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情节的要求
“情节——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之一……情节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品的形式的要素，来反映现实的运动、反映社会、某一集体、某些性格的发展趋势……要想在文学作品中充分深刻地描写对像，没有情节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和它的一切现像，都是处在不断的运动中和发展中的，而这种发展的趋向和它的强度，也就是衡量该现像及其对现实的意义的主要尺度。”（索斯金：《谈短篇小说题材的运用》）既然情节是作品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作品形式的要素”，这就给情节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作品的情节应该达到哪些要求呢？
一、真实性
真实性是文学作品最起码的要求。作为小说基本要素的情节，更不能背离这一基本要求。没有真实性，就没有真正的艺术。近年来，传记体小说、记实小说之所以如此受到空前的欢迎，首要的条件就是得力于它的真实性。这是因为，实在发生的事件，作家动笔写来，对情节和大量细节更容易写得真实。另一方面，人们对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常常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作家将真实事件、人物，进行一番酝酿思考，经过一个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典型化过程，就更能增强事件的真实性和吸引力量。小说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雨果的短篇小说《克洛德.洛》就是一篇以真实事件为基础的小说。主人公克洛德是一个穷工人，因生活所迫偷了几块面包，便被捉进监狱罚苦役。他对种种虐待，凌辱，忍无可忍，忿而杀死了监狱里的工场场长，以致被判死刑。小说对主人公的不幸命运以及性格、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真实可信。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一生》的女主人公约娜，就是以他的母亲洛尔为原型。早在蜜月旅行期间，洛尔就发现丈夫是个好色之徒。他通奸、嫖妓，与使女鬼混，荒唐至极，据说还生了个私生子。以致夫妻反目，终生痛苦。洛尔还和约娜一样，有一个不肖儿子。难怪作品写得那样真实感人。
我们说，写真人真事容易征服读者，并不是说，所有真人真事都能写成好作品，更不是说，写真人真事不能成为杰作。因为，真人真事不一定都是美的，有表现价值的，当中还有个作家的造诣问题。众多的事实证明，许多小说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都是虚构的，但作者却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杰作。塞万提斯说：“虚构愈切近真实愈妙，情节愈逼真、愈有可能性，就愈能使读者喜欢。”（《堂.吉诃德》）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这样。现实生活中并没有“骆驼祥子”其人。作家是怎样写出这样一部成功的作品呢？作者说：“关于洋车夫的生活，我很熟悉，因为我小时候很穷，接触过不少车夫，知道过不少车夫的故事，但那时我并没有写《骆驼祥子》的意图。有一天，一个朋友和我聊天，说有一个车夫，买了三次车，以至堕落而悲惨地死去。这给了我不少启发，使我联想起我见到的车夫。于是，我决定写旧社会里一个车夫的命运和遭遇，把事情打乱，根据人物发展的需要来写，写成了《骆驼祥子》这一个作品。”老舍先生的成功经验证明，虚构可以写出生动感人的杰作。但虚构并不是天马行空、闭门造车，而是几十年的观察积累，一旦有所触发，灵感忽至，调动起丰富的生活储藏。“把事情打乱，根据人物发展的需要来写”，也就是通过艺术的集中概括，把事件拆散、拼凑、重新加工，便会写出天衣无缝的、真实可信的传世佳作。
小说的情节还有第三种情况，即既不是过去或现在所真实发生的事，也不是虚构出的、在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而是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这样的作品，仍然会使人们感到很真实。这是为什么呢？诸葛亮登上南屏山的祭坛，仗剑作法，便“借来”浩荡的东风，劲吹着火船，把曹操大营少了个一干二净；神行太保戴宗双腿绑上“纸马”，便像腾云驾雾一般，日行七百里；蒲松龄笔下许许多多的鬼魂、狐仙、花妖、树精；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笔下的萨姆沙，异化成了一只大甲虫，却仍然使我们感到可信，甚至可亲。原因是作者虽然极度的夸张和变异，但仍源于生活真实的缘故。诸葛亮“习天书玄妙法”，预测到东风将降，“祭坛借风”，无非是故弄玄虚；戴宗无非是一位捷足的长跑健将；鬼狐花精无非是真人的变形；那大甲虫，则正是资本主义将人扭曲、异化成虫豸的形像写照。不论夸张也罢，变形也罢，倘使脱离生活真实，完全失去生活的影子，那就成了白日说鬼，痴人说梦，无人相信。许多荒诞故事之所以很快被读者遗忘，正是缺乏起码的真实性的缘故。
二、典型性
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要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就对情节提出了典型化的要求。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作品中，一定的情节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情节应该体现时代的风貌。过去年代发生的事情，在今天就不一定再存在，如果仍然存在，则说明今天的时代，仍留有旧时代的残余。这便是情节的时代性。它可以反映某一特定时代及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代表一定范围内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但是，不论情节的时代性要求，还是代表性要求，都要服从于典型化的要求，不能为情节而情节。情节只能围绕着人物这根“轴承”转动。茅盾说：“如果将‘人物’作为本位，先有了怎样的一个性格在胸中，则作品的动作（故事）就有了一个中心——即皆为描写此特定‘人物’而设，凡是不足以刻画此‘人物’性格的动作都在不必要之列。于是故事的剪裁就不是怎样难的问题了。”（《创作的准备》）
果戈里提炼构思出购买“死魂灵”这样惊人的“故事”，正是源于乞乞科夫这个精明、强干、圆滑、无耻，一心想发横财的可鄙人物的丑恶灵魂。而通过“死魂灵”买卖这一故事，揭示了农奴的不幸，地主阶级的贪婪腐败，官场的黑暗及农奴制的日趋瓦解。托尔斯泰构思出安娜观看赛马时，渥伦斯基坠马的情节，既表现了当时酒醉饭饱的贵族阶级的“雅趣”，有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安娜坠入情网后的精神境界。试想，不是面对情人坠马后可能出现的受伤甚至死亡的危险，安娜何至在丈夫面前那样失态！而正是她的“失态”，才引起丈夫的怀疑，导致她与渥伦斯基关系的暴露，成为以后情节发展转化的契机。也正是情人坠马这一典型情节，使安娜同渥伦斯基的感情公开化了，并使她跟丈夫的矛盾冲突表面化了。人物的命运由此滑入了新的轨道。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左拉在长篇小说《娜娜》中，也写了类似的赛马场面，但这次赛马，并不是情节发展前后环节之间的必然，而是一个游离的部分。因此，左拉那无微不至地观察与描摹，不唯对揭示生活、刻画人物无直接补益，反而成了“一个精雕细琢的赘疣”。（卢卡契语）
契诃夫短篇小说《新娘》的初稿，写主人公参加了革命。朋友们看后认为不真实。作者仔细考虑后，也感到那样描写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便改为对美好生活的朦胧憧憬。这种改动，正是对情节典型性要求的服从。
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的主人公刘毛妹，是十年浩劫中成长起来的女孩子。他和其他青年一样有过苦闷和迷惘，对待事物常常表现得冷淡、悲观和偏激，不但对入党持消极态度，而且出言不恭。这个对党缺乏正确认识的情节，表现在她身上是很典型的。但在改编成广播小说时，编者把这一情节改成了她有着强烈的入党要求，只是因为“不愿挂在嘴边”，才没有写入党申请。这一“净化处理”，背离了人物的性格，损害了人物。使主人公“变得惨白惨白的了”。（徐怀中语）
可见，典型化的情节对塑造典型化的人物是多么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典型化的情节，必然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核心，即反映人们的阶级性和阶层性。除此之外，便无典型可言。这种论点，不仅不实际，也极为有害。文学史上的典型人物，典型情节，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标签所能囊括的。
三、生动性
人们读小说，一旦入了迷，可以通宵达旦，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作品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作品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节的生动性。构成生动情节的手法很多，有巧合、误会、曲折、惊险、离奇等。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1、巧合。
古人说：“无巧不成书”，巧合是小说创作的一条重要经验。一部精彩的小说或戏剧，“总是依靠人物的独特命运，使人物性格鲜明起来，总是依靠事物发展的偶然机会，使性格与性格间的冲突激化起来的。古往今来，剧作家所留心的，所追寻的，永远是那显露着生活真理的个别事物，永远是那使不同性格撞击出火花来的偶然际遇。”（胡可：《情节、结构》）这里说的“偶然际遇，”就是巧合。巧合有两种：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发生的巧合，和在一定条件下偶然发生的巧合。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巧合性越小；反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小，则巧合性越大。偶然性越强，越能收到出人意料的强烈艺术效果。小说家“有不受理性束缚的神圣权力”。（爱丽丝.默克多）“小说必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事件发生的偶然性。”（雷班）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海港》，就是一个典型的巧合例子。顺风圣母号青年水手杜克洛，在泊船马赛港时，跟十个同伴到咖啡馆里寻欢作乐。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满意的姑娘”。杜克洛得到的是个很年轻的姑娘。两人“狂欢”之后，姑娘向他打听他们的轮船，并打听到他的名字。在他发誓不向外人提及此事时，姑娘才告诉他，她是“杜克洛的妹妹”。原来，三年半前，他离家之后，父亲、母亲、哥哥都在一个月里患伤寒死了，只撇下年轻的妹妹弗朗索斯。她拍卖了家具抵债，自己出去佣工，不幸被雇主奸污。后来到了一个会计师家佣工，又被会计师拐卖。她流浪到马赛，沦落成“女招待”——事实上是妓女。兄妹相认了，哥哥哭倒在地，妹妹也痛哭不止……这个兄妹痛心巧逢的情节，展现了不幸人民的悲惨遭遇。这里，巧合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悲剧力量，也增强了对罪恶社会制度的控诉力量。试想，如果不是兄妹的邂逅相遇，并发生了兄妹间不该发生的事，而是妹妹从水手那里间接知道哥哥的下落，哥哥也是从水手那里间接得知妹妹的遭遇，作品绝没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量。“犯罪”的年轻人是无辜的，罪恶在吃人的社会！
2、误会
误会也是造成小说意外效果的重要手段。在生活中，人们对客观事物或人物不可避免会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原因千变万化，但认识的不足和错误，是形成误会的生活基础。生活中也就充满了误会。在小说中，我们也可随手举出许多例子。
诸葛亮摆“空城计”，为什么能够获得完全成功？无非是误会帮了忙。因为，在司马懿的心目中，诸葛亮用兵“平生谨慎，必不弄险”，这一错误判断，使得深谋远虑的老帅，面对一座空城，竟下令“速速退兵”。黛玉误认为宝玉和宝钗结婚是宝玉负心，临死前，痛苦地呼喊“宝玉，宝玉你好……”琼玛误认为牛虻叛卖了地下爱国组织，不但断然与他决裂，还痛打了他一记耳光，致使亚瑟流落海外；琼玛误认为亚瑟已死，便跟波拉结了婚。玛蒂尔特为了赔项链，辛苦十年还清了债务，才知丢的是一条假货。切尔维亚科夫把将军因他唠叨的厌烦，误认为是因他失礼、将唾沫星子溅到脖子上的忿怒。想到得罪了一个将军是不得了的事，终于惊吓而死等等，都是运用了误会的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