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勾引的罗兰·巴特
——读罗兰·巴特《中国行日记》札记
于 坚
1974年4月11日到5月4日，罗兰·巴特作为法国《原样》杂志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来到中国，访问了三个星期。此行是官方接待，客人自费。法国媒体对此行很期待，以为罗兰·巴特将滔滔不绝，不想他却寡言少语，只写了三本日记。里面大多是些片段、短句、单词、日期、数据，几乎没有细节。
此行很不好玩，一切都依据政治正确的主题安排好了，设计好的参观路线，公社、工厂、学校……被选中的人们乔装打扮，带领他们前往一个表演出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亚洲明灯。
“一些少先队员向我们鼓掌，总是这一套！”
“到底有没有混文凭的学生、爱搞恶作剧的学生、坏思想的学生呢？”
“是制服式服装吗？当然是。不过，甚至是细微的区别，灰色或者黑色的上衣。”
“巴特先生，工厂对我们的欢迎，是否有点假啊？”
“化着妆的孩子们。禁欲表现。僵化表现。”
“女兵，化妆过分”。
“青砖绿瓦的楼前红旗招展”。红旗招展？译者套用了一个“文革”俗语，罗兰·巴特恐怕不知道“红旗招展”的特定所指。七十年代，许多报刊文章开头就是“东风劲吹，红旗招展。”这两句套话已经与“来自东面的水平方向的空气流动，染成红色的长方形棉纺织品在空气中不规则摆动”这种能指完全无关。明灯，也不是20瓦或者1000瓦的钨丝灯，如果这样理解，你的处境就非常危险。
能指成为取消所指之“正确意旨”的潜在威胁。一个人不能毫无意义地说话，就事论事地说话，必须对一切都有是非判断。
你决不能说“西方劲吹，黑旗招展”。哪怕这仅仅是能指的。
“在真树上扎着许多纸花。”今日的进步是：扎塑料花。
真正的花因为能指而被取消，真花的所指有可能导致意义错误。
例如：戴一朵真正的黑色的蔷薇科蔷薇属灌木的生殖器玫瑰花出现在庆祝胜利的节日里。
假花的所指是人为的，因此是安全的。
“林彪使她明白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解放前在地主的压迫下，生活很苦。解放后，满怀热情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农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多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乏味的发言，从前／现在对比，统计关键词”。
“所有场面都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键词的提出（介绍情况，‘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类——笔者注）然后举例、叙事、解读；第二部分是来宾提问，多亏了提问，个人习惯用语出现了些，‘性格’开始显露，但不，套语立即重新出现。”
罗兰·巴特有点蒙了，中国超出他的经验。
俗套被作为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如火如荼地滥用着。那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是“破旧立新”。革命，但是将新的俗套固定下来。会议、发言、红地毯、麦克风、高音喇叭、口号标语、服装……无不是千篇一律的俗套。
洪堡说：“不要把语言仅仅看作是一个无生命的产物，而要看成一种生产活动，它不仅仅是功（Ergon），而且是一种能（Energeia），语言的真正定义必须是发生学的。它只有作为精神之持续的不断的劳作呈现给我们，而不是作为一个完成了的最终产物摆在我们面前。”当罗兰·巴特在中国时，他其实正在进入一种凝固了的语言的“最终产物”。
汉语被意志强力地控制着，只是政治正确的“最终产物”。一切意义都是“既定的”。“按既定方针办”。语言的水泥化，所指整肃、清理的大搅拌已经结束，正在凝固。
“令人失望的‘五一’，……可怕地缺乏诗意”。诗意，并非“风花雪月”，而是语言的一种生产能力。没有生产能力的语言就是没有诗意的语言。
汉语“文明”一词，就是语言照亮。文就是照亮。言语到语言，言语是说明。文是文明。无独有偶，西方语言中也是如此：“表示说话的词中有如此之多的动词可以追溯到表示‘光’（light）的词根，所以‘说’什么在原本的意义上似乎意味着‘照亮’。英语中‘说’是一个使役形式，与‘看’有相同的词源，所以它的原本意义是‘使看’或‘让看’。希腊语的‘说’（phēmi）是与显示、照亮有联系。拉丁语的‘说’，也有显示的意思。这些词可以追溯到古印欧语系的词根‘di’。它表示光耀或照耀。”（约翰·麦奎利《神学的语言与逻辑》）
显：《说文》：“头明饰也。段玉裁注：头明饰者，冕弁充耳之类。”“显”这个字是一个神灵的样子。他戴着头饰，文身。从赤裸的野兽到文身戴着头饰的人，这是人从黑暗中显明，就是文明。仁者人也，就是第二个人的诞生。
观念是文明的一部分。观，是又见。《说文》说，观：谛视。谛，审也。谛视，不是第一次的原始的看，而是第二次的审视。以什么审？观念。佛教进入中国，观，有了今日观念的含义。谛，真谛。
观照，以某种“看法”“观念”去照，如果文明是去蔽，是太阳般的明，观照则是悖论式的照。像手电筒那样，以遮蔽整体来照亮局部。
“文革”是一个观照的时代。文明被观照遮蔽起来。
“话语本身就表现为交流。但这种交流不能被看成一个思想主体，向另一个思想主体传递思想的过程，那种做法或许是宣传或者建议，而非名符其实的交流，因为交流包含着共享。” （约翰·麦奎利《神学的语言与逻辑》）
而在“文革”时代，共享显然被禁止了。只有单方面的观念灌输。
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然不是早期佛教的“观念”，而是更为尖锐积极的观念。这种影响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依然盛行。（观念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大行其道，其实是有传统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可道，非常道”。道一旦被某种规定性的“可道”“观念”替天行道。道就不再生万了。
《说文解字》：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
神（道）引出万物，但万物无名。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需人道出；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名需要人来命名。显，就是命名。
命名就是做神的事。
道生一，一生二，也可以说人就是二。仁者人也，仁由人二组成，第二个人。第一个人是野兽，第二个人是人，仁者。这个仁者创造了语言，语言命名（显明）万物，语言是三。
三生万物之名，就是文明。
如果万不再是能指，万物之名只有一个所指、一种观照，万就处于无明的黑暗。“文革”时代，万名只有一个所指，就是政治正确。
“引出万物者也。”物这个词在汉语中意义复杂，不仅仅是今天物质、唯物的意思。《说文》：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物并非只有先天地生的意思，文明开始也是物之命名。）“四时之散精为物”（《淮南子·天文》）“有物有则。”（《诗·大雅·烝民》）。“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周礼》）叔孙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个物有标记、符号的意思。
万物之物，有能指的含义。
道，必须非常道，它才是自由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如果道通为一成为“政治正确”“意识形态”“观念”的唯一，万就不生。
基督教思想中的“万有归一”？
罗兰·巴特到来时，中国正是一反自然社会。以人为的观念、意识形态取代“道”。
一切事情、事物都必须具有意义，政治正确的观念。
“中国并不缺乏‘符号’啊！这是事实，……问题是，任何符号只有在能吸引我或令我不安时，这样的符号才是有意义的。中国的符号对我而言不具意义，因为我没有欲望去阅读它们。我不是一位古文诠释家。”（见《罗兰·巴特访谈录》一书中《知识分子何用》一文。除注明外，其他均引自《中国行日记》）
中国符号已经被意义固化了，它不再是“发生学”的。
罗兰·巴特热烈地感受到“砖块”。
罗兰·巴特将意义、所指形容为砖块。“砖块（brique）是俗套的、熟语的一种单位。”
一旦出现一点点能指（无意义生活的自然而然呈现的意义；历史、经验、常识上的意义）立即被政治正确的意义砖块（俗套）堵上。任何事情都只有一个意义，政治正确与否。
“砖块：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
“他出口就是一些否定意义的大话，真实、实践等。伟大的说话人。”
“在一句话的长度中，有多少砖块啊？”
砖块：“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妄想恢复旧的礼仪。恢复旧的礼仪，就是恢复朝廷失去的天堂……”
“在工厂里还有阶级敌人吗？有的是：数字与砖块……负责人对于数字非常清楚。他很会讲话……带有与之相适的政治砖块。”
“关于林彪的砖块：甜言蜜语，（打着红旗反）红旗，两面派等。”
“统计关键词，即汇总砖块。”
“大量的砖块。越是说到文化，就越是砖块。”
“从来不回答就事实、历史提出的问题，话语总是一般的：类似于某种很大的凭揣测意图而进行的诉讼。”
绝妙的比方！那时候的中国正是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诉讼，其诉讼对象是看不见的“灵魂”，“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
私就是能指。《说文》：“私，禾也。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
能指：索绪尔认为，每一个语言符号都包括了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由声音—形象两部分构成。这样的声音—形象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发生关系，在使用者之间能够引发某种概念的联想。这种概念就是所指。
人首先是一个能指。声音—形象在具体的人是一种身体的能指，这个身体当然首先是人身体。然后他才是第二个人，具有所指的人。
对“私人”的革命意味着，将人的原始能指取消，所有人都必须成为一个人。“万众一心。”人的同质化。“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孔子）
中国身体也成为砖块，只为单一的所指而存在。私人不能有任何个人化的所指、刺点。
积极分子。每个人人都必须是积极分子。身体：时时刻刻处于勃起、坚硬、积极、脱离低级趣味、健康向上、欢乐活泼的、欢欣鼓舞、意气风发、斗争昂扬……的状态。
消极之人就是人民的敌人。人们因为消极的表象，例如萎靡不振、心神不宁、鬼鬼祟祟、蓬头垢面、形迹可疑、有气无力、不阴不阳、阴阳怪气……而处于危险中。
消极被定性为反动力量。
所指明确的成语大量复活。
必也正名乎？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孔子删诗，规范诗教的所指。“文革”改造三教九流的人，规范人性所指。中国历史的一脉相承？但孔子在“文革”中却是作为传统的“俗套”被否定的。
形而上的俗套？必也正名乎？汉语的不朽游戏，循环？所指的一次次革命，指鹿为马，能指的虚无。
私，作为私人“有无相生的”“灵魂”之无被大规模揣测、诉讼，将 “见不得人”“不可告人”的部分以政治正确的“所指”诉讼、审判。
“总之，毛泽东：是一位语言奠基者（nomothete）。语言奠基者在取代立法者。”
乏味、预知、千篇一律、没有细节和偶然的旅行。“缺少刺点（Punctum），没有偶遇、皱痕、不可思议之事。”
Punctum和Studium
在《明室》中，罗兰.巴特认为：Studium就是在观念中见——也许是无意识的。
Studium是一种教育（知识和礼貌）传递消息、再现情景、使人惊奇向往、强调意义。隐喻的，所指的。Studium最终是可以破解的。观念的。被教育出来的“观”。
“感觉就是无观念地思考，从而理解，因为这个宇宙是没有任何观念的。坚持观点就是不感受。我们所有的观点都来自他人。 思想就是想把我们认为自己感到的东西传达给别人。”（佩索阿：《感觉主义宣言》）
Studium的结果就是俗套。
Punctum：刺伤、小孔、小斑点、小伤口、被针扎了一下。肉体的、身体的。“某种与复活有关的东西。”
卡西尔认为：人类意识、行动中“包含着符号的不断使用——即神话和宗教的符号、言语的符号、艺术的符号、科学的符号的不断使用”。“没有符号，人就只得像动物那样生活在现实中”，“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柏拉图著名比喻中的那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就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
在《字母的精神》一文中，罗兰·巴特说：“正像马森指出的那样，文字从不间断地解放着大量的象征，文字一方面意味着极限的约束，（文字，有人以你的名义可以犯那么多的法！）另一方面意味着极限的享乐（全部的诗歌，整个的潜意识都是向着文字的返回）。”而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字的象征生产活动被阻塞了。正常的隐喻，A是A，A也是B，也可能是CDEF……所指的领域是无限的，共享是多元的。但在七十年代的中国，A仅仅是B。所指的同质化非常猖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