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王宠惠出任国务总理，组成内阁。王内阁的组成成员为：外交总长顾维钧，司法总长徐谦，内务总长孙丹林，陆军总长张绍曾，农商总长高凌霄，财政总长罗文干，教育总长汤尔和，海军总长李鼎新，交通总长高洪恩。在王内阁中，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都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签了名，是好人政府主义的鼓吹者，他们和顾维钧都是亦学亦仕的英美派人物，不属于国内党派，故这届内阁标榜为“好人内阁”或“好人政府”，又称为“英美派政府”。然而，在这届内阁中，核心人物并非王宠惠，而是吴佩孚的亲信孙丹林和高洪恩。事实上，王宠惠等“好人”和“好人政府”都是吴佩孚的工具。但此时的北京政局矛盾重重，混乱不堪：不但有总统、国会与军阀间的矛盾，而且直系军阀内部也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分为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曹锟急于想当总统，竭力主张先选总统后制宪，吴佩孚则认为先制宪后选总统更有利于统治，对选举总统表示淡漠，而忙于练兵和准备武力统一。保、洛两派各不相让，斗争激烈。处于重重矛盾之中的“好人政府”处境困难，绝难有所作为。“好人政府”随之被洛派所控制，被称为“洛派政府”，这引起了保派的不满。而“好人政府”倾向吴佩孚，向洛派提供的军费又大大超过保派，更使矛盾激化。于是，保派极力企图推翻“好人政府”，进而驱逐黎元洪，使曹锟早日登上总统宝座。11月18日，在保派怂恿下，倾向保派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贪赃情事，逼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造成轰动一时的“罗案”。“罗案”是保派对洛派的一次攻势，也是对幻想依靠军阀进行“奋斗”的“好人”的一个当头棒喝。事情发生后，先是在吴佩孚干预下将罗释放，接着，曹锟等直系军阀纷纷发出通电，要求严惩罗文干、王宠惠等人。吴佩孚四面楚歌，为了摆脱困境，于11月25日发出通电，表示对罗案毫无成见，对曹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吴佩孚服从于曹锟，“好人政府”失去了靠山，只得垮台。11月29日，汪大燮接替王宠惠署理阁务。这样，“好人政府”仅仅存在了72天就夭折了。
越飞来华
1922年下半年，苏俄政府任命副外长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来华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和商务，同时和孙中山商谈国共双方的合作，这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步骤。
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联系早在1920年8月马林被任命为驻华代表时就已开始。马林在对中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进行了考察后认为，中共应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共产国际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且作出指示要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1922年8月25日至30日的杭州会谈上，中共最终决定采用“党内合作”方式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上海拜会了孙中山，使国共合作有了进一步可能。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苏俄也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对孙中山进行真诚支持和帮助。孙中山表示愿意立即同苏俄建立亲密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正式任命副外长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越飞，阿尔道夫·阿勒拉姆，苏俄早期革命家、外交家，犹太人，曾任国际法教授。1917年在彼得格勒参加十月起义，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月率苏俄代表团参加苏德布列斯特谈判，主持对德媾和事宜。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8月到北京，与中国谈判复交并同孙中山通信和会谈，1923年1月与孙中山签署联合宣言。后又在日本与孙中山的代表廖仲恺谈判苏联与南方政府关系。越飞来华后，同北京政府的建交谈判进展缓慢，但与孙中山的秘密谈判却进展迅速。8月下旬，孙中山会见了越飞派来的代表，就远东局势及解决方法等问题进行商谈。此后，孙中山和越飞在相互通信中继续就中俄两国的国际和国内各种迫切问题交换意见。1922年8月至12月间，孙中山和越飞曾书信往来7次（其中越飞4次，孙中山3次），越飞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的情况以及他与北京政府所进行的谈判及其遇到的困难，孙中山也向越飞介绍了中国内部的政治形势，讲述了自己的政治、军事计划。1922年秋，孙中山派张继前往北京，“致书越飞”。12月，张继在北京会见越飞两次，商讨厂越飞与孙中山亲自会谈等技术问题。马林、张继等人经过多方努力，越飞以养病为名，从北京赴沪，准备亲自与孙中山会谈。1923年1月17日，越飞抵达上海。22日，越飞和秘书史瓦尔茨在上海莫里哀路29号孙公馆与孙中山进行会谈，参与会谈者还有国民党广州办事处干事长张继。会谈讨论了下述三项目的的途径和方法：（1）迫使日本撤出东北；（2）保证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3）促使中国与苏俄缔结联盟。
24日，越飞与孙中山继续进行会谈。越飞答应，如果孙中山及其党内人士同意：（1）立即公开承认苏维埃为俄国的合法政府；（2）与苏俄政府公开签定盟约；（3）答应不禁止在中国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那么苏俄将给予国民党以道义和财政援助。双方经过会谈，对这些问题达成了一定谅解。此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谈，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发表了联合宣言。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要点包括：双方均同感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全国的统一与独立，俄国将同情并援助中国；俄国重申将抛弃帝俄时期的中俄条约（包括中东路合同在内），并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俄国目前无意使蒙古与中国分离。
《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不久，孙中山又立即派廖仲恺再赴日本，与越飞共商宣言原则的细节。廖仲恺与越飞在热海饭店同住了一个月，越飞向廖仲恺详细介绍了俄国革命与建设的情况以及列宁关于东方民族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论证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互相联合、互相支持的历史必然性。廖仲恺则向越飞介绍了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历史，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双方协商了如何在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道义上加强合作问题，对加速改组国民党，促进国共合作，筹办革命军官学校，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等，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热海会谈，是孙中山与越飞上海会谈的继续与发展，在加速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越飞来华以及《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公开确立，而联俄政策的确立也就必然促进其“联共”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此后，孙中山不仅采取了联合苏联的新步骤，而且也加快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步伐。
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兴起
广东农民运动最早兴起于海陆丰地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之一，又称海陆丰农民运动。海陆丰是海丰县和陆丰县的统称。海陆丰人民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这里的青年学生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怒潮，为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彭湃是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曾留学日本，在日本，他受到十月革命的启迪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决心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奋斗。1921年5月，彭湃从日本返回海丰，从此抱定一种“我即贫民”的态度，彻底背叛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只身来到苦难的农民中，开始了从事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彭湃在农民群众的帮助下，深入农村进行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于1922年7月29日晚，在彭湃住处“得趣书室”成立了农会，其成员有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彭湃等6人。这是继萧山衙前农民协会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又一个农民协会，也是广东省第一个农民协会。
农会成立后，彭湃同张妈安、林沛一道，继续到农村宣传，并为维护农民的利益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当时，在海陆丰地区存在着互相夺佃、地主加租易佃的现象。农会发现后就定出条例，规定：凡会员，未经本人许可和农会批准，其他会员不得夺佃；凡地主对会员加租易佃，未经被易佃会员声明放弃和农会批准，无论何人，不得佃耕，违者严重处罚；如会员佃耕之地被地主收回，农会对该会员进行帮助或同其他会员磋商让耕等；如果非会员夺耕地于会员之地，农会则劝告非会员，让其交还耕地。如果地主不愿意，便实行“同盟非耕”，让地主的土地荒起来。条例公布以后，会员与会员之间夺佃之事从此消弭，地主也不敢对会员任意加租易佃。这样，农会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农会是贫人的协会”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因此，农会会员不断增加。1922年9月，赤山约（乡）农会正式成立，会员500余人，推举黄凤麟为会长。年底，平岗、银镇等地均成立了约农会。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为会长，杨其洲为副会长，加入农会者达2万户，共10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4。这是全国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总农会成立时，彭湃起草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发表了成立宣言。
彭湃非常重视邻县农民运动的发展。海罕县总农会成立后，便派林苏、余创之等到陆丰县会同当地农民积极分子组织农民协会。1923年春，陆丰的附城、新田、河口等区部分乡村成立了农民协会。4月，彭湃亲自到陆丰筹备组织县总农会。6月，陆丰县总农会成立，农协会员7000户，人口3.5万余人。这是广东省第二个县级农民协会。在彭湃的领导下，两县农协组织领导人不断总结经验，制定了农民运动的纲领。主要是：谋农民生活之改善；谋农业之发展；谋农村之自治；谋农民教育之普及。并明确提出农会的斗争目标是：“（1）对付田主；（2）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在这一斗争纲领指导下，海陆丰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最早成立的赤山约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同盟非耕”，反对地主任意加租；取缔土豪劣绅勒索“码头捐”、“粪船捐”；动员6000名会员参加反对地主“粮业维持会”勾结法庭迫害农友。这些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贫苦农民踊跃加人农民协会。惠阳、紫金、普宁等县的农民也纷纷起来组织农民协会。1923年5月，海丰、陆丰、归善（惠阳）三县农会在海丰县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了《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5月，海丰总农会改称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会。7月，又将惠州农民联合会改为广东省农民联合会，推举彭湃、杨其洲、马焕新、林苏、余创之、兰镜清、黄正当、李劳工、张妈安、鼓汉垣、万维新、万清味等13人为执行委员，彭湃任委员长。彭湃起草了《广东农会章程》。《章程》的开头是纲领，下分10章，要点是：凡属本省贫苦农民，赞成本会纲领，不分男女性别，均得随时加入为会员；区、县、省执行委员会由各该委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全省委员大会为省农会最高机关，全省委员大会闭会期间，省执行委员为最高机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省各级委员会服从省执行委员会之决议；会员如违背纲领、章程或决议等，得由该区委员会报告上级委员会开除之；会员无故连续3次不开会，或不缴纳会费而无通告者得由该区执行委员会直接开除。广东省农会建立后，即担负起领导全省农民同封建、军阀势力进行斗争的重任，从而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了农民基础。
陈炯明叛乱事件
1922年6月16日，时任广州军政府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围攻总统府，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所越秀楼，在广州公开发动的反动武装叛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