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具有不可超越性。《城市麻雀》的叙事集中于表达这样的思想：人的生存境遇是不可超越的，人只能在它所存在的世界里去指认空洞的属人的存在。小说叙事在祖孙三代人中展开，这是极其卑贱的底层生活。瘫痪的爷爷丁怀出无止境的咒骂，使困窘的鳏夫丁禾陷入无穷的烦恼，当然也把叙述人我（丁果）这个实习医生搞得心烦意乱。生活对于爷爷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人在四十多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运动中被揪出来，从此可以想见他在当代中国政治历史中的全部境遇。这个人的生活走到了尽头，但总算有一个儿子在他瘫痪的年月里给予关照。熊正良显然不是单纯地在展示一些苦难兮兮的生活事相，而是力图去发掘处在困境中的人们的特殊关系，人是如何被环境支配而又随遇而安，不得不接受现状的悲哀处境。环境具有不可超越性，环境对人的决定是如此可怕，甚至于亲人处在如此境遇中也不得不相互仇税。在丁怀田和丁禾之间，不存在传统友善的父子关系，丁怀田这个被历史否定的人物，现在突然在丁禾四十多岁的时候霞现在他生话哩，然而，丁禾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他仅仅因为命定的父子关系而承担义务。生活于如此境遇中的人们是谈不上什么爱心之类的奢侈的道德责任的，但人总是要完成生存义务，丁禾接受了牛活的一切事实，甚至丁禾的老婆也接受了。这并不是说熊正良只是简单的悲观论者。熊正良的叙事没有任何正面的肯定性的评价和颂扬，但他恰恰是以人对生活事实的接受，来硅示牛存的坚韧与悲哀。不是因为人选择了生存而变得伟大，而是凶为人无从选择，无从选择的生命才显出它的内在性。人的生存因为悲哀，才显出坚韧；正因为峰韧，卫显出悲哀。熊正良恰恰是通过把生活压制在极为绝望的境地来显示出小人物牛活的勇气，这尤其是对萨特式的存在主义的颠倒。
小说叙事当然不可能是在诠释某种哲学理念，熊正良的反存在主义式的美学意味，在人物对命运的无望的反抗中，透示出“后悲剧”式的情调。写小人物生活的艰辛，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主题，90年代初盛行一时的“新写实”小说就热衷于此道。刘震云关注小人物在权力网络中自我分裂的可笑处境；池莉在表现普通人的生活烦恼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表达他们的快乐与幸福；方方则是冷静而实在地表现那些粗鄙困苦的生活。显然，熊正良走得更远。他去除了生活的希望和廉价的幸福承诺，他把坐活压制在无望的境地，在这个极端的境地来观看人所作的徒劳反抗。由于熊正良的叙事给定了这些人的存在前提，使得这些人的反抗显得极其英勇而又徒劳，并且充满了悲剧与喜剧相混合的意味。这篇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小说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我”丁果，不如说是丁禾，对丁禾的生存境遇的书写应该说是相当出色。丁禾窝囊的生涯由于瘫痪老父的降临而变得更加灰暗，但他承受了这一切。这个人本质善良，他的无能与卑贱不过是他的历史给定的存在，作为一个贪污犯的儿子，他不可能有更好的下场。熊正良并不是悲天悯人地对生活加以控诉，他并没有去表现生活的历史形成，去揭露牛活的不合理性，、没有，这一切都是已经存在的，也将存在下去丁禾接受了一切，他和妻子给臭气烘烘的父亲擦身，为了买一台洗衣机，他们节衣缩食。丁禾发现父亲破箱千里的存折，直到丁果的母亲身患不治之症，他才拿走存折。，他熬了王八汤端给不久于人世的妻子，这个人做着人所能做的一切，他承受了灾难。生活的不幸不断加到这个人的头上，他还在肓目地生活，被命运拖着走，这就是他的悲壮存在。
如果说熊正良是现实主义式地所谓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在困苦生活中表现人性的美与善，虽然其志可嘉，但在叙事上未必有多少特殊之处。熊正良叙事上的显著特色在于，在人物与命运的被动的抗争中，显示出极为生动的意味，给予一种不断扭曲的欲哭无泪的快感。小说后半部分关于丁禾的故事写得更为生动。丁怀田死后，鳏夫丁禾就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征婚广告，他不辞辛苦总算恢复了写字的能力，以拙劣的笔迹完成的情书，却给他带来希望。他与龙云的约会“非法销售旅游鞋的形式进行，并且被执法人员四处驱赶。这些细节极为出色，人的处境被压制到如此可悲的境地，但他却无所畏惧地去夺取生存残余的胜利。人的行动与环境构成如此严重的反差错位，却从中透示出欢东与滑稽，流荡着一种“后悲剧”的意味。也许从传统的服光来看，熊正良似乎过分丑化劳动人民，而且也显得过分冷酷，他没有给生活提示任何希望，这些都有可能使那些坚信批判现实主义原则的人们对他提出质疑。但在我看来，熊正良这种反存在主义式的写作没有给生活提供廉价的欢乐和希望，而是把生活推到极端，观看处在绝境的人们是如何非本质性地存在，并在作一系列徒劳的反抗。他把卡缪的那个推着石头的西西弗斯给予戏谑性的处理，他没有生存的悲壮感，只能卑微地徒劳地夺取生存残余的希望。正是在这种表现生活的彻底件中，熊正良抓住了生存世界的本质要义，对于最低限度生存着的人们给予了纯粹的关注，但是这篇小说也有一些不足，或者说有一些不协调和缺撼：
叙述人“我”丁果与丁禾构成一种明显的分离。就人物自身存在的历史而言，这父子两代人当然不可能有协调的生存态度和生存方式，我是指在叙述上的那处不协调感。显然，叙述人的故事与丁禾的故事构成紧张的拉力。就叙述人而言，他试图把这篇小说作为丁果的故事来讲述，一切都按照丁果的视点来展开故事，丁禾的故事在叙述人的动机中，不过是作为丁果故事的附属系列。但小说叙事的结果则是，叙述人的故事无法包容丁禾的故事，丁果的故事显得抽象、概念化和勉强。丁果这个实习医生陷入了王芳的情网，这个故事充满了感官色彩和流行的男性欲望化的叙事特征，王芳像所有男性塑造性感尤物一样多情、妩媚且变化无常，她是典型的男性白日梦式的女性幻象。丁果与王芳的情欲关联，是为了说明“色空”这个佛家观念，给隐居的结局提供因果关联的解释，还是为了在叙事中制造一些观赏性的因素，在这罩，我并不是说不能对人类的情欲展开直接描写，对于现代小说而言，性、暴力与阴谋（政治）是其三大要素，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在处理命运与欲望构成的错位关系时，有些细节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例如，戴着黑纱考试还对王芳想人非非），但我要说的是在这里的叙事，对丁果与王芳的情欲处理，没确与丁禾的故事构成一种潜对话关联。在绝单境遇里生存的人们与这种男性白日梦并不协调。这就是因为在叙事上丁禾的故事与丁果的故事相互脱节造成的后果。叙述人始终拿不定主意：是重点讲述丁禾的故事，还是丁果的故事？而丁禾的故事显然更加成功，事实上压倒了丁果的故事，这使得叙述人关于丁果的叙事像是一种外在的视点，一些勉强拼贴上去的后现代因素，因而叙述人关于牛存的悲观主义论调具有概念化的意味，自杀、孩子捕麻雀的情节直至隐居的结局，都有一点生硬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