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成人醒事后酷爱读书。五代军人爱打仗，喜欢读书的很难找到，所以“赵读书”一般没人相信，于是就发生了一个没有人相信的真实故事。赵匡胤还在周世宗手下打工时，南唐君臣知道赵匡胤很难对付，就使出反间计说，赵匡胤在打南唐时，搞了好几车金银财宝。周世宗原本就对手下实力派军人不放心，一听这话信以为真，决心抓个典型杀杀军人威风。于是派人对赵匡胤进行大搜查，果然有鼓鼓囊囊十几车东西。不料打开一看，搜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全是书！连周世宗都大惑不解，你赵匡胤跟着我干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啥时候见你读过书呀？你搞这么多车书要卖吗？赵匡胤按捺住一肚子火，报告说：“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这事记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里。这么多书，总不能尽是兵书吧？必定有不少先秦经典著作。赵匡胤读了这么多圣贤书，他不会不懂一点尧天舜日，三坟五典，三代之治，不会不懂一点士君子文化的要义三昧，面对五代十国打打杀杀的天下乱局，他不会不想想一统中国后的大政方针，什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类。所以，开国之初，他即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誓碑，并且作为“祖宗家法”而要求世世遵行，就不能说是凭空而来的。当代作家李国文先生在《宋朝的誓碑——中国文官制度由宋肇始》中写道：“两宋王朝对于文人的优容，对于文化的扶掖，对于文明的提倡，对于文学和文艺的宽纵，也许是中国历史中最值得肯定的时期了。”同时，重复一下德国汉学家库恩在《宋代文化史》中的这段话，或许更为必要：“中国在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那么，孟子“王道”的核心思想是什么？笔者以为就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整个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太了不起、太伟大了！朱元璋贬孟子，新老秦始皇们干脆连孔孟一起干掉，怕的正是这个。赵匡胤能让“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能与赵普这样的文人集团结成牢固而平等的执政同盟，绝对是史无前例，居功厥伟！
新老秦始皇们视文人如寇仇，开明如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把读书人当作工具，诱引你们入我彀中，为我所用。唯有宋太祖赵匡胤真心实意服膺文人，先以楚昭辅、王仁赡为师，后以赵普为师，彻底从“义社十兄弟”的武夫水平，蜕变升华至“雪夜访赵普”的明君水准。他把赵普视作家人兄弟，通家出入，被母亲杜太后亲切地呼为“赵书记”，因为此前赵普任过“掌书记”的职务，遂一直这么称呼。他与赵普心心相印、配合默契、各无私藏到胜过亲兄弟的程度，《宋史》中这样记载说：
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求其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若宋太祖之于赵普，可谓难矣！
事（建国事）定之后，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范、王、魏三人（前朝老臣范质、王溥、魏仁浦）罢相，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普不亟于得政。及其当揆，献可替否，惟义之从，未尝以勋旧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罚而薄敛，三百余年之宏规，若平昔素定，一旦举而措之。
宋初之臣似无“伴君如伴虎”的感觉，为臣子者可以坚持自己的政见到不怕与皇上翻脸的程度。史料里有这样两个事例。一次，赵普打报告要提拔一位官员，平常赵太祖都是大笔一挥：同意！意外的是，这次却给驳回了。赵普心想，我是宰相，提拔谁我心里有数，你别太操心好不好？于是，又第二次打了报告。太祖老兄这回也邪门，还是驳回。赵普那股文人的拗劲上来了，我第三次再报。这回，皇帝的本性也到底发作了一回，不但当面撕碎了报告，还把宰相大人数落得够呛，就差没骂娘了。赵普反倒冷静下来，也不说话，从地上捡起破碎的纸片就走了。你猜这老兄怎么着，他连夜把这些碎纸片拼接好，第二天又给捅到赵皇帝面前了，而且看那架势，你只要一天不批，我就一天不消停。赵皇帝气得不禁大笑起来，老兄呀老兄，我算服了你啦！好好好，批批批，行了吧？
接下来这件事可就颠倒过来了。前朝有个大臣符彦卿，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周世宗，贵为国丈。可此人聪明得很，看出赵匡胤要成事，所以闪电般地站在女婿的对立面，为大宋朝的问世立有殊功。赵匡胤呢，自然回报优渥，位子、银子、田产房产，要啥给啥，后来竟想连军权也给上些。赵普则极力反对，成天在太祖面前叨叨，惹得皇帝老子实在受不了，就说：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赵普要办的事，我都同意了；我要办的事，你赵普咋就这么难说话呢？好了，我不劳驾你了，我请别人往上打报告吧。后来，报告果然打到中书省了，特事特办，皇上有交代。这赵普的书生劲又上来了，他居然从中书省“骗”出报告，揣在怀里直冲宫里而去。他掏出那份报告晃了晃说，皇上，我把它截住了，希望你能再考虑考虑，这个人选不合适呀！气得赵皇帝哭笑不得，说，你怎么老怀疑符彦卿呢？我对他这么好，他难不成会辜负我吗？你猜赵普怎么接这个话茬儿，笔者估计古今中外做臣子的，再不会有第二个人敢这样说话：“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意思是说，当年周世宗也待你不薄呀，你怎么能从人家手中夺走了天下？我的天！这不是找死嘛！还得说这赵匡胤了不起，那皇帝脾气居然没再发作，沉吟良久，慢慢说道：赵普兄，你做得对。这就是宋初总体呈绿色的人文生态环境。宋太宗赵光义虽然毒死了自己的亲哥哥，自己当皇帝，却并没有背弃哥哥的既定国策，依然“重文轻武”，推行文官政治，贯彻“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在兄弟俩的经营下，大宋开国前期近四十年，应该评为太平盛世吧？
笔者以为，赵氏兄弟的最大贡献是，在近四十年时间里，不间断地重教育，兴科举，培养出一代新学人。所谓新学人，主要是指他们直接地上接先秦学风，回归儒家原典，特别是成为唐末提出的回归“文武同源”理想的实践者。他们的文治能力自然无须怀疑，便是武学功底也可谓空前绝后。可以说，宋代学士少有不知兵者，不光理论上能论兵，能整理和注释兵法，能道出前人所不能道，而且勇于实践，你说是挂帅出征，你说是戍边定邦，你说是参赞军务，你说是出使敌方，没有不能胜任愉快的。看看范仲淹、韩琦之前的名将录，潘美、曹彬、曹玮、郭进、石守信、石保吉、杨业、杨延昭、李继隆、李继宣……战功赫赫之外，有几个是不会作文写诗的？再看看范仲淹、韩琦之后的名将录，狄青、王韶、章楶、种师道、种谔、李纲、宗泽、岳飞、张浚、刘锜、韩世忠、辛弃疾……又有几个不是儒门学士？所以，两宋的士君子们，大多文武全才，怎么扯得上“重文轻武”？当然，开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针对唐和五代武人害世的弊病，搞过“以文抑武”的事，他对赵普说过这样的话：“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于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由于对前代作恶的武人深恶痛绝，赵家兄弟严防武人当权，采取过一系列“抑武”的强硬措施，难免有矫枉过正的流风遗弊，也难免伤害过一些正派武人，比如王德用、狄青等，但是绝对不能说一些“以文抑武”的具体做法，就是两宋时代思想观念上“重文轻武”。有学者列出北宋军政三大弊端是：一是军队数量日渐庞大而缺乏训练；二是兵将分离，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三是朝廷遥控前方战局，造成被动局面。细细考量这三大弊病，似与“重文轻武”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即便是“军政府”当权，也完全有可能造出这三大问题。所以笔者在前面曾表达浅见说，“即便宋朝越往后越有点‘积贫积弱’，但也绝不能把病根归结到‘重文轻武’上，倒是恰恰相反，太宗以降，历代宋君对太祖的‘祖宗家法’，即‘重文轻武’，重用文人的国策，虽则始终没有背弃，但越来越理解偏差，执行走样，严重脱离实际，不会活学活用，不会光大创新所致。”现在笔者再重复一下这个意思：北宋中期造成这三大弊端的根本原因，恰恰相反，是宋真宗，尤其是宋仁宗，开始偏离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祖宗家法”，开始失去了老祖宗那点平民意识，那点“雪夜访赵普”式的对文人的尊崇、诚信、热情与渴求，开始以帝王之尊而发所谓“朋党”之忧，对士君子开始了猜忌、防范、分化、扼制和打击，开始被一群庙堂上的“志于禄”者所欺瞒、所迷惑、所左右了。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范仲淹在《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中，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或曰：今王师不利者数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谓不然。国家太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习战，以致不利。非中国事力不敌四夷，非今之军士不逮古昔，盖太平忘战之弊耳。”是谁“太平忘战”了？不是文臣武将，而是你宋仁宗自己！你生于太平，长在深宫，既无老祖宗起于草莽，发于征战的铁血经历，又无知人善任，深谙使文臣治国之三昧，唯知紧紧守住君权而不容旁落，这才造成“将不知兵，兵不习战”的“积弱”态势。
再一个招致弊端的重要原因，就是“将从中御”，根子也在皇帝身上。宋初以降，皇帝严格操控用兵之权，每到临战出征，皇帝才“以阵图授诸将”，而且还要从内廷派个“监军”，实行的是监军制度。将帅几乎没有什么指挥实权，至于相对独立的财赋之权，就更不用提了。这就叫“将从中御”。太祖、太宗时代，他们本人就身临战阵，全局在胸，这么干也还行得通。再往后这些子孙皇帝，从小身居九重，知道两军对垒是什么阵势吗？你遥控得了千万里之外的无常军机吗？继续守着“中御”的老招儿，能不出问题吗？范仲淹看得真切，所以初到前线，即《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为前方将士争财权。“沿边所费钱帛，万数浩瀚，官司屈之，未能充用……若不委之经度，即边计常是不足。”前引这些话真是说在点子上了。就因为仁宗不了解前方实际情况，又对前方将士不放心，这才发生了滕宗谅、张亢蒙冤案。范仲淹为此连上三道奏议辩冤。这三奏是：《奏雪滕宗谅张亢》《再奏辩滕宗谅张亢》《再奏雪张亢》。此案很能说明“积弱”深因，这里不妨一叙。
康定元年（1040）九月，西北多事。滕宗谅以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知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北），开始长达四年的边地生涯。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元昊举兵进犯泾、原一线。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派副都部署葛怀敏迎战。葛怀敏不听规劝，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北）进击，结果陷入西夏军包围圈，葛怀敏战死，近万人被俘。这就是三大败中的“定川寨之败”。葛怀敏兵败，沿边郡县吃紧，西夏军打到渭州时，距滕宗谅所在的泾州只有一百二十里，一日数惊。滕宗谅别看平日里大大咧咧，但知兵且有胆，沉着应对，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又招募勇士，外出侦探敌情，决心与泾州共存亡。后来范仲淹率军急解泾州之危。滕宗谅张罗粮草军需，确保作战胜利，立下一份汗马功劳。得胜后，滕宗谅大设牛酒宴，犒劳宋军和助战有功的羌族首领等各路人士，又按边疆当地风俗，在佛寺为定川寨战役中死亡将士祭神祈祷，并安抚死伤者亲属，后事料理得颇为得体。不料一年多后却由此惹祸上身。先是，他由范仲淹推荐，接替范仲淹知庆州。庆历三年（1043），他刚奉调回京不久，就有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告发他，说去年在泾州时，他滥用官府钱财，“使钱十六万贯，其间有数万贯不明”。朝中即有人随风跟进，监察御史梁坚立马给仁宗皇帝打报告，严行弹劾。仁宗虽仁，却从骨子里不信任这些有“朋党”嫌疑的士君子，这忽儿则大发不仁，立遣中使检视，务必严惩。滕宗谅此人还真有点义气、骨气，他唯恐株连众多无辜，遂将被宴请者、被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所有原始资料，一把火烧个精光，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下可把仁宗惹毛了，下诏先将滕宗谅、张亢抓起来、关进去，“双规”都不搞。其实，这些前线花费也属正常，滕宗谅也不是那种贪占小人，可高高在上的宋仁宗哪会理解这些有胸怀的文士？于是作为亲历现场者的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都为滕宗谅打抱不平，上表辩诬，尤以范仲淹为最，不仅面君言事，还一连“三奏”辩诬。这三奏表面看是为滕、张事，实际上是言外有意，直刺当前国家“病灶”，不啻给宋仁宗以当头棒喝，非常精彩。下面先看《奏雪滕宗谅张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