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以此文缅怀钱学森先生
屈指算来,《科普学》自2007年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呱呱坠地,于今已经五个年头了。五年来,它先后获得“第十六届中国西部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入选“四川省50年(1958—2008)十部受公众喜爱的科普作品”,并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等用作科普创作培训教材。作为《科普学》的策划编辑,每逢本书获奖或受到读者好评,我都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同时,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周孟璞等五位皓首穷经的《科普学》的作者,想起他们为探究科普学理论和为撰著《科普学》一书所做的不懈努力。法国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伏尔泰说:“伟大的事业需要始终不渝的精神。”以我对周孟璞等《科普学》作者们多年的了解,我以为,他们就是一群具有“始终不渝的精神”的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加入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后不久,就听说协会主席周孟璞先生是一位著名科普作家、科普理论家和科普活动家,曾经在1979年担任成都市科协党组书记期间,与科普作家、四川省科协学术部部长曾启治合写过一篇题为《科普学初探》的科普理论文章,首次提出了“科普学”这一学科名称。我还听说,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他们又作了题为“必须加强科普学研究”的联合发言,受到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钱学森先生的关注。会后,钱老在京西宾馆的一个小会议室里约见了他们,与他们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仔细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对“科普是一门学问”的见解表示赞同,对“科普学”的研究表示支持。为了开展“科普学”的理论研究,钱老此后还曾与周孟璞先生有过九次接触,并有过多次书信往来。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在四川科普作家的一次聚会上,周孟璞先生谈起钱老对科普学研究的关心与支持时,深有感触地说:钱老力主建立“科普学”独立的学科体系,不赞成把“科普学”纳入“科协学”的动议。他在1987年7月22日写给周孟璞先生的信中说:“近日中国科协在京召开‘中国科协学研讨班’,有同志提出科普学也是中国科协学的组成部分。我看不见得,中国科协学是实用学问,是说明中国科协的工作的,而科普学层次较高,与科学学同一层次,都是中国科协学的理论根据。”后来,钱老还在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科教电影创作座谈会上说:“前几年,四川有一位多年热心搞科普的周孟璞同志,他提出要搞科普学——科普的科学。那是1989年。我说你这题行不行?太高了吧!他专门写了文章讲这个道理,我觉得他道理还是对的,要研究这门学问。”正是因为有钱老的关心与支持,“科普学研究小组”才得以在成都成立,科普学的研究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尽管探寻科普学理论体系的过程充满着艰难曲折,其间经历了科普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曾启治先生的不幸去世,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困扰……但是周孟璞等科普作家却不乏“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与勇气,依然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就拿现已九十高龄的周孟璞先生来说吧,他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潜心于科普学的理论研究,精神抖擞,笔耕不辍,写下了《关于科普的定义》《科普的三个基本元素》《科普概论》《科普创作是科普的基础》等诸多科普学论文。2004年,周孟璞、松鹰、林绍韩、方守默、贾英杰五位科普作家的科普学理论研究工作告一段落,随即以“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的精神与态度,迅速转入编撰成书的工作。又经过他们三年多的辛勤笔耕,《科普学》一书终于脱稿了。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而《科普学》这把“剑”则“磨”了三个“十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长张景中先生在《科普学》的序中说得好:“承认科普是一门学问并不难,难的是把这门学问的来龙去脉、上下左右、里里外外说个道理出来。这件事情,大家探讨了三十来年,也有不少好的见解,但一直没有一本系统地论述科普理论的著作问世。如今,孟璞先生和松鹰先生的《科普学》的问世,可说是我国科普理论研究领域中被期待已久的填补空白的进展。”我寻思,《科普学》得来不易,能够“填补空白”更不易。其重要价值及其创新性,大概就在于此吧!
作者们说,《科普学》所以能够得以高质量地出版,进而受到读者和科普界的广泛好评,策划编辑和责任编辑功不可没。可作为策划编辑和责任编辑,我们却打心眼里认为,功劳主要应当记在作者们的名下。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建构科普学的理论体系殚精竭虑,为撰著《科普学》一书呕心沥血。他们广泛吸收了国内外科普研究的最新成果,把科普工作中特别是《科普法》颁布后的许多认识和实际问题提升到理论、规律、方法的高度进行探索、研究和阐释,继而在前人和他们自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以科普史、科普的定义和内涵、科普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科普学相继研究的进展及成果、科普学的学科地位、科普学三大定律、科普的功能、科普的途径与平台、科普创作与科普创作评论、科普系统质量管理及科普质量评估、科普的保障体系和营运机制等为架构的科普学理论体系。其所论述的科普现象、科普规律、科普方法、科普手段、科普队伍、科普经验等具有可重复性、再现性和可比性。换言之,它切合科普工作的实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对科普理论作如此科学化、系统化、条理化的总结与论述。无怪乎张景中院士说,《科普学》的作者们“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现出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普学专著”,“做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
值此《科普学》问世五年之际,我们不能不倍加思念为创立科普学理论体系作过铺垫与奉献的人们,特别是一贯倡导、关心、支持科普学研究的已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但愿这本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首席顾问章道义称为“内容相当丰富、结构比较完整、论述得也有根有据、很有见地与分量”,“能为科普界认可”的科普理论著作——《科普学》的问世与传播,可以告慰钱学森先生的在天之灵。
(原载《科技与出版》2012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