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关于“麻雀”的生存论意义上的隐喻显得过于直露，也过于充分。隐喻粪的小说和象征性的小说都应该避免过于明确的隐喻意义，这样或许更能表达某种不可言喻的复杂意味。事实上，就小说叙事而青，隐居只是简单地避开，并没有解决任何生存的困难，而丁禾在生存着，对于“麻雀们”来说，生存是不可超越的。如果熊正良在解决这类现实问题时，不是简单求助于佛教现成的经典答案，而是重温一下马克思关于“阶级论”的一些观点，可能更有力。当然不是通过理性的议论来表达，而是在艺术地把握变动的历史与现实的同时蕴含这样的观点。
事实上，熊正良如果集中讲述一个方面的故事，可能会更有力度；特别是明确点出时代背景，用“现在”的城市表象作为环境依托，会使小说叙事更有立体感。熊正良的小说一直倾向于隐去明确的年代背景，这在处理乡村故事时会产生一种空灵感；但在表现当代生活时，我还是主张大量动用能够表征当代现实变动的文化代码作为叙事的布景，这样会强化一种“现在感”。
2000年，熊正怠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谁在为我们祝福》。
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的生活悲剧，一个下岗母亲偏执地四处寻找做妓女的女儿的故事。这个家庭似乎是彻底崩溃了，无情无义的父亲，下岗并且有点偏执狂的母亲，做妓女的大姐，做广告模特儿的二姐，再就是无所作为的“我”。这部小说不仅显示出熊正良告别红土地走向更广阔的表现天地，同时反映出熊正良的小说叙事功力已经达到相当成熟老辣的地步。事实上，纵观熊正良的小说，特别是《卧槽马》、《匪风》、《红锈》、《城市麻雀》直到这篇《谁在为我们祝福》，可以看出熊正良的叙事能力和艺术水准在同代作家中所达到的高度。他对主题的处理，对结构的把握，对人性和命运的那种穿透性的表现……这些都显示出熊正良的非同凡响之处。就这篇《谁在为我们祝福》而言，它无疑是近几年小说巾的上乘之作；但我认为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种生活状态推到极端产生的那种震撼力，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富有张力的叙事形式。如粜人们以为因为这篇小说直接反映了一种苦难的生活，就足以令人称道或因此具有了思想力度，那我认为这种看法又过于简单。在我看来，写作苦难只是表现的问题，作为小说，实质还是在于它如何处理苦难。
从表面上看，这篇小说使人想起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随着工业化的兴起，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家庭伦理都面f临解体，而最深刻受到伤害的还是好些底层贫苦民众。早期欧洲的批判现实丰义作家以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追问。现在，一度沉寂的人道主义式的关注底层民众的思想情感开始抬头。它们把现在的商业主义或市场经济看成社会问题产生的背景。近年来，类似的小说虽然不多见，但有几篇总是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感。广西的鬼子就以写这类小说著称，反映底层劳动民众的苦难，揭示社会新的不平等，对当今市场经济提出疑问。鬼子在去年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打瞌睡的女孩》，这是一篇妻子寻找泡妓女的丈夫的故事，叙述人是一位少女，犀终也走上了卖淫的道路。这类小说确实反映了当今社会荐在的问题，市场经济给底层民众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幸福还是安宁？带来了破裂还是悲剧？当然，这篇小说没有直接提到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没有出现社会性的压制力量。这个家庭的悲剧根源似乎在于这些人的个性。徐梅与刘义离婚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徐梅固执地寻找女儿，这也是她的偏执心理造成的。二女儿当广告模特儿是因为她的大眼睛和大胸脯，至于大女儿当鸡显然也不是生活所迫，至少她还是可以生活下去的。但地选择了当鸡，这就是个人问题，也许是她自甘堕落。她身边似乎有一个坏男人逼她，但小说并未给予充分表现。
好像那个叫李红卫的人还振振有珂地教育徐梅：“把日子过好了不行？”似乎强盗也有强盗的逻辑，条条道路通岁马，目的郜不过是把日子过好了。各人都有各人的活法，如此看来，这也不失为奔小康的一种途径。
批判现实主义批判什么呢？它没有针对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相反，我们看到现今的社会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可能的选择。人如选择了当鸡，二姐利用大眼睛和大胸脯做广告。这在一部分人看来是悲剧性的选择，如徐梅就把这看成奇耻大辱，但金娣和银娣可能并小这么认为，于非鱼，焉知鱼之乐？亢其量这些悲剧都是个人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正如小说一再表现的那样，连徐梅周围的人都认为她太过偏执了，她的前夫，她的儿子，她的邻居都认为她的执着有点变态。尽管批判现实主义提到这些现象，但无法触及社会的根源。小说在叙述上的出色，使这些苦难的和偏执的生活更具有原材料的特征。这与数年前余华、苏童们的叙述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些没有真实历史内涵的“历史”，给先锋们的叙述提供了叙述的原材料；现在，这些苦难兮兮的生活，主要根源于个人的性格和个人的生活选择，也给小说叙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就写作苦难而言，并不能证明小说就特别有价值，实际上，当今的小说一触及苦难主题，其内部都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它表现苦难的目酌、方式、动机和结果都很难达到统一。就此层面而言，苦难原则并不能贯彻到底。
也许我的这种说法有失公允，这样看来，写作快乐的生活与表现苦难就没有质的分别吗？当然还是有区别。写作苦难至少引起人们关注底层民众的艰难，提醒人们注意到社会责任感。
只不过我试图打破对苦难的迷信，因为，在现时代，苦难的根源已经变得租嗳昧隐晦，人们表现苦难的外表，它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同情悲悯，也很难有更实际的意义。但由于文学长久形成的传统，苦难的生活一直是文学表现的核心和根基，似乎占难才具有历史感和社会本质，才具有力量。但现时代确实令文学陷入尴尬的处境，重要的不是去发现苦难，而是解决苦难。
发现苦难而不去解决它，那就有欣赏苦难的嫌疑。可是为了解决苦难，那么对苦难的表现就不是文学的专长，而是新闻媒体的强项。报纸，特别是电视这种现代传媒，它们可能在表现苦难和解决苦难方面比文学更具优势。传统文学以真实性效果制造的“感人”的美学品质，现在也不得不被削弱。文学以什么打动人呢7或者说，“打动人”这种提法可能都显得很奢侈，也许说“吸引人”更适当些。
单纯的人性与命运难以起到支撑作用。人性和命运与其说是表现的中心，不如说是表现的轴心。围绕这个轴心，小说叙述的功能才能充分展开，小说的表现性因素才能获得丰富性和复杂性。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熊正良这部小说在叙事方面下的功夫是显而易见的。传统小说主要制造一种似真性效果，以其人性与命运的力量就能打动人，但熊正良这部小说把人物的命运推到极端，正是为他的叙述找到视角和方式。例如，他用第一人称制造真实性的效果，但这个第一人称的叙述人始终以分裂的方式来制造效果。这个少年人的视角与叙述方式有意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感使叙述始终保持张力和活力，特别是使叙述人有能力重新审视剧烈变动的家庭关系和变了质的家庭伦理，他始终对这个故事产生怀疑，对徐梅身上表现出的悲剧因素进行反省，对所有的人物都进行潜在的嘲讽。在悲剧中融入充足的反讽性因素，可能是这部小说叙事方面最有力的地方。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它是否写了苦难，写了人性的悲剧，而在于它对苦难和人性悲剧的处理方式。它把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生活推到极端，加以全面的扭曲和撕碎，把那些有棱角的锐利的生活断片加以重新组装，使生活显示出它的不可抗拒的颠覆性。这篇小说在叙述方面创造的经验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那种张力和活力贯穿于人性与命运的诸多方面，使之具有复杂和多重的美学品质，这就使文学在叙述中获得了再生的力量。这样一种力量，正足文学在视觉符号霸权面前，在各种权势而前存在下去的依据。
2000年4月12日于北享望京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