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的政治电影中，描写黑手党与政府勾搭成奸、沆瀣一气是重要的内容之一。意大利黑手党原来是拿破仑占领意大利时期，人民反抗拿破仑的群众性秘密组织，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黑社会组织，它们控制了一些大城市的毒品、赌博和卖淫业。20世纪30年代，黑手党随着大批移民从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岛转移到美国，并形成了巨大势力。二战期间美军曾借助黑手党的势力为打击法西斯带来了不少方便。20世纪50年代后，黑手党在某些落后地区成了一种群众性的反政府的力量；在有的地区则逐渐与政府权力部门结合，开始从下层的贩毒、赌博、卖淫业转而渗透到建设、房地产等更大的行业中。20世纪60年代后黑手党成了意大利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达米亚诺·达米亚尼的《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1970）是一部揭露黑手党的内幕并有强烈批判色彩的代表作。
影片的批判深度引发的巨大的社会震撼力，都是从对这张复杂社会网络的严峻剖析中逐渐凝聚而成的。
这一类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政治电影实际上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延续和继承。这些导演中的艾·佩特里、达米亚尼、弗罗西都曾经当过柴伐蒂尼等人的助手。达米亚尼自称是新现实主义的孩子。他们在维护新现实主义强调内容的真实性的基础上，把镜头对准现实社会中人民关心的各种问题，揭露了社会上的丑恶与腐败，是一种具有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影片。意大利政治电影除了以上介绍的几部外还有安东尼奥尼的《扎布里斯基角》（1969）、迪诺·里西的《以意大利人民的名义》（1971）、纳尼罗伊的《等待审判的人》（1972）等一批令人瞩目的作品，形成意大利电影战后的第二次高潮，并对世界电影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35．涵义深刻的美国伦理片
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的伦理片有两个重要的题材，一个是“越战”，一个是家庭问题。
“越战”是不容美国人忽视的一个现实问题。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它给美国社会和人们心理上造成的梦魇般的阴影却是在短时间内难以抹去的。于是，对于“越战”的反思，则构成了美国伦理片的一个重要内容。
西米诺的《猎鹿人》既表现了越南战场的残酷情景，又反映了越战给普通美国人带来的巨大创伤。该片和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一样，将写实、象征意义和巨大的感染力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这一时期美国越战片的代表作。《猎鹿人》的哲学意味着通过影片自身的隐喻而实现的。影片以钢铁厂的火光开始，预示迈克尔及其伙伴们将经历但丁式的地狱。火的形象只是片中一再出现的众多隐喻之一。影片最后一段，迈克尔回到西贡再次穿越一个烈焰冲天的世界，他终于抵达地狱的最底层，从尼克那里感受到整个新一代的失落和绝望。影片在包括最后一次猎鹿在内的克莱尔顿插曲和迈克尔返回越南并为伙伴办理后事的场景中，寓含了深刻的哲理。
《现代启示录》是20世纪70年代最有影响的美国影片之一。它以尖锐和深刻的主题、独特和具有震撼力的视觉造型引起了各国影评界的广泛关注。导演科波拉以富有表现力的电影语言阐释了自己对侵越战争的看法。它通过主人公威拉德沿湄公河寻找被战争逼疯的柯兹上校的经历，引导观众去探讨越南战争如何使人异化、使人道德沦丧的富有哲理性的问题。影片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分别代表着卷入这场战争中的三类美国军人。美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这部影片是对越战道义问题彻底而深刻的探索。
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家庭破裂的现象日益严重。围绕家庭问题所涉及的爱情、友爱、事业理想与家庭生活的矛盾、家庭成员的责任、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以及由家庭破裂而导致的对孩子们的心理影响和教育问题等等，都成为了社会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这种情况势必促成大批家庭伦理片的出现。这类影片试图用日常题材去揭示生活的本质，挖掘出其中深刻的涵义，将理性的思考融汇于平淡质朴的日常生活图景之中。美国影片《克莱默夫妇》、《普通人》和《金色池塘》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以《克莱默夫妇》首开先河的美国家庭伦理片，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中有机地融入了哲理性，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蕴含了深刻的哲理，使纪实因素和哲理因素相映成趣，既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又得到了专家的首肯，对其它国家的电影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6．推理电影的产生与发展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性思维的加强，逻辑推理、演绎与归纳等方法在生活中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因而电影中也出现了以严格的逻辑推理顺序去安排故事情节、编排人物的影片。这类影片一般被称为“推理片”。推理片的大发展，反映了现代人理性水平的提高，它把形象化的逻辑推理作为重要的审美因素，使观众从巧妙的推理和离奇的悬念中得到审美的满足。
实际上“推理片”这一样式在电影史上早已存在，希区克柯的影片中就有这类的情况。但是它在真正意义上的迅速发展却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
在欧洲，克里斯蒂是一位著名的推理小说家。根据其作品改编而成的影片《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阳光下的罪恶》，不仅受到各国观众欢迎，而且也为我国观众所熟悉。
上述三部影片，均使用了归纳法，让波洛最后把前面散见的有关场面集中闪回，引导观众自己归纳出正确的结论。
推理影片在日本发展很快。森村诚一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推理小说家，他写的推理小说在日本广为流行。影片《人性的证明》、《野性的证明》和《青春的证明》，便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由于这些影片有严谨的推理逻辑，丝丝人扣，再加上创作者关于人性等问题的哲学思想，因此很受观众的欢迎。
就剧作结构来看，“政治电影”也可属于推理片。这类影片往往是按照案情的追溯顺序展开情节的，换句话说，它们同样是以严格的逻辑推理作为电影的结构基础。所不同的是，“政治电影”突出的是政治性内容，一般较为严肃，因而不易被当局者所接受，到20世纪70年代初便趋于衰落了。而推理电影的政治色彩大为减弱，多以刑事犯罪的内容为主，故流传广泛。
37．反思历史的苏联“思考电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电影哲理化潮流的影响下，苏联的一些电影艺术家提出了“思考电影”的主张。尤特维凯奇、罗姆、格布里洛维奇等人都曾有过这方面的探索实践。《一年中的九天》一片标志着苏联“思考电影”的诞生。因为罗姆本人称之为“思考片”，“思考电影”一词遂随之流行。《一年中的九天》、《普通法西斯主义》和《列宁在波兰》是苏联“思考电影”的代表作。
罗姆1961年导演的《一年中的九天》一反传统惯例，从原子科学家的生活中选出九天作随笔式的描述，着重表现不同科学家对原子科学事业、对科学与生活以及人生意义的不同看法。影片还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巨大的原子能既可用来造福人类，也可能毁灭人类，科学家对此应当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继《一年中的九天》之后，罗姆1965年又拍了一部纪录片《普通法西斯主义》，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影片根据苏联、民主德国、法西斯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电影工作者拍摄的新闻片和纪录片剪辑而成。用16章的内容表现德国法西斯的形成、发展及灭亡的历史。影片的重点不在于表现法西斯的侵略行动及其后果，而是研究产生法西斯的思想根源和法西斯为什么会在德国发生、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能够蛊惑很多人为之卖命的原因。影片同时也思考了今后如何防止再产生法西斯的问题。这也正是影片被称为“思考电影”的原因。影片以大量事实表明：法西斯这个幽灵仍在威胁着世界和平。该片获1965年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尤特凯维奇1965年导演的《列宁在波兰》叙述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不久时，被波兰当局以“奸细”这一莫须有的罪名监禁在一座小城的单人牢房里的故事。
该片剧情的基础不：是事件，而是思想过程本身。《列宁在波兰》是尤特凯维奇拍摄的“列宁四部曲”中的第三部。第一部是《带枪的人》、第二部是《列宁的故事》、第四部是《列宁在巴黎》。该片和《列宁在巴黎》都是“思考电影”
的代表作。《列宁在波兰》获1967年全苏电影节最佳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奖，获1966年第1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获1967年度苏联国家奖金。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家庭生活与爱情、事业的矛盾日益突出，《克莱默夫妇》又在各国引起强烈的反应。面对这个世界性的问题，苏联电影工作者也作出了反应。
苏联以往的爱情片和家庭片多描述传统家庭观念下的各种个人遭遇，现在却突破这个范围，更多地从哲理这一角度来探索新的问题。
格鲁吉亚著名女导演戈戈别里泽1978年拍摄的《个人问题采访记》是苏联探索妇女命运影片中的一部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同时也是苏联电影在一个更具普通意义的情境中探究人生哲理的重新尝试。片中的女主人公索菲科是报社的一位记者，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她对那些给报社写投诉信申诉各种家庭问题的妇女们进行了采访。在采访过程中，她接触到不同类型的女性，了解到了妇女们在实际生活中碰到的各种问题。但是由于她在工作上投入了过多的精力，以及她和丈夫之间在思想观念方面的不同，最终导致了自己家庭的破裂。影片结尾，她带着对以往岁月的解脱和对未来的希望，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大街上。影片给观众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妇女应当如何把事业、理想和家庭生活的矛盾处理好，使自己的一生更有意义？影片采取采访式结构，将纪实风格与抒情因素成功地融为一体，让人耳目一新。该片获得了1980年度苏联国家奖金。
38、科幻电影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星球大战》为标志的一系列科学幻想影片接连引起了轰动。这使电影公司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自然也诱发了一股制作科幻片的热潮。
科幻电影的出现与凡尔纳和韦尔斯的科幻小说分不开。最早的科幻电影就是从改编韦尔斯等人的小说开始的。1901年，韦尔斯的长篇科幻小说《最初的月球居民》发表。第二年，梅里爱根据这篇小说拍摄了影片《月球旅行记》，这是韦尔斯科幻小说第一次被搬上银幕。20世纪60年代，英国导演纳坦·儒兰又一次改编了这部小说。韦尔斯于18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时间的机器》，也被科幻影片导演乔治·巴尔改编成为同名电影。
随着原子弹肆虐广岛和长崎，对原子武器巨大破坏力的恐慌心理或反战情绪，也以隐喻形象或拟人化手法，曲折地反映到关于飞碟或外星人侵袭地球的科幻片和怪兽片当中。
巴尔和哈斯金1953年拍摄的科幻片《两个世界的战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影片不但渲染了火星人侵袭地球时造成一片慌乱的情景，而且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人们对于核战争的恐慌心理以及冷战的气氛。
20世纪50年代怪兽片盛极一时，吸引了众多观众。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拍摄过怪兽片《金刚》和《金刚之子》等。1953年艾仁卢里埃拍摄了《海底怪兽》，从此以后，接连出现多种兽类的怪兽片，形成热潮。这些怪兽形象因时代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例如“金刚”，当时有人认为象征自然界自发的力量，也有人认为象征当时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性，而后来的怪兽多为反对核战争的隐喻形象。原子弹的爆炸使巨大的章鱼（《怪物从海上来》）、蚂蚁（《它们》）出现，30米高的专吃放射性食物的毒蜘蛛（《毒蜘蛛》）、怪兽状的蜘蛛（《蜘蛛》）等形象充斥着美国的银幕。
20世纪70年代科幻电影在美国形成热潮。此期的科幻影片主要以两种形态出现：一种是把灾难片和科幻片融合而成的“灾难”科幻片，一种是反映宇宙航行的“银河”科幻片。
在西方电影中，灾难片有较长的历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非常盛行这类电影，以致西方的一些报刊把1974年称为“灾难片年”。在此前后拍摄的这类影片中，有《海神号遇险记》、《大白鲨》、《地震》、《航空港75》、《兴登堡号飞船》、《世界末日》、《摩天大楼着火记》等；而且拍摄的“灾难”科幻片也不少，如《逃生》、《死城》和《牙》等。
随着1977年《星球大战》放映后引起的空前轰动，从美国到欧洲都出现了拍摄宇宙航行的“银河热”影片。继《星球大战》之后，《第三类接触》也引起轰动，《超人》、《一号宇宙站》、八集电视片《在慧星的日子》、《异物》等纷纷登上银屏亮相，甚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此类题材的影片也被搬出来重映。
《第三类接触》和《星球大战》所不同的是：它以一种空想的途径去解决科学技术与人的矛盾——人类登上飞碟，平静地飞向遥远的天边，去寻找能让“一切机器和我们协同工作而不作对的世界”；该片还描写了地球人与外星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二者最终结成好友一起飞往其它星球，寻找幸福之乡。这点与以往外星人和地球人总是敌对，免不了打仗的情节有较大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