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鹿为马是不科学的，它是一种欺骗，但是双方心照不宣的名实不符，把白的说成黑的，很可能变成幽默
如果你到一个朋友家参加聚会，你发现你的朋友的夫人越来越胖了，如果你说：“啊，近来你越来越胖了。”这不会有什么幽默感，如果你说“你近来发福了。”这就好一些。因为发福是一个很古老的褒义词，代表着过去的价值观念，一般与发财、营养良好、心意满足联系在一起，所谓心宽体胖，而体胖，在旧时代并没有今天这样与突发的心脏病、中风联系在一起的贬义，用过去的褒义词表达当代的贬义就有点儿幽默了。如果这位夫人与你很熟悉而且互相间经常用戏谑表示友好，那么你还可以放开一点儿，开更带冒险性的玩笑，例如：“你越来越有膘了。”“膘”本来是限于描述动物，尤其是家畜的肥胖结实的。这自然就有点儿戏谑性的幽默感了，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太雅，你可以改一种说法：“啊，你怎么越来越苗条了。”这就可能更幽默一点儿，她可能怪嗔地笑起来。
“你越来越胖了”是一句很实事求是的话，不产生任何幽默效果，而“你越来越苗条了”，明明不符合事实，却有很强的幽默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幽默感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认识，而是一种情感的交流，情感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情感与科学的理性是矛盾的，科学的生命在于实事求是，而情感则不然，实事求是必然消灭情感。幽默的生命常常在名实不符的判断中产生。指鹿为马是不科学的，但是如果不是有意欺骗，双方心照不宣地名实不符，则可能产生幽默。在大家明知你开玩笑的时候，把白的说成白的，不如把白的说成黑的。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期间，许广平因学生运动受挫而伤心地哭泣起来。眼泪鼻涕齐流，鲁迅不说涕泪滂沱，而说她脸上有“四条”，眼泪和鼻涕的数量，恰与北京的一个地名“四条”暗合，就有了笑的因子。
双方之所以能心照不宣，原因是语言表层含义的不同，从字面上听，你是指鹿为马，从深层意思上说你传达了另外一层意思，这层意思虽不明言，但已了然于心，而其了然的程度比明白讲出来更深，通常所说的指桑骂槐就有这种功能。《红楼梦》中林黛玉看到贾宝玉在薛姨妈家喝冷酒，薛姨妈劝，他不听；薛宝钗劝说：“冷酒喝下去写字手打战”，宝玉就听了。正在这时雪雁替他拿了手炉来暖手，林黛玉问：“谁告诉你拿来的。”雪雁说：“紫鹃。”林黛玉就指桑骂槐地说：“我告诉你多少遍你都不听，她一说你就听了。”这里的“她”，字面上是指紫鹃，实际上是指宝钗。自然，林黛玉这里如无醋意，幽默感会更强。通常人们之所以幽默不起来，就是由于太不敢名实不符了，人一生下来，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基本上都是科学的理性的教育，都以主观服从客观，实事求是的理性为主，从来没有一门课教学生如何名实不符以发展幽默感，其实不论什么人，本来都有一点儿不实事求是的主观调皮倾向，只是在长期的科学训练中，宝贵的狡猾之情逐渐被荡涤无遗。
笔者曾经观察许多小孩子，在七八岁到十一二岁之间，处于主观意向与客观规范的矛盾之中，如果这种矛盾是名实如一表达出来的，则他们可能受到斥骂或惩罚，如果这种矛盾用名实不符的方法表达出来，则效果大不相同，这就是调皮的孩子往往可爱的缘故。
笔者的女儿在十岁的时候一次脚上擦破了很大一块，皮肉都露了出来，血流不止，以致需要作外科缝合。一进入手术室她就怕了，反复哀求医生不要用针缝。在缝合过程中，她大哭大叫，哀哀欲绝，恳求医生赶快结束手术，引得一些邻居妇女的同情和感叹。手术以后她母亲背她回家，一位邻居故意问她：“你刚才在干什么？”女儿回答：“我刚才在唱歌！”
引得在场的人都一齐笑起来。
还有一次，在更早几年，她还在幼儿园。晚上她母亲接她归来。她忽然要求走一条通常不走的小道。她母亲依从了她。到了那里才发现原来在转弯角上有一个炸油糕的摊子，她母亲心里明白，但故作不知，待到快要走过那油炸糕的摊子时，她见母亲仍然毫无反应，便说：“妈妈，我不吃油炸糕是好孩子吗？”自然引得她母亲微笑起来，并且给买了油炸糕。
所有这些故事的趣味都在于明明是这样，偏偏说成那样。双方又都心照不宣。二者一对照，反差就形成了，谐趣就产生了。
叔本华说：“笑不过是人们突然发现在他所联想到的实际事物与某一概念之间缺乏一致的现象。”这个定义很有名，被许多理论家引用，也遭到许多批评。原因是它不完全。观念与实际之间不一致，并不一定会使人笑。最明显的是一切认识上的错误和欺骗都不可笑。把鱼目当作珍珠出售，以赚取暴利；把鹿说成马以欺骗昏庸的皇帝，并钳制众口，从冤假错案到伪科学都只有悲剧性而无喜剧性。喜剧性产生于双方都怀着正确认识而故意在口头上作违背真实的表达，口头与心灵的错位的表达比口头与心头一致的表述有更多的意外之意、意外之情。
这种方法可以用之于亲属之间日常调笑，也可以在非常亲密的人际关系中互相戏谑。如果有一个朋友明明不会做菜，可偏偏爱吹，如果在一次聚会上你吃到一个大家都称赞的菜，你就可以说这个菜肯定是他做的。如果他也做了一个菜，大家都说不好，你可以说这个菜是一个很会做菜的人做的，由于大家心中都有底，则必然产生共享谐趣的欢乐。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其真正意味有相当强的弹性。因而即使在比较严肃的关系中，包括比较严峻的政治问题上也可使用。
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死了，唐太宗很想念她，就在宫中搭起了一座很高的楼台，暇时便登台眺望她的陵墓，以表达他对这位助他定天下处理国务及君臣关系的贤淑皇后的哀思。一天他邀请他的宰相魏徵一起上楼去眺望，他问魏徵看到皇后的陵墓没有。魏徵说：“我老眼昏花了，没法看到皇后的陵墓，只看到乾陵（太宗父亲唐高祖的陵墓）。”这以后，唐太宗就把这座楼台拆了。
魏徵明明看到了，故意说看不到，意思是批评唐太宗不该只想念自己的老婆，更应该思念建立唐王朝的父亲，所有这一切都只能是心照不宣的，心照不宣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安全，避免冒犯皇帝；二个是以此反衬出口头表述的不符合实际，以构成谐趣。
早在古罗马时期就产生过语言违背事实的笑话。一天，在元老院的会议上，古罗马的军将将领吕居留斯受到指控，有人说他在属于国家的土地上放牧羊群。一位名叫阿毕尤斯的幽默家一本正经地大叫起来：
“吕居留斯的羊群在他自己家里。国家土地上的是一群自由的绵羊，它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觅食，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由于明显地背离事实，一本正经的发言立即变成了幽默。
这种指鹿为马的幽默，可能以科学定义的形式出现。例如植物学的定义是：它是这样一种艺术，即将植物夹在吸水纸中，使其失水变干，然后再用拉丁文辱骂一通。这里定义形式的庄重与定义内容的荒谬显得格外不和谐而引起谐趣。
在下定义的庄重形式中装进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这种方法最易套用，只要把通常人所共知的共同认识去在一边就成。例如大学生就是个子很大的学生，家长就是专做家务的长官，妻子就是丈夫的影子，教授的特点就是越教越瘦，恋爱的首要条件就是一双厚底的鞋（以便来来回回地轧马路）。
由于这种方法需要双方对真相的心照不宣，有时有一方并不了解真相，这时就得结合其他方法把真相加以暗示，才能产生效果。
有人在一群人中间，被身上的虱子咬得很痒，用手摸得一个虱子，暗暗丢在地上，装着没事的样子说：“我还以为是个虱子呢！”另一个看穿了他，便走过去把虱子找出来，拿到大家看得见的地方，然后说：“我还以为不是个虱子呢！”
这个人用巧妙含蓄的假痴假呆的方法把真相告诉大家，大家才发觉丢虱子的人在玩指鹿为马的把戏。
使指鹿为马带上喜剧性的条件是双方都看到了语言与事实的背离，口头与心头的背离，观念与实际的背离，而这种背离是有意的，而不是无意的。
有时这种距离并不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出来，也可以动作或者无声的身体的语、手势的语表达出来。在电视屏幕上受到欢迎的喜剧小品起码有一半是靠动作夸张与实际的必要性拉开距离取得效果的。在一次春节晚会上，一个喜剧演员表演吃鸡，鸡咬不动，逼得这位表演家把鸡腿一头压在桌腿下，用牙齿咬住另一头，用尽全身力气走向舞台后边拉去，其结果还是被弹了回来。外国马戏团的小丑常常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费尽心机，例如挖掉了一座大山，只是为了寻找一只田鼠。夸张的动作与实际目的的矛盾达到显然荒谬的程度，就会产生滑稽的效果。
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说过一段话：“我们为什么对小丑的表演感到好笑？因为他们的举止过分，与实际目的不相符，我们笑的就是这些夸张的举止。”
动作的幽默并不限于舞台表演，在人际交往中也同样有用。只要让动作与实际目的拉开距离就可以了。例如，你拿着一把板斧去给你的朋友修理电视机，挥动拳头对你的夫人表达爱情，当你的老师走进教室时，你作出害怕老虎的样子，收到你不爱参加的会议通知时装作兴奋得昏倒的样子，或者为了表示对某一本书籍的热爱抱起它跳华尔兹等等。这类动作的门类甚多，亦甚易为，违背目的，超过实际必要也可，把适用此一事物的动作用于另一事物也可，总之，以不适当不协调不对头者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