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胡雪岩却并不这么看，当别的钱庄都不敢向这些人放款的时候，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就敢向这些人放款。因为他认为，只要以这些人的田产作抵押就行了。因为田产是一些不动产，等太平军一失败，这些人肯定就会回原籍，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田产，他们可以再像以前一样过着靠收取租税过活的生活，他们不可能放着这些田产不要，而为了躲避这些债务而跑到外地去，这些田产相对于这些债务来说，要多得多。所以以这些田产作抵押，那么也就不怕他们不还钱了。从这一次的贷款中，胡雪岩大大的捞了一笔。
当官兵开始收复杭州的时候，胡雪岩就感到太平军的日子不多了，于是他想太平军官兵一定会想办法隐匿财产，而把这些财产吸收到阜康里来，肯定是一笔大收入。于是他和信和钱庄的张胖子筹划怎样吸收太平军的这一种私财。可是张胖子却不敢做这笔生意，因为他认为太平军兵将的私财，按朝廷的说法无论如何应该算是“逆产”，本来在朝廷追缴之列，接受“逆产”代为隐匿，可不就是公然违法？但胡雪岩却认为，犯法的事情自然是不能做的，但做生意要知道灵活变通，要能在可以利用的地方待机腾挪。比如朝廷的王法本来是有板有眼的东西，朝廷律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越雷池一步，这就是守法。而朝廷律例没有说的，我也可以按我的意思去做，王法上没有规定我不能做，我做了也不能算我违法。他的意思很清楚，不能替“逆贼”隐匿私产，自然有律例定规，做了就是违法。但太平军逃亡兵将决不会明目张胆以真名实姓来存款，必然是化名存款的。朝廷律例并没有规定钱庄不能接受别人的化名存款。太平军逃亡兵将额头上又没有刺字，既然是化名存款，谁又能知道他的身份？既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又哪里谈得上违法不违法呢？于是胡雪岩根据这一形势的变化做成了张胖子不敢做的生意。
此外，在清朝还有一种特殊的贷款，就是“放京债”，所谓放京债，就是放款给那些外放州府的京官。因为毕竟是京官，比地方官要高一等，所以，在去新地上任的路上，极尽奢华之能事。嘉靖时期，南京太仆寺卿王某，升光禄寺卿（正三品）赴任，王某和家人坐八抬大轿3乘，四抬大轿4乘，总共用了340个扛夫和轿夫，一天花费差银40余两，从南京到陕西三千里路，浪费差银不下两千两。当年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200多元人民币。按200元计算，一个人升官到他乡上任，只抬轿子和扛行李的花费就是20万元人民币。所以，每一个官员不管是外放还是升官，都要借钱的，因为只有借钱，他才能保存他的面子，如果在路上太寒碜的话，上任了也会得不到当地其他官员的重视，因为别人就会认为是被贬官的人。并且这些人到任以后，买公馆、轿马，置仪仗，都要花钱，这些钱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以向这些人放款也是一笔很好的生意，因为不怕他们不还，如果他们敢赖账，把他们的借据递到都察院，御史一参，赖账的人就会丢官。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清政府官员的调动非常的频繁，因此这种生意就更好做了。
胡雪岩就抓住了这一个机会，根据这一种形势的变化，随机应变，向那些官员放款，又给他的阜康钱庄带来了一大笔的生意。
一日一心得：
形势处于千变万化之中，那么，我们也要根据这种变化而随机应变，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与时俱进。从实际出发，学会变通，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这样才有可能把要做的事情办好。
时变事变人也应该变
胡雪岩语录：天变了，人应变。
《周易·系辞下》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意思就是说，事物一旦到了极限就要改变它，改变就能通达，通达就能保持得长久。
事物到了极限要改变它，而人在环境的变化中也要懂得改变。人只有改变了，才能适应这种环境，最后生存下去，这也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提倡的“优胜劣汰”。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他认为，生物都有繁殖过剩的倾向，而生存空间和食物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在同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
人也是一样，要是环境变了，而不能适应这种环境，那么在自然界的优胜劣汰中只能被淘汰。胡雪岩就说过，“天变了，人应变。”意思是指时势时局变了，人也应做出相应的变化与调整以顺应时局。胡雪岩之所以能在险象丛生的商场上如鱼得水，每每都是化险为夷，就是因为他能够每次都根据环境的变化来适应这种环境。
胡雪岩得到左宗棠的信任以后，左宗棠把筹措军饷的事全部交给胡雪岩去办了，而左宗棠每年的军饷就差不多要一百万两，同时，左宗棠又是一个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办船厂、开办洋务，都需要一笔很大的钱。这些钱清政府是不可能给的，那么也由胡雪岩负责。这么多的银子，胡雪岩也不可能有，并且这是国家的事，胡雪岩也不可能把自己钱庄的钱贡献出来。那怎么解决这些费用问题呢？
胡雪岩想到了问题的解决之法，那就是向洋人借款，因为洋人在上海开了很多的银行，就是想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只是清政府明令规定，任何人不能代理政府向洋人借款。以前恭亲王就曾经拟向洋人借款1000万两用于买船，但是被清政府给拒绝了。那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呢？这让胡雪岩也开始打退堂鼓了。
他就去找左宗棠商量，把向洋人借款的事和左宗棠说了。左宗棠的一番关于当下时势以及做大事要懂得顺应时势的分析坚定了胡雪岩借款的想法。胡雪岩认为，恭亲王之所以借不成款，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借款，当时向洋人借款买船，由于洋人正与清政府是敌对的关系，那么洋人就在借款的事上故意刁难清政府，而清政府向来就是以天朝上国的身份自居的，你洋人算老几，不借就不借，这样恭亲王也就不再提向洋人借款的事了。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洋人在上海有银行，有商行，可以做生意了，并且在与中国人做生意的过程中获利丰厚，特别是鸦片走私，每年都会从中国获得大量的白银。也就是说，此时的洋人已经在上海等地的通商口岸拥有了自己的利益，而太平军的兴起却损害到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想支持清政府围剿太平军。他们在军火上支持官兵了，那么在资金方面就更愿意了，因为这是一种借款，是要给利息的，比军火更划得来。
而在清政府方面，由于太平军的兴起已经威胁到它的统治了，在当时，军务重于一切，而重中之重就是平定太平天国，但是此时的清政府却早已是财库空虚，要支付那么繁重的军饷，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向洋人借款尽管只是权宜之计，但是却使得这些军饷来得快，至于还款则是以后的的事，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所以借款也就具有了可能性。
同时，这时的左宗棠的手握重兵之人，且在围剿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深得朝廷的信任，此时由他领衔向朝廷上奏提出借款的事，其分量也就不一般了。
最后，借款之事果然顺利进行，根据史料记载，从1867年到1881年这十多年间，胡雪岩以左宗棠西征、办洋务为由，向外国银行先后六次进行了借款，借款金额高达1770万两。而胡雪岩就把这些钱用于他的阜康钱庄的运作，为他的钱庄注入了大量的资金。
自从上海被洋人占领逼迫清政府开放为通商口岸之后，来上海的洋人就越来越多，同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东南一带的人为了躲避战火也纷纷来到上海，上海一时成了人口密集之地。这些人在上海要吃要住，而洋人也为了在上海更好的做生意，决定把上海的路拓宽，这就催生了上海的一种新兴产业──房地产业。
胡雪岩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了这一种产业能赚钱，于是他赶快叫来古应春，打听到最近洋人要在哪里修建道路，于是就在那地方买大批田产，等洋人修路到此地的时候再转卖给洋人，狠狠地赚上了一笔。
事变时变，那么人也就应该跟着变，这是胡雪岩的生意圣经，也是胡雪岩的人生准则。他的一生就是跟着时势变化的一生，他的财富也是跟着环境变化而慢慢地聚集起来的。
一日一心得：
优胜劣汰之所以会淘汰劣者，就是因为这些劣者不能跟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循守旧，僵守不化，就只能被历史和时代无情的抛弃。
按照形势变化来赚钱
胡雪岩语录：我有了钱，不是拿银票糊墙壁，看看过瘾就完事。我有了钱要用出去！
身为商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意思就是说，商人在夏天就预先积蓄皮货，冬天就预先积蓄夏布，行旱路就预先准备好船只，行水路就预先准备好车辆，以等待这些货物有所缺时再卖出。
这就是一种按形势变化经营的方式，在夏天就准备好冬天的货物，在冬天就准备好夏天的货物，这样在时节到来的时候，就能比别人快，就能抢占先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