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来华
共产国际于1922年底召回驻中国代表马林之后，改派鲍罗廷使华。鲍罗廷，1884年生于俄国，早年参加犹太人的社会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因从事革命活动遭到沙皇警察逮捕，后移居美国，参加美国社会党。1918年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俄共（布）中央工作。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及其夫人和苏联派驻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顾问团成员波里亚克一起经上海抵达广州。共产国际派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驻广州和国民党的代表是慎重的选择。鲍罗廷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同列宁、加拉罕以及斯大林、齐切林、币哈杯和托洛茨基等苏俄党政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鲍罗廷在共产国际中也有重要地位。他曾参加共产国际的一大、二大和共产国际的多次代表会议。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草稿》都是由鲍罗廷译为英文向全世界发表的。因此，鲍罗廷既通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长于革命实践，是一个深得列宁信任的人。他的来华，标志着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已经在中国发展成了共产国际关于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
鲍罗廷到达广州时，受到孙中山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再三感谢苏联党和国家这样迅速而真诚地回答了他吁请援助的要求；派出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军事顾问和党的工作人员到中国来帮助进行革命斗争事业。孙中山在与鲍罗廷的会谈中提出，在苏联的援助下进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京政府，并提议开辟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直达广州的航线，以便同苏联建立直接的联系，使广州能从苏联直接获得它所需要的各种军事物资。鲍罗廷向孙中山承诺，广州方面可以得到苏联优惠的武器以及各种军需物质及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专家的大力支持和援助。鲍罗廷在考察了国民党的组织状况后向孙中山指出了国民党的严重缺点，即组织不完善，纪律松散；腐败官僚和投机分子拥杂其中；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鲍罗廷多次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商讨和谈话，始终不懈地阐述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鲍罗廷的主张和建议虽然受到广州政府和国民党内很多人的怀疑和反对，但孙中山却表示给予坚决的支持。
在鲍罗廷的大力推动下，1923年11月，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全面开始。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孙中山就提出了由鲍罗廷起草的和由他批准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交付大会审查通过。宣言提出后，国民党右派很快就以民生主义为题发动了对宣言的进攻。在此关头，鲍罗廷反复与孙中山谈话，坚定了孙中山反击右派的决心，使《国民党一大宣言》最终得以通过。
与此同时，鲍罗廷和苏联军事顾问们还一起制定了依靠苏联援助创建中国国民革命军队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改组军队，即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把归附广东政权的地方军阀联合成统一的革命军队，并以此为起点，逐步建立起国民革命军。鲍罗廷还指派切列潘诺夫、捷列沙托夫、波里亚克等人组成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办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机构，施行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制定了政治工作制度。苏方还为黄埔军校提供了200万卢布作为开办费，及一批武器和弹药。不久，鲍罗廷担任国民党政治总顾问，先后参加指挥了平定商团叛乱、东征陈炯明、南伐邓本殷等战役，协助肃清了广东的敌对势力，改组了政府，整编和统一了军队，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鲍罗廷还在中国北方推动冯玉祥加入国民革命战线，提高其军事战斗力和政治地位，为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创造了条件。1926年4月蒋介石“整理党务案”中，鲍罗廷与蒋谈判时节节退让，终至酿成蒋全面限制共产党人的阴谋的得逞。1926年7月，鲍罗廷极力推动了国民政府的北伐，并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道，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坚决挫败了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以便把党和政府控制在其之下的阴谋。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鲍罗廷被召回莫斯科。
《向导》周刊创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机关报。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出版一个公开发行的机关报，以便更好地宣传党的纲领和路线。同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正式创刊。蔡和森任主编。编委会成员有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毛泽东曾担任编辑委员。报刊主要撰稿人有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高君宇、张国焘、彭述之等；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张太雷、李立三等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笔名孙铎）也撰写了一些重要文章。1922年10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北京，《向导》编辑部随同迁京，此后又随同党中央迁往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并坚持出版发行。该刊主编前后有所变化，1925年冬蔡和森去莫斯科后，改由彭述之任主编，瞿秋白担任了最后8期的主编工作。《向导》的最初发行量约1000份，以后逐渐增加，1923年为5000多份，1926年达3万份，且国内外均有发行，影响极大。该刊于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发行201期。
《向导》周刊自创刊之日起就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该刊在第一期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办刊宗旨，指出：“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革命运动的解剖》，周恩来的《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陈独秀的《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等。在大革命后期，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影响，《向导》周报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上，宣传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影响了它的战斗作用。《向导》周报存在了近5年，它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前！”号召全国人民：“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力与势力。”强调中国人民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统一。《向导》周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宣传，给中国人民指出了当前的奋斗目标和革命的基本任务。《向导》周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阐明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作了重点宣传。《向导》周刊还热情宣传和支持工农革命运动，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向导》发行期间，编发宣传分析工农运动的文章达205篇，其中关于工人运动的171篇，关于农民运动的34篇。在这些文章中，著名者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赵世炎的七论《上海的罢工潮》等，彭湃的《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蔡和森的《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瞿秋白的《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等等。与此同时，《向导》周报还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国民党右派和各种改良主义的主张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斗争，其中著名的有蔡和森的《商团事件的教训》、《对自由派反方针、政策，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以及指导大革命时期的各项斗争等方面，都真正地发挥了向导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成为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革命刊物，被誉为给在黑暗中的中国人民指引道路的明灯。该刊成为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停刊。
“好人政府”的成立
1922年北洋军阀利用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好人政府主义”而成立的一届政府，即所谓的“好人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紧，国内战乱丛生，军阀横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既不满于现状又不愿意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好人政府主义”的主张。1922年5月13日，蔡元培、胡适、王宠惠等15名北京大学教授、教员在《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恢复旧国会，阐发了好人政府主义的主张。这一主张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既提出了改革的原则意见又提出了改革的具体办法。关于政治改革的原则意见，胡适等人首先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组织一个“好政府”，认为这是“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指出：所谓“好政府”的涵义，一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一方面是“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在政治改革的目标下，胡适等人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的要求，即“宪政的政法”、“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关于政治改革的具体主张，胡适等人提出了如下六项：一是早日召开南北和平会议；二是以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等项为南北议和的条件；三是裁兵；四是裁官；五是改良选举制度；六是公开财政。在提出上述政治改革的原则意见和具体主张的同时，胡适等人还提出了如何实现这些原则和主张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要有奋斗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认为民国初年的新气象是由于“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而民国五六年以来“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是因为“好人袖手看着”造成的，“好人”是“罪魁祸首”，号召“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胡适等人把中国败坏的原因归之于“好人自命清高”，不肯出来当政；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放在“好人”当政、制定宪法、恢复国会和裁兵、裁官等方面。这是一种在不触动封建军阀政权前提下的政治改良主张。
胡适等人提出“好人政府主义”之时，正是直系军阀鼓噪所谓“恢复法统”之际。1922年5月10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刚刚打败奉系的吴佩孚，为了给直系军阀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在保定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所谓“法统”问题。14日，吴佩孚又密电北方军阀，征求关于恢复“法统”的意见。直系所谓的“恢复法统”，也就是恢复洪宪帝制失败后所建立的“法律秩序”，包括遵行《临时约法》和恢复1917年被黎元洪解散的旧国会，其实质亦即恢复旧国会，抬出黎元洪，使南方的“护法”失去依据，又可利用旧国会制宪以遏制联省自治的潮流，还可借此赶走徐世昌，以黎元洪为过渡工具，为曹锟当总统作好准备。当此政局，胡适等人倡导“好人政府”，对于以玩弄“恢复法统”骗局的直系军阀来说，自然大有用处。吴佩孚就是想利用这些颇有声望的教授先生们来装饰门面，欺骗人民。《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后，直系军阀一恢复法统的步伐也在加快，继孙传芳通电主张恢复法统后，曹锟、吴佩孚又联名通电直系各部征求意见，接着就是旧国会恢复，徐世昌下野，至6月11日黎元洪入京，代行大总统职权，14日，下令撤销1917年6月12日“解散国会令”。于是，直系的所谓“法统”就恢夏了。但黎元洪入京就职后，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军政大权操在曹锟、吴佩孚之手，在内阁的组成问题上双方一再发生纷争。黎元洪初拟以伍廷芳为国务总理，因遭到反对，又改任颜惠庆为国务总理，但所定阁员大多不肯就职，吴佩孚也坚辞陆军总长。8月5日，黎元洪又任命唐绍仪组阁。但国务总理唐绍仪、司法总长张耀曾和农商总长卢倍等为吴佩孚所不容。唐内阁遭到吴佩孚的坚决反对。吴佩孚反对唐内阁，目的在于组成一个为自己所操纵的内阁。于是，他便向黎元洪提出由王宠惠组阁的主张。这样，由好人政府主义鼓吹者出面组阁，容纳几个“好人”入阁，既可装潢门面，捞取政治资本，又能利用亲信操纵内阁。黎元洪手无兵权，只能向吴佩孚屈服。双方经过反复周折，唐内阁被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