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时候，一天，李岫老师说，明天带你们去参观茅盾先生的故居。心里自然高兴。茅盾故居保留着北京四合院特征，但里面是经过改造了，增加了不少新功能，比如抽水马桶，洗澡间等。北京的茅盾故居，是他在担任中央政府要员后的居所，但是，起居、摆设、用具，都还清晰地保留着一个文人的风格，简朴、随意、平民化。
本来，谁都是从平民开始。即使一个声名煊赫、家资巨万的人，往上数两代，多者四五代，也都还是平民。但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许多人无法保持住本色，随着职位、声名、收入乃至环境的变化，最后都被异化掉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有的，也不是自己要异化自己，而是被别有用心的人，贴上某种标签，神化或鬼化，混淆视听。
若不看到茅盾先生故居，我很难想象他的平常与朴素。在多本教科书上，茅盾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他的伟大在于，几乎没有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没有幼稚期，接近先知一样的进步，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革命家。
对于没有人情味的人，无论他是什么大作家，大革命家，都会令我失望。
所以我总喜欢寻找那些“大”之外的“小”，在“严肃”之外寻找“趣味”，抛弃“坚硬”，收购“柔软”。尽管在教科书中的茅盾，革命性远远超过他的“文学性”，政治家角色冲淡他文学家角色，但我还是从若干野史中，看到了他本质上的“文人”特性。而且从他故居，可以看到他始终没有改变这个特性。
二战结束不久，茅盾先生和夫人应邀访苏。对于苏联人民卫国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茅盾先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他更加钦佩苏联人民的聪明才智。
当时苏联人民发明了一种长生不老药，服了可以不死。这项轰动世界的发明，对西方国家是绝对保密的，但对于友好的中国人民，则要共同享受。所以中苏友协在他回国时，便送了几瓶给他。
茅盾先生在上海一直是赁屋居住的，这也是那时文化人普遍的情形。忽然一天，二房东翻脸，要赶他出去，闹出一场官司。那时茅盾名气已经不小，不便出庭应诉，于是托人找到大律师周劭先生。周先生年纪轻，仰慕还来不及，当然十分情愿。不料官司未打，国民党倒先打了起来。茅盾与其他文人一样，匆匆离开上海，官司遂不了了之。
临行时，考虑周劭先生的人情未了，于是就将从苏联带回的“不死药”送出两瓶。
杭州师院李标晶教授曾著《茅盾传》，这样的趣闻并未收入。如果多一些此类故事，我想，一个鼎鼎大名的文人传记，不至于没有人肯买，也不至于没有人肯读。
可惜，一个一生坚持文人操守的人，硬被好事者贴上“革命家”标签，以至他的丰富的人生故事，不再有人问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