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天，钱钟书考取教育部第三届英国庚款公费留学生，入的是牛津大学英文系。三年后，1938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论文，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土学位。对照《围城》里方鸿渐的学位风波，可见国人在那时对于“学士学位”已经不够满足，以为出了国，不拿个博士，总是极其寒碜的事，最起码也得混个硕士。
但钱钟书拿回来的就是文学土学位，这与他考上清华大学时，数学成绩只有15分一样，是无法更改的事实。但另一个同样不能更改的事实是，数学只考15分，同样上清华，只凭一个学士学位，照样被聘请为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钱钟书就是这样矛盾。在《写在人生边上》里，有一篇文章叫《论快乐》，他说：“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这真是万分深刻的话。在这篇文章结尾处，还有一句更加富有哲学意义的话，他说．“矛盾是智慧的代价”。他说，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
在钱钟书的格言里，那句“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恐怕是最高明的了。但他自己却始终独来独往于人生的舞台，以至不少人把他看成狂人。说他从不愿去访人，也最讨厌别人去访他，即使西方来的猎奇者，他也只是告诉，“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一位友人写信介绍一位青年学者，希望他能“假以辞色，幸无交臂失之”。可他的回答却是“吾老而懒，杜于皇所谓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况余人乎！交臂不识，于吾未为失耳。”
这些狂妄之举，想来不过一面之辞。我记得有位青年曾经拜访过钱钟书，受到他夫妇热情的接待。这位青年患有黄疸病，钱先生夫妇为他提供了一种土方，多年给以关心。后来这位青年的病好了，而钱先生却不在了。
一个人给外界什么样的印象，大概与他所为相差不远，但也未必全如外界所言。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是极其活跃的，这自然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有关。但每个人的作为和影响，却只与他的个性、人生观有关。
作为海归派人士，钱钟书的风度自然可以想见一斑。在受聘西南联大教授期间，不足三十岁，给自己斋室取名“冷屋”，并在联大教授所办的《今日评论》上发表“冷斋随笔”。这就是1941年结集出版的《写在人生边上》。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份，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还看得轻贱，也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
钟书先生真是参透了人生道理，说出话来，不只剖己，益且伤人。所以一部《围城》足够，不必再写，不能再写；所以，只管去做学问了，懒得再来叨扰人生这个大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