椅上发呆。我向彭玉堂介绍了金家父亲，又向同学的父亲介绍彭先生有京城四大名医称号，同学父亲想了想说，四大名医是施今墨、汪逢春、孔伯华、萧龙友，那不是谁都能请得动的，请名医诊病一回要大洋八十……
彭玉堂说施今墨善治内科杂症，汪逢春善治湿瘟病，孔伯华善治温热病，萧龙友擅长治疗虚痨病，而他拿手的是头颅疾患，动刀子是他的专长，这是几大名医都不能比的，比名医还名医，他出一回诊要两根金条。
同学父亲立刻夸赞彭先生是华佗再世，说当年华佗要刨开曹操的脑袋，曹操跟他一样，也是头痛耳鸣，苦不堪言。同学父亲再没往下说，下边的话当然也不好说了，华佗要开曹操的脑袋，曹操就把华佗的脑袋砍了，使一代名医截然而止，成了中华医学的大遗憾。
听了那次谈话，使我对彭玉堂四大名医的身份持怀疑态度了。那时候不好印证，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彭玉堂确不属于四大名医范畴。
我对苏三在耳朵边的演唱没兴趣，欣赏了一会儿挂在北边墙上我父亲写的《玉堂春》，便溜到后头找彭佟麟玩去了。
彭家的院子很大很深，大树多，假山多，满地树影，满路青苔，曲径通幽，幽得让人迷糊，鬼打墙般地转不出来。彭玉堂从国外回来，只花了八百大洋就买了这院房产，便宜得如同白捡。有人说，这宅子是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宣统二年春天，宅子的原主人一家十一口，早晨起来都没了脑袋，这个案子一直没破。凶手一天不捉拿归案，死者的灵魂便一天不安，传说，大白天常见有满身血污的人在院子里活动，晚上便把脑袋提在手里当灯，这屋进，那屋出……
彭玉堂不怕鬼，他说他和那些死鬼无冤无仇，又不是他杀的，他们犯不着跟他过不去。再说了，经他的手术刀刨开的脑袋死的活的也不计其数了，他难道还在乎谁没有脑袋！彭玉堂到我们家来，我希望他能讲讲他们家的那些鬼，可是彭玉堂一回也没讲过，有一回我问彭佟麟，他们家是不是有没脑袋的人，彭佟麟说，人没了脑袋不能走路，连站也站不起来了。
这天，我在彭家院子里七转八转，没找着彭佟麟的住处却来到了北墙根，北墙上长满了爬山虎，绿油油的一片，墙根朝西立着一个半身石头雕像。我猜这可能是彭佟麟那位死去的洋妈，据说是因为彭玉堂娶了妓女喜春，德国籍的原配不能理解，忧郁而亡。外国人都喜欢在坟头上立塑像，彭佟麟的妈是外国人，自然也得立一个像。我很想看看彭佟麟的妈是什么模样，便跑到像跟前仔细看。真可怕啊，雕像弯曲的卷发上爬满了长虫，有的长虫还探出半个身子，张牙舞爪的，让人看着恶心。抬起头再往脸上瞅，这一来，刚好和彭佟麟的妈对了个正着，吓得我汗毛也竖起来了。
一张恐怖的脸让我永生难忘！
石头像的嘴死鱼一样微微地张着，高耸的鼻子刀锋般直立着，彭佟麟的妈脸上表情忧郁，充满仇恨，最可怕的是眼睛，没有眼珠，是两个白球……
我扭头就走，再不敢回头，想的是那双白眼珠的目光一定追随着我，这简直比没有脑袋的人还恐怖。那目光，可以穿透，可以折射，它无坚不摧，锲而不舍地跟着我，让我无处逃遁。快跑，使劲跑，逃命一般，我绕过山石，奔过石头桥，才收住脚步。远远地我望见彭佟麟在月亮门的墙上练习拿大顶，彭佟麟头朝下脚朝上靠在墙上，招呼我过去，我过去了，他并没有翻下来的意思，嘴朝旁边歪了歪，示意我在他的旁边也折上墙去。我没心思跟他玩倒立，我的两条腿还在哆嗦，身上冒着虚汗，连小褂都湿了。我就近找了个台阶坐了半天，心情稍稍好了些，看见彭佟麟还在墙上挂着，两条胳膊分明已经吃不住劲了，我说，你下来吧，老这么拿大顶也没什么意思。
彭佟麟哇地一声哭了，他说他已经试过几次，下不来了。我才知道，彭佟麟跟墙贴得太近，把整个身子都贴墙上去了，要下墙，必须有距离，除非演杂技的，否则谁也没本事把自己对折360度。彭佟麟让我提着他的脚往外挪，我哪儿有那力气，想的是这座宅子怪，发生的事也怪，我的同学们都爱玩倒立，谁也没玩出彭佟麟这花样来。最后，彭佟麟总算下来了，是从右边歪下来的，其结果是右肩脱臼，右胳膊比左胳膊长出一截子，动不了了。彭佟麟托着胳膊，哭着到前头找他爸爸彭玉堂去了，这小毛病对名医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我一点儿不替他担心。
我跟在彭佟麟的后头往外走，临出园门，没忘了回头再看一眼，院内日影斑驳，山石狰狞，一抹斜阳照在东边小楼上，老旧的绿漆窗户后头，隐隐露出一张惨白的脸，那张脸正定定地看着我，想必那就是彭玉堂的小妾喜春了。
打了一个冷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前头，彭玉堂的诊病已经到了尾声，他说金雨钧父亲是显官，是于飞觞传茗、曼舞轻歌的应酬中作下病了，与一般虚症耳鸣不同，金雨钧父亲是实症，膏粱厚味引起风阳上攻，经脉不利，髓海不足，得用“四物汤”，当归、川芎、白芍、地黄补血凉心，还要淡情绪，远女色，静心调养一番才行。说得同学父亲一阵阵脸红，点头称是，连声称赞：不愧一代名医！
没几服药，耳鸣的病人好了，那苏三再不唱“两旁的刽子手，吓得我心颤胆又寒”了。问题是让人心胆寒的刽子手上我这儿来了，先是发热，再是白日见鬼说胡话，总是见两个无头刽子手携一女子头颅，那头颅颜色死白，眼珠子是两个突出白球，一脑袋长虫蠢蠢蠕动，微张的嘴向我淡淡一笑，害得我迷迷糊糊，只把自己当作了大堂上的罪犯玉堂春。父亲从同济医院请来了大夫，诊断结果是急性脑炎，往我的血管里打了不少凉水，屁事不顶，那两个白眼球照旧在眼前晃。又从胡同口达仁堂药铺请来坐堂中医，中医号脉看舌苔，说我是外感风寒，内伤饮食，喝了不少焦三仙类的苦汤子，刽子手们还是没走，我还是罪衣罪裙地在堂上趴着。连续的40度高烧，烧得我眼睛也睁不开了，连自己也对生命失去了信心。有一刻稍稍清醒，便让守在旁边的母亲给我缝制玉堂春穿的红衣红裙。母亲想的是我大概要“上路”了，冲出门去扶着廊柱子痛哭不止。佣人刘妈说我是从彭家回来起病的，满嘴的“玉堂春”，一定是在那儿撞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她让我舅舅从朝阳门外东狱庙老道那儿请了一道符送过来，贴在我的床头上。老道的符非但不管用，反而变本加厉，我又添了抽风的本事，抽起来俩眼使劲往上翻，眼见着没有了黑眼珠，眼眶里全剩了白的，吓得我妈一边往后闪一边说，天哪，这还是我闺女吗？整个一个死鬼呀！
我想，我当时的模样一定和彭家花园里的石头雕像很接近。
还是刘妈见多识广，她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丫儿这病，怕还得“玉堂春”出面。就请来了彭玉堂，据说彭玉堂进屋一看见我那德行就笑了，拍着我的脑门说，还变狗儿哪？适当变变就得了！
老北京管小婴儿害病发烧叫“变狗儿”，意思是害一次病小孩就长大一截子，小孩不停变狗儿，才能不停长大。刘妈直言对彭玉堂说我是上彭家撞剋了鬼，魂让鬼拿住了，没有彭家人拿金条，让叶家孩子受罪的道理，彭玉堂要是不把我救回来，她跟彭家没完。
彭玉堂没理会刘妈的抱怨，展开白布小包，从里头摸出几根银针来，在我的身上扎了，又取来艾卷灸烤。我父亲下班回来，问及病情，彭玉堂说，此病叫“离魂”，小格格年幼，神气不足，妄见妄言，既非脑膜炎也非外感风寒，更非真有祟物，乃心脾气血虚弱，神气不宁，惊悸多魇，邪气侵肝。肝乃藏魂之所，肝虚则魂无所归，本着养肝安神，益智补虚的原则，针灸手少阴，足阳明即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彭玉堂走的时候给我开了一服药，主药是茯苓，配以龙齿、参须、辰砂辅佐，让家里人直接到南庆仁堂去抓，说别处的药他不敢保险。南庆仁堂是京城大药铺，总店在东珠市口往南路东，五间大门面，门脸讲究，夏天门口挂着木夹板的细竹帘，春秋挂着木夹板的蓝大布，冬天是黑绒云头，纳寿字回纹的棉帘子。我们家人说，彭玉堂有南庆仁堂的干股，所以他开的方子都得上南庆仁堂抓。
就这么着，彭玉堂毫不费劲儿地把我从死神那儿拽回来了。第二日早晨我喝了一碗粥，下午吃了一碗汤面，到第三天就开始吃肉包子了。彭佟麟来看我，他的胳膊已经一点儿事没有了，听说上午还在学校推了铅球。我对他说，你们家园子里你妈的石头像不好看，忒恶了。
彭佟麟说，那个石像不是他妈，是蛇发女妖美杜莎，是他母亲生前托人仿制的名人名作。
我说，我还以为那是你妈呢！
长大以后，对美术有兴趣，我在各处看了不少意大利雕塑，那些人物，无论是神还是人，眼睛的处理都是两个白球。
五十年代中期，彭佟麟转学走了，彭家走时也没打招呼，有人说是回山西老家了，有人说是进了中南海，当了国家领导人的私人医生，他们家那座空旷硕大的宅院被某机关占用，出出进进都是穿制服的人。那个满脑袋是长虫的美杜莎也不知如何处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