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蜗居，一台电脑，就可以使一个人从名不见经传，一下子登上流行排行榜，比如慕容雪村，比如黄爱东西。这种情况的出现，使人觉得文学事业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只需要一个标新立异的古怪名字，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和勤奋的动手。
但这只是一个表象，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榕树下”、没有“西祠”这些网站，没有“南都”（《南方都市报》）、“中青”（《中国青年报》）这样的报刊专栏，谁还能一夜成名。我敢断言，如果没有这些，出版社就热闹了。
说到“社”了，这是关键所在。在中国法律（也许整个人类的法律）中，结社和言论自由都被赫然写入，说明从法理上，每个人都可以拉几个同道来办个出版社、出版一份杂志，或组建一个论坛。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团雨后春笋般成立，拉山头，创流派，新人辈出，佳作不断，确实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简直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社团和流派史，就几乎没有中国现代文学史。
只是不要把社团之争、流派之争都简单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
1924年，有一个霍邱籍青年张目寒在北京世界语学校读书，给他们上课的有一位身材不高、但十分有趣的先生，他就是鲁迅。张目寒偶尔听到先生说．目前中国从事翻译的人太少，希望有为青年能够多做翻译的事。也许觉得先生很随和，或许感到先生所说的很有道理，他便想到了自己的同乡，此时正在崇实中学读书的李霁野和韦丛芜，并主动将李霁野的翻译作品寄到鲁迅先生那里去了。这就是鲁迅和几名安徽青年交往的开始。
鲁迅是喜爱青年的，也是极其乐意帮助青年的，应青年之请，为他们介绍投稿，这是最常干的一种；借钱给他们，二十年代在北京混的小青年，只要有点文学天赋和爱好，只要学习工作上遇到了困难，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去找鲁迅先生。但鲁迅对于青年的帮助，也要看看这自身的品行和素质，他觉得可以造就，能够在某一方面寄托希望，才会打破常规。
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这几位安徽霍邱籍的小青年，此时都在拼命用功，尤其他们几乎都热衷于对俄罗斯文学的介绍，这一点是鲁迅愿意跟他们交往的前提。有了这样共同的追求，鲁迅所考虑的就是怎样把大家拢起来，朝着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地做下去。这样，未名社就诞生了。
一个好的社团，能够成长起来的社团，必须有好的规划，有肯于奉献的领头人。鲁迅自然是当之无愧的导师，而韦素园算得上真正的骨干。几年的努力，在俄国和北欧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介绍方面，未名社发生了应有的影响。
可惜，鲁迅南下了；可叹，韦素园病重了。又是肺结核，肺结核！
1929年5月30日，北上省亲的鲁迅，在未名社一班人陪同下来到西山。
正在福寿岭养病的韦素园，得知鲁迅先生要来，请人事先打扫了房间，将亲手养的几只小鸡中稍大的杀了两三只。
鲁迅对于韦素园的印象，是瘦小、精明、正经，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盯住着文学。但也有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后来知道了，这只是个误会，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而不很笑。
年轻，不很笑，这是怎样一种魅力啊！现在一定要叫做“酷”了。尽管抱成一团，需要共同的理想，但如果气味不相投，彼此缺乏好感，凭着空洞的共同理想又怎能抱成一团呢？我坚信，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精神领袖，但同时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