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其实就是一种投资，说得不好听一点，也就是在赌博。既然是赌博，也就会有输有赢，那么做生意也一样，肯定会有亏有赚。但是既然是商人，那么就肯定没有想亏本的。而会不会亏本一方面是有自己决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市场上早就不需要这种货物了，可你却还在卖这种货物，这样的经营生意的方式不亏才怪呢。而明明是市场上紧缺的货物，自己却不在这方面投资，又怎么能赚到钱呢？
所以，做生意最要紧的就是要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做什么样的生意，不能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生意，这样的生意肯定是不成功的。
胡雪岩开钱庄的时候，正是国家战乱不断的时候，这时候的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安全可言，商人的生意也得不到国家的保障。如果钱庄一旦遭抢，那损失可就大了。因为在那样的乱世，钱庄遭抢的情况完全是有可能的，就像太平军一样，只要占领了一个地区，第一件事就是去抢劫金银财宝。要是太平军攻破了杭州，胡雪岩的阜康钱庄遭受抢劫也不是不可能，如果这样，那么胡雪岩的心血就白费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胡雪岩决定在开钱庄之外再进行别的项目的投资，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多元化经营。所谓多元化经营就是不把投资资金集中投资在一个项目上，否则一旦该项目失败，就会造成全军覆没，投资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而把投资投放在不同的项目上，其中有的风险小，有的风险大，这样一旦风险大的项目投资失败，所遭受的损失可以由获利的投资项目抵补，一旦风险大的投资项目成功，则可以获得高额投资利益。这是一个投资组合问题，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因。
王有龄坐上海运局坐办位置之后，有一次，他派出十余艘船载着20万石粮食从宁波港出发，准备海运至天津。但是，这些粮船行至上海时，被漕帮用火把这20万石粮食烧得一干二净。漕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海运局砸碎了漕帮的饭碗。
自从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南方的产米之地，每年都要运粮北上。几百年来，这种运输逐渐发展壮大，不仅仅运输粮米，而且还运输其他的货物，这种运输就统称为漕运。而参与漕运的人，如船家、账房、船老大等就组成了一个帮派──漕帮。清朝以来，漕运变成了一种肥缺，只要管理漕运的人，每年都能从中捞到不少的油水。于是人人都想分得这一杯羹，于是由于利益的关系，漕帮里面开始出现帮派，这样一来，漕帮的人就更多了，为了能赚更多的钱，漕运开始变味。有些帮派由于运不到东西，于是就开始抢劫。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帮派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设置关卡，乱征收过往船只的税，以此来获得收入。清政府面对这种漕帮日益混乱化的情况，加之太平军定都南京，时时威胁着漕运。
为了确保京城的粮食安全，清政府就实行了海运。专门设立海运局，这样一来，本来就是僧多粥少的漕运变得更加没有生意了。于是漕帮对海运局恨之入骨，但是又不敢明火执仗的反对，于是只能干干这种焚烧粮船的事情。
于是胡雪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王有龄解决了这件事，但是他却从中看出一种商机。漕帮本来就是吃水上饭的，掌管着运输，就是因为海运局抢了漕帮的饭碗，所以他们才敢冒死去烧国家海运的粮食，这可是一种死罪，但是漕帮的人却敢去犯，可见这其中的利益关系是多么的严重。既然漕帮不能给朝廷运送粮食了，但是漕帮的人力、漕帮在水路上的势力以及他们现有的船只还在啊。何不用这些现有的资源来进行水路货运呢，这种水路货运只要有钱赚，公私都行。并且不久前，胡雪岩得知中国“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和英国恰和、太古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之间进行了一次争抢，争抢的焦点是争夺水运利润。可见水路货运是一笔利润很高的生意。
于是，他又为自己开了一条赚钱路，这条赚钱路是因当时的形势变化产生出来的。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胡雪岩经营的军火生意、生丝生意、典当业、贩卖粮食，都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发现的商机，也正是这些商机，让胡雪岩的生意越做越大。
一日一心得：
形势对于商场来说，既蕴含着机会，也保藏着危险。但是如果能把这些机会找出来，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方法，那么，赚钱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赶潮流与洋人合作
胡雪岩语录：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都顺顺当当地办成了，就是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上海等五地为通商口岸。随着上海的开放，来中国的洋人越来越多，他们是来做生意的。
面对着洋人的到来，在朝廷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看法，有一部分人看到西方势力的强大，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主张对洋人一律安抚，以便处处讨好洋人，让洋人找不到滋事的理由。但这只是这一部分人的一厢情愿而已，而洋人却不买他们的帐，仍旧对中国虎视眈眈。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措施，这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对付洋人不应该有胆怯之心，以免洋人得寸进尺。这些人的主张听起来是好的，但是清政府与洋人的每一次交战都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因为中西方的实力相差太大。还有另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了，逐渐与洋人合为一家，一方面借助洋人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一点私利，另一方面，则也借助洋人的力量来为中国做一点好事。这些人就是那些像古应春一样的洋行买办或者沿海地区的官员。
不管朝廷里对洋人有怎样的不同见解，但是胡雪岩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洋人做生意怎么会那么容易成功，是因为洋人的每一行业来到中国，都有官府在后面支撑着，中国却不然，自古以来，官不与民争，官商尤甚，都只是存在互相利用的关系。其二，洋人也不是三头六臂，他们来中国无非是为了做生意，所以清政府要打败长毛（太平军的称号），从与洋人的生意来往中入手是最容易不过的。所以中国人不应该排斥洋人，也不要再以天朝上国自居。”
于是胡雪岩抓住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着手和洋人做生意，让机会变成实实在在的财流。
胡雪岩与洋人做的第一笔生意是把生丝销往洋庄，他为了抬高生丝价格，控制市场，于是他联合同业，结交丝业巨头庞二。胡雪岩把在湖州收购来的生丝囤积在上海，等待机会高价卖给洋人，一直把生丝囤到第二年春天都没有出手。因为这期间发生了几件事，一是上海的小刀会起义，政府怀疑洋人对小刀会提供资助，为了惩罚洋人，朝廷命令禁止将丝、茶等物资运往上海销给洋人。二是朝廷不顾英、法、美三国的抗议，在上海设立了内地海关，以获取税收。三是各国在上海的使馆，都布告本国人民，不得接济小刀会。这些对于胡雪岩来说，都是有利的，因为这时候，生丝还没有上市，所以当时的丝业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但朝廷由于禁止将丝、茶运往上海销给洋人，那么上海的生丝就更加供不应求了，那么胡雪岩所囤积的这一批生丝就是奇货了。同时，朝廷设立海关和禁止将丝、茶运往上海，都是对洋人的惩罚，洋人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了，于是他们才禁令本国人民不能接济小刀会，这就明显的表现洋人想同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而此时在上海只有胡雪岩有生丝，他联合同业垄断生丝市场的局面开始形成，将生丝卖一个好价钱，应该不是太难。
可正在这时候，胡雪岩却以并不理想的价格将生丝卖给了洋人，尽管赚了十八万银子，但若是按照真正垄断的价格来卖出的话，赚的肯定不止这一点银子的。胡雪岩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而做出这一决定呢？因为胡雪岩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分析，和洋人做生意将可能是长期的事情，那么先放点交情给洋人，那么为将来的合作就留有余地了。当时的太平军尽管还在顽强抵抗，但是已经成为了强弩之末，洋人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还是清政府的天下，那么就得和清政府保持合作才能继续维持洋务，洋人才能从中赚钱。而清政府此时尽管为了惩罚洋人而禁止与洋人做生意，但是等太平军的战乱一平定之后，为了恢复市场，复苏经济，提高本国的军事实力，还得依靠洋人的技术开展洋务运动。而按照朝廷的规定，朝廷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是不会直接和洋人打交道的，与洋人做生意是商人自己的事情。于是胡雪岩从这些事情中看到了一种大的商机，那就是与洋人做生意将会是一种长期的事情。
所以他在这一次的生丝生意中卖给洋人一点交情，就是想铺就一条与洋人做更大的生意的道路。而胡雪岩的算盘也没有落空，由于这一次的交情，胡雪岩赚来了与洋人生丝购销的三年合约，为他以后发展更大规模的军火生意、借款都奠定了基础。
一日一心得：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在生意场上，能够顺势抓住商机的人也就是一些“识时务者”，他们获得的不仅仅是“俊杰”的名声，还有丰厚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