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舅爷第九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怀里抱一只老鹅，我以为他老又是来托我求人。不料刚要开口，就听他说道：“家里再也凑不出钱了，就剩这只老鹅了，我把它卖了，再跑最后一趟。”他这些话，对于不认识，或者即使认识，但最近却没有联系的人说，也是听不明白的，加上他那浓重的湖北方言，难怪每次去信访办，都叫人不耐烦。
说起他的上访来，如果不删繁就简，得写一本小说。他住在一个大湖边，沿湖有很多滩涂，年景好的时候，种的庄稼有收，遇上大水，就空忙一场。他不知从哪儿听说，湖边滩涂可以承包搞开发，他感到这是一个机遇，错过了就没有了，毕竟自己也快六十的人了。于是找到镇上，完善了承包手续，就请了一个工程队，在湖滩上搞起围垦。按照他的如意算盘，这一百多亩地，如果全部种粮食，一年可收二十万斤左右的粮食，而且成本比一般水田低。就算万一发水破圩，也可以就势养殖，鱼虾收入也不会太低。总之只要政策不变，这百多亩地归他开发，五年十年下来，就能发一笔小财。
他日夜在湖滩上忙活，本来就黑的人，现在几乎成了非洲来宾。虽然很苦很累，但他脸上却始终露着笑意。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他的圩口快要合龙，一个像模像样的粮仓即将建成时，政策突变：沿湖滩涂不得搞围垦开发！
这真是晴天霹雳！请来的工程队已经作业两个多月，已经耗费一大笔资金。
此后数年，他因此而成了有名的上访户。
第一次去镇政府的时候，他还不是以上访者身份，而是以合同的一方，讨要工程半途下马造成的损失。合同投资金额为三十万元，他现在只要政府补偿二十五万元。
这个数字叫一个穷镇政府也难以兑付。
争执不下，纠缠不清，一路闹到县政府。
到县政府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上访户了。从县政府到县委，从县委到县人大，每次都要搞到信访办去。他因此感到这个信访办权力蛮大的。
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决定由有关方面补偿他两万五千元。
“二十五万，一变变成两万五，莫不是当我老头子不识数？”他第一次来到我办公室，说的就是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他说要到市信访办上访。
市信访办态度好多了，他说，还泡茶给我喝，还叫我坐。
此后一年左右时间，他成了市信访办的“常客”。但问题却始终得不到满意解决。
后来他去了省城。
最后他去了北京。
从北京回来，他显得很高兴，一见到我就说：“我坐在车上，那个师傅看我背个破包，就问：‘你是来上访的吧？’人家大城市人水平就是高，我又没跟他讲，他一眼就看出我是来上访的。他对我说，上访没有用。我对他讲，共产党领导我们，难道老百姓还没个讲理的地方？他说，那我们走着瞧，要是我告赢了，他就把车子送给我。”
带着北京回来的信心，他又找到市信访办，并告诉他们，省里很快就会来人处理，你们看着办。口气也变大了。
某天，省市两级有关部门的人员来到他当年围垦的湖边，已经看不出任何围垦的痕迹。当他们看到一个瘦猴一般、被县里镇里许多人讨厌的老头时，不知是什么样的感受？
老舅爷告诉我，他最后拿到了三万五千元补偿金。
而为了这，他花费了五年时间上访，包括老鹅在内都做了路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