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写道：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亲人》）
然后，我看到陈超先生谈及雷平阳诗歌中的“地方性”问题。在引用了上述诗句之后，他说：“我认同诗人对‘针尖上的蜂蜜’的表述，但我宁愿从最朴素的视点来理解‘蜂蜜’说，而不想将此简单地整合到当下‘以地方性对抗全球化’的时髦理论谱系中。我认为这一谱系才是真正利用了‘全球化’的舆论背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后现代理论中的‘东方主义’的小人书版。”
我同样认同陈超先生的表述，这段话在理解雷平阳的诗歌时是必要的“防滑链”，防止理论上打滑。
鉴于“故乡”在雷平阳的诗歌中和他的自述中是如此核心的一个概念，鉴于他用了“针尖”这样一个比喻——极喻其小，但依然构成一个确凿的点，很容易让人想起福克纳的“邮票”。那么，我们几乎无法阻止滑行：这里有一个诗人，他的“故乡”在云南—昭通—土城，地理上的和文化上、精神上的“故乡”。然后，这种确切的地方性或根性与“全球化”构成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诗人由此获得某种特性和诗学上的合法性。
如果说，这是一种掉到沟里去的打滑，带领人们走向对雷和雷的诗的简化理解，那么雷平阳本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他刻意强调了自己的“地方”，他甚至把诗集命名为《云南记》。这是一种大胆的“逆袭”，很危险，但有时有效。比如在钱钟书的回忆中，沈从文当年就是这么干的。诗人或小说家在一种边缘的地理—文化—精神综合体中确立起一种认同、一种身份，这使他获得鲜明的形象——至少会使批评家自信地展开论述；但问题是，这也会遮蔽他的内在性。当我们把一个诗人放在他与世界的坐标上衡量时，这是一种外在化或外部化。于是我们忘了，在另一重更根本的意义上，他自身就是世界。
这里还有一个错觉，我们这些批评家，这些天天上网、看报纸、看电视的人，有一种本能的视野：我们衡量任何一个地方的尺度都是“小小寰球”。这个“全球”或“世界”并非出自经验，而是媒体确立起来的观念架构、一种先验的背景。
但是，“世界”至少在精神意义上不是一个地理学问题。对人来说，“世界”是一个实践问题。也就是说，人在他的身和心所能抵达和感知的疆域中建立和确认他的“世界”。比如孔子，周游中原列国，他认为他所及的就是“天下”；而释迦牟尼，他的觉悟证道之路无限漫长，但我们现在知道，那不过是大比例地图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小段。
现在要说的是这个叫雷平阳的诗人，《云南记》这样的书名提示了一种阅读策略、一种外部的眼光。你慢慢读下去，你看到他奔波在大山大河之间，奔波于街巷和村镇，你会感到，真正困扰他，驱迫他如此奔波和书写的，其实不是寻求一个与“世界”对峙或归隐的地方，而是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就是我的世界，这是否是我的故乡或者他乡？
这是急切艰难的辨认，是怀疑和辩驳——针对自己的“在”。他确实在寻找“故乡”，但那肯定不是对某种哲学或诗学上的“安居”的想象或追忆。陈超先生可能高估了追忆的作用，“对他而言，回忆或追溯故乡的人与事，是对有关自己灵魂和身体来路之谱系的归属感和自豪的认同”。雷平阳真的如此轻易地认定了“来路”？他对他的来路不也是满怀狐疑？而这种来路是不是同样会把我们带向陈超先生所警惕的廉价“伤感”？
看山是山，追忆仅仅是追忆，而不是追忆“逝水年华”。窃以为追忆在雷平阳这里似乎并非走向归属和认同，而是更深刻地表明了他的破碎、孤独，他的“何枝可依”。
《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也许正是一首狐疑之诗。罗振亚先生说：“有人盛赞它的生命感、实验性是诗学的积极探索，其奇异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的外化，其数字、地名、河流名称都是有据可查的不厌其烦的书写，既是诗人对澜沧江的爱之表现，其情感的零度状态所透出的冷静也堪称对当代诗坛现状的反讽。”罗列、指认、命名，这也许是追忆，也许是“爱之表现”，但也许，是山巅上的疏离、陌生，是符号的“空”和事物的自在。命名可以表明这世界是“我”的，但零度的冷静也同时表明这世界是一个“他”。
雷平阳的内在丰富性就在于这两极之间：故乡—他乡。由此，他确立了融汇庞杂的经验，在理性、情感间精确旋转的主轴。
据雷平阳说，他的第一首诗是《献给母亲的歌》，但这首诗他后来找不到了，遗失了。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证探究的自传性细节。我可以有把握地确认，这次遗失意味深长。至少在修辞上，“母亲”更近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故乡”——那个维系着游子之认同的意义中心。而这首诗的遗失，预示着诗人根本态度的某种变化。后来，他写了很多“献给父亲的歌”，包括那首著名的《祭父帖》。他反复写到父亲——自己的父亲、别人的父亲，甚至当不成父亲的男人。
当然，雷平阳自己也是父亲，而且我们也能够在他的诗中感觉到这一点。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尽管有的作家直到子孙满堂，你在他的作品里也看不出他是个父亲。
现代文学以来，父亲的形象远比母亲纠结晦涩。母亲的谱系几乎不存在任何内在争辩，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中，母亲才成为一个问题。而父亲的形象从现代文学之始就是一个充斥着争吵、对抗、歉疚和辩论的场域。我们几乎无条件地认同“母亲”，但远不是无条件地认同父亲。从鲁迅开始，与“父亲”的复杂关系至今都是中国现代性刻下的最深的精神伤口。比如我曾经说过，“70后”和“80后”作家的小说中一个普遍而触目的现象是“父亲”缺席。似乎他们都是孤儿，把“父亲”悬置起来，放到一个似有若无的地方。这当然有助于“青春写作”永远青春，父亲不会提醒他们你也会长大。同时这也表明了一种文化愿望——孱弱的、遥远的、面目模糊的“父亲”无力再教给他们什么或阻止他们做什么。
但在雷平阳这里，“父亲”是一个巨大深广的存在，牵扯到生命的几乎全部疼痛和疑难，必须“正面强攻”。
对雷平阳来说，“父亲”同时是“我”和“他”。
正如他之于故乡。
然后，我想像个理工生一样做一个统计。当然，学中文的完不成这个计划。雷平阳在这么多诗中，像一只鸟、一头走兽一样，在大地上漫游。这不是“云南”，这就是他的世界。我想统计一下，他在他的周游中到底在找什么？
凭印象，我认为，他找得最多的是庙宇。
雷平阳有很多诗、很多意象都涉及庙宇、僧侣、祭祀……
当然，他喜欢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说过的话：诗是观世音菩萨。
但当然，雷平阳从未有出尘之念。顺便说一句，他的诗中我不太喜欢的是那些很文人的诗，包括那首《大江东去帖》，写得神采飞扬，但这种飞扬过于“李白”化，过于流畅和华美，这是一种美学上的“打滑”。对雷平阳、对现在的很多诗人可能都构成了诱惑，我们忍不住，清风明月和仰天长啸的文人气一不小心就从根子上泛了上来。
而雷平阳，他的诗其实也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是游方癫僧，是泥腿子，不衫不履。
他不是在找一座容身的庙。他是在庙起庙废、残垣断壁中参悟世间法。
这件事，与故乡、与父亲亦可同观。
2012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