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羊城晚报》黄咏梅您一直担任国刊《人民文学》的主编，最近才刚卸任，对于文学期刊的现状，您认为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虽然现在人人都说文学如何边缘化，甚至抛出文学已死这样的话来，但是大大小小的文学期刊在全国还是有很多，您认为它们如何才能存活下去？不当《人民文学》主编，好处之一是不必再回答文学期刊是不是要完蛋的问题。十几年来，媒体的朋友一见到我就条件反射地问这个问题，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好像是海德格尔说过，归根到底，人都要死的。这是真理，但掌握了这个真理不妨碍大家谈恋爱、生孩子，过得活色生香，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另一个真理，人总是要死的，所以更要好好活着。文学也是这样，你说文学已死或小说已死，这都不算本事，说完了文学已死，然后写下去，说完小说已死然后再写一部小说，这才是本事。
至于文学期刊，它死不死和文学死不死没什么必然联系。自人类有文学以来，大部分时间没有文学期刊，李白杜甫也没看过杂志。所以，谈这个问题不用那么宏大，只需要就事论事。
最近我看到巴菲特正在大肆收购美国的地方性报纸——顺便说一句，报纸也经常被宣告将死或已死——我觉得他的看法很有意思，他认为人们总是会关心左邻右舍的事情，地方性报纸提供的信息即使在网络时代也依然有独特的读者黏性。巴菲特的话也不是真理，对不对还要市场检验，但我觉得他的思想方法是对的，我们现在很容易被一些关于天下大势的高论忽悠，反而失去了现实感。就文学期刊来说，中国这么大，有这方面阅读兴趣和习惯的先生女士有多少？一百万？极少数吧？很边缘吧？但你在这一百万中抓到几万就可以生存下去。杂志本来就是分众媒体，过去我们的问题是难以准确地抵达读者，现在，在新媒体条件下，我想我们其实面临着新的机会。现在，《人民文学》由评论家施战军接任主编，您认为他所面临的办刊难度在哪里？他除了酒量比我差一点之外，在任何一方面都比我优秀。《人民文学》六十二年了，经历十几任主编，每一任主编都会赋予它新的活力。20个世纪80年代，文学刊物有“四大名旦”——“《收获》老成持重，是老旦；《花城》活泼新鲜，是花旦；《十月》文武兼备，是刀马旦；《当代》正宗，是青衣”。三十年过去了，您认为其地位和特点是否有改变？在您心中，比较认可的刊物有哪些？我认可《人民文学》。当然，我也认真学习其他刊物，包括你提到的“名旦”们，它们都是我非常尊重的刊物。我现在每期一定会看的是《文艺风赏》、《天南》，还有《鲤》，如果《读库》算文学刊物的话，那么还有《读库》。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民刊”，都是民间办起的，如《天南》、《领悟》等等，您是否关注？您认为它们的前途怎样？它们的前途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切地知道，文学期刊不能再老大帝国一样办下去。我对文学期刊的生存抱有信心，但这种信心是以变革为前提的。一本杂志，一定要和这个时代的生活、文化、人心和趣味保持活跃的对话关系，在这方面，《文艺风赏》、《天南》、《读库》这样的杂志都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它们没什么包袱，比我们更灵敏。原有的文学期刊，我身在其中干了快三十年，我太知道我们是怎么想问题的。关于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关于刊物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定见，狭窄而傲慢；另一方面，面对世界的变化又慌张无措，两方面加起来，就怨天尤人。我看不出有什么好抱怨的，这个时代给文学期刊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去抓住它。毕飞宇在一次访谈中说到，中国的文学经济原地不动，文学在中国不值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你说的是稿费，那么的确是这样，前两年我就说过，千字六七十块到一百，这个标准十多年不变，而十多年来，大白菜的价格都涨了多少倍了。但事情可能也没那么简单，我有一次见一群英国记者，他们问到国内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文学奖的奖金，每当我报出一个数字，下面就发出一阵低沉的惊呼，不是惊异于低，而是惊异于高。而且这两年一些重要刊物的稿费也有了成倍的提高。您是著名的评论家，每年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纯文学，有人认为如今的文学已经存在一个大的变局，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已经占了文学的大半江山，纯文学已经成为“遗老”，您怎么看“纯文学”及其地位？看待文学或文化时我们可能需要一点历史的眼光。这个所谓大的变局也未必真那么大。如果你从读者的数量来看，从市场来看，那么自从四五百年前世界上开始有了文学消费市场到现在，你所说的那个所谓“纯文学”，它占据优势其实是很个别、很短暂的现象。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的读者也比鲁迅的读者多，明代那么多书坊，印的书绝大部分是通俗小说而不是李白杜甫；在西方，以市场而论，我们熟悉的那些著名作家也不是主流，主流一直是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学。
所谓“纯文学”，其实是“新文学”。20世纪初新文学运动之前，我们有的除了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之外，就是大量的类型文学：黑幕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公案小说等等。所以，谈新旧，真要一点历史眼光，新的未必那么新，旧的也未必那么旧，今日之“新贵”恰是昔日之“遗老”。问题在于，我们要想一想：鲁迅、胡适、陈独秀那些人为什么要搞一个新文学运动？那一代人所思所忧所向往的，难道真的已成明日黄花？还是我们现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了汴梁？
我从来不反对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相反，我认为它们使我们有了一个正常的文学生态。类型文学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它满足着人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欲望和梦想。好比人要吃和睡，这是基础和前提，从时间上占了生命的“大半江山”，你不能说吃和睡是不正当不高尚的，但你也不能有一天发现了真理，宣布吃和睡将取代人的其他一切需求。
我自己爱读侦探小说，我妈爱看《鬼吹灯》，鲁迅的妈妈不爱看鲁迅，爱看张恨水。我不觉得这和所谓“纯文学”的生死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世界规划成有了张恨水就不能有鲁迅，有了鲁迅就不能有张恨水，或者有了南派三叔就不能有莫言？
围绕纯文学的这些焦虑，就好比你天天替一个人担忧，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看看，你的邻居都开豪车啦！这可能确实是实情，但他是否一定也要以开豪车来衡量自己的生活？真正的问题是，纯文学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坚持自己的意义，是否足够强健，是否保持着足够的创造力。近年来，一些“敌情小说”很受欢迎，也很受刊物的热捧，战争、红色革命……这些与当下人生活相距遥远的作品，为什么会有读者？为什么会流行这样的写作？《甄嬛传》更遥远，但是大家都爱看。“满城争说蔡中郎”，蔡中郎离当时都好几百年了。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趣味，很正常。离我们最近的战争岁月和革命岁月必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传奇化过程。那么，多年来，农村题材的小说一直占据纯文学创作的主要份额，而且在一些主流奖项中，这一类的题材写作获奖居多。如今，连农村的人都往城市里挤了，谁还愿意读农村题材？有人认为这也是使得纯文学与读者之间产生隔膜的一个主要原因，您怎么看？这类题材中积累了太多的审美成规，作家、评论家对这些很有把握，写起来很有把握，评起来也很有把握，就是读起来大家觉得有问题。但实际上，以我的感觉，情况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占主要份额，越来越多的作家力图把握这个时代生活和经验的混杂状态和复杂性，不再简单地按工农商学兵来划分题材，那是刻舟求剑。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文学话语系统、评价体系如果依然建立在过去的文学经验之上，那么你给他一个说不清是什么题材的东西他就没有话讲。在这方面，其实评论的问题可能比创作还要大一些。比如，现在有的评论家一谈文学的问题就说为什么小说里那么多都市白领，却没有农民工。农民工当然应该大写特写，农民工在现在的小说里一点也不少，很多，只是我们的评论家可能没兴趣看。而且，难道都市白领就不是劳动人民了？写了就不高级、不正确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大量的新经验出现，这对作家是挑战，对评论家也是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