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是在体用的哲学框架下提出力行的观点的。他说：“佛老皆立体而废用。用既废，而体亦无实。终致行起解灭（释氏）、寓诸庸（庄子）。君子不废用而立体，则致曲有诚。逮其用也，左右逢源而皆其真体。故知先行后之说，非所敢信也。”（《思问录》）
船山论行，在“曲能有诚”、“一以贯之”（意即百折不挠、持之以恒），尤其强调“百物不废，惧以终始”。他告诫道：“于物有废，偷安而小息，亦为之欣然，学者之大害也。惧以终始，故愤；百物不废，故乐。愤乐互行，阴阳之才各尽，则和，和而后与道合体。”孔子曾自谓“有志于学”以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船山从哲学本原上进行了解读：愤，神阳之发动也；乐，气阴之静运也。阴阳和而人得道，人得道而与天地合一，乾健坤顺，于是人方在“有志”的轨道正常运转，不知老之将至。船山在论君子不器与持之以恒时用了两组比喻，镜与衡，日与水。对前者肯定其精确客观后予以否定：镜不能藏往、衡心中无重，故皆无恒；对后者则肯定欣赏，认为是圣人君子之心的写照：日明照四方，水履险如平，而且日能继往，水能任重，故皆恒。镜衡体现了形而下的器，而日水展示了形而上的道。
船山在阐述何为“力行”时强调“乾坤并继，尽其健顺”。他先指出：“乾称父，坤称母。父母者，乾坤之大德，所以继吾善也”。“乾以易知，惟其健也；坤以简能，惟其顺也。健则可大；顺则可久。可大则贤人之德；可久则贤人之业。易简之道，天地之道，非人之能也。”（《思问录》）天之道本“易知”，地法天，人法地，“简从”即无所不能。他接着论述：立人之道，在仁与义。人道必需与天道结合，天人合一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仁义行，以人道率天道也；一是行仁义，则待天机之动而后行。船山认为后者不足以体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因为天道不遗于禽兽，而人道则为人之独。人禽之别，唯志而已；人禽之辨，义利而已。可见船山主张的力行，乃由仁义行，即一切从仁义出发。船山还尖锐地批判老子对仁的曲解，说道，“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非天地之以此刍狗万物，万物自效其刍狗尔。”接着精辟立论：“天使人甘食悦色，天之仁也。”紧接着，辨证思维炉火纯青运用自如的船山还不忘顺势为自己先前的“人之道”加固门户：“天之仁，非人之仁也。天有以仁人，人亦有以仁天、仁万物。恃天之仁而违其仁，去禽兽不远矣。”此论真可谓天人之言，震古烁今！我对此的理解是，王船山不仅给出了力行的高标：以人仁天，还给出了力行仁义不可进入的雷区的底线：以天害仁。
力行从另一角度来说，就是惜时，时间观念强。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我的老师兼朋友雷达先生有一句名言：“强者的含义也许有一千条，我确信的只有一条：强者，必须是能主宰自己那份时间的人”。船山先生无论苟全性命于乱世，还是生死当前于病榻，无不惜时如金，读写不辍，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仍然读书破万卷，撰著千万言，集传统文化之大成，他是当之无愧的强者。
如果还要找出第三个角度，从行为主体来讲，力行的标尺便是独立特行，也就是陈寅恪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王船山履木屐、撑纸伞，誓与清廷不共戴天，昂首行走于天地之间，这独步天下的行为岂是艺术一词可以形容？“南阳凭羽翼，恩泽放山林”“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些铁骨铮铮之豪言岂是纯文人的日常赋诗那般轻松，“几许兴亡，凭谁料理，血痕一缕留青史，从来白刃杀英雄，恹恹儿女丛中死！”王船山实可谓继文天祥之后光耀青史的一颗天地丹心，这首踏莎行无疑是属于南明忠臣更属于华夏英雄的正气歌。船山赞李泌诗中还有一句动人心弦的大名句：“千年欲识丈夫心，独上危峰揽苍翠”。为了达成志向——揽“苍翠”之道，李泌、王夫之义无反顾，独上危峰，这才是平常人一千年也无法识得的伟丈夫之心。
好学是立志的第三步。孔子说：“好学近乎智”。船山说：“学易而好难”，又说“用智不如好学”（《思问录》）。孔子还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是好的更高层次，好还停留在正志之后为创业而引发强烈的求知欲层面，或者客体引发好奇心的兴趣层面，乐则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达到了由志而趣的境界。如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处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因此曾一再情不自禁感叹：“贤哉，回也！”孔子曾在回答鲁哀公的提问“弟子孰为好学”时，脱口而出“颜回”，并以“不迁怒、不贰过”论证，可见孔子所说的好学，指的是学习做人的道理并落实到行为上。好学者，离乐学的境界也就不会远了。这到达的标尺或者说联结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只是四个字，就看学习者是否立定了“学为圣贤”之志。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非守定此志则非好学之至，亦即非达到做学问的道的境界。钱财使人富贵，学问使人高贵。“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杜甫）”“邺候晚节知前非，岳顶读书云满衣”（船山赞唐代名相李泌的诗作），学问不可以是富贵的跳板，实乃人的最高层级生命的内涵。立志的第三阶段可以称为定志或守志，守志方能成就大学问。王夫之说：“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也”，又一再强调“志在学先”。古代修身的纲领性读物“四书”之一的《大学》开篇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有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孔明说：“才需学也，学需静也”。志定心才静，宁静安好是修道的最佳氛围。凡学习目的为追求“止于至善”的圣贤境界，其志则自然可守。
归根溯源，船山尚志观乃其哲学思想的具体延伸。很显然，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船山在体用道器关系上，更重视实践的“用”与物质的“器”，体在用中，道在器中。不离用而言体，不离器而言道。这对于我们正处于人生立志阶段的留守少年启发甚大。留守少年往往独立意识强，而自主能力差，往往时而能热血沸腾、发愤图强，时而任意任性、随波逐流，导致“无志之人常立志”。以上船山尚志论，从晓之以理的志的剖析，到动之以情的耻的启迪，再到导之以行、持之以恒的学与行的实践功夫，为我们铺就了一条“有志之人立长志”的康庄大道，足以令我们莘莘学子景行行止。
自古有论，能有“三不朽”者方曰完善之人生：立德、立功、立言。我认为以上立志之三步即可致三不朽之“三立”。
立德，知耻正志，趋时更新，可矣；
立功，力行酬志，本仁守义，可矣；
立言，好学守志，学为圣贤，可矣。
“三立”，通俗地讲，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正气做人，锐气做事，大气做学问。“三立”可以通向孔子所谓的君子“三达德”：勇、仁、智。我对“三达德”的当代诠释：有勇气做符合道义的事，此谓“勇”；有胸怀悲悯但坚决反对不符合道义的事，此谓“仁”；有智慧区别上述两类事，此谓“智”。智者必有言。言以载道，有得于心，录之，以启来者；有憾于志，亦录之，亦以警后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德者，天命之明德之性；功者，地率之新民之道；言者，人修之知耻之教。
如是，生，行荣止耻，俯仰天地，无所愧怍；死，全归于天，此心光明，夫复何求？
2013年２月１４日上午１２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