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亲
我祖父、祖母共生育了儿女8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只可惜我大伯、二伯、三伯过世很早，大伯、伯母生有一子，取名家禄，家禄堂兄婚后生育一女，取名光明，后来家禄堂兄也英年早逝，留下伯母和侄女光明住在永和老街，婆孙俩相依为命。二伯、三伯是没有结婚就过世了。对于这段家史，我知道的很少，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我父亲排行第四，当时家境虽然宽裕，三位兄长相继去世，父亲也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担子。父亲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父亲的兄妹中只有父亲从小没有读过书，父亲从小种过田，但大多数时间是做手工谋生，打过豆腐，开过整米坊，做过鞭炮。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在浏阳白沙、永和、县城、长沙榔梨之间奔波、谋生，因此这几个地方都有过我祖辈和父辈的产业。1936年，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在长沙榔梨镇定居，打豆腐营生，生活清苦。日寇侵占长沙，放火烧了榔梨，我家亦没能幸免，父母带着两岁的哥哥逃到永和，后又搬回原籍白沙，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又到永和定居，住在我伯母家，以做鞭炮营生。
抗战期间，我父亲曾被日寇抓去做挑夫，一路上，父亲目睹日寇随意打骂、枪杀中国劳工的暴行，心想如不逃走，必然凶多吉少。一次宿营，父亲趁日寇不备，逃了出来，当时父亲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家在何方。这时父亲遇到了一位好人，得知父亲遭遇后，给了父亲两块银圆，告诉父亲，朝着太阳出山的方向走就能找到家。父亲历经艰难，才辗转回到浏阳。
1937年1月，我细叔父在浏阳县城结婚，一个大家庭，祖辈父辈在一起团聚，照了一张全家福。唯独我父母一家因为战乱，在外漂泊，没能相聚，真是国难家不圆啊！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仍然是靠做鞭炮营生养家，到了20世纪60年代，父亲已是花甲老人，由于家里孩子多，有的还在读书，生活困难，他只得奔波于浏阳、永和、白沙之间，经常挑一担篾篓子，到浏阳找我姑父帮忙买一点鞭炮原材料，挑回家里，做成鞭炮，再挑到白沙去卖，周而复始，都是步行，肩上还挑着五六十斤的担子，这种艰辛可想而知。
我在浏阳读书时，父亲经常来学校看我，有一次为了给我买条绒裤御寒，搜遍全身少了两毛钱，父亲给营业员说了很多好话，用多余的两尺布票折合两毛钱才给我买下。我曾陪父亲在浏阳剧院看过一场京剧，戏名是《搜孤救孤》，父亲看不懂，我在旁边给父亲讲解剧情，父亲非常高兴。在父亲一生中，这恐怕是我唯一陪他看的一场戏。
1964年12月，父亲又去白沙卖鞭炮，住在白沙老街外婆家。深夜，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父亲急忙起床，黑灯瞎火，慌乱中不幸被门槛绊倒，肚子正好摔在门外的垫脚石上，伤及内脏。开门才知道是税务所的人来查税的，当时鞭炮必须交税盖上税章才能卖。我家的鞭炮是交了税的，那次是永和街上一个姓曾的同行托父亲卖点鞭炮，他的鞭炮没有交税，被税务所查上门来。父亲伤得很重，外婆家请了两个人用担架把他抬回了永和。当时永和医院不能动手术，送浏阳或长沙又没有钱，只好采用保守治疗，吃中药或偏方。当时正好是寒假，父亲躺在床上，我每天给他洗脸、喂药喂饭，病情不见好转。
1965年3月的一天，在学校我突然收到家里的电报，告之父亲已去世，顿时我手足无措，只觉得天旋地转，眼泪夺眶而出。稍事镇定后，我请了假就走。当时下着雨，我戴了顶斗笠，从县城步行往家赶，只用4个半小时就走完了60华里，赶回了家里。
回到家，父亲已经入殓。姐夫帮我抬开棺盖，看到父亲消瘦慈祥的脸，我忍不住放声大哭：“父亲啊！您是活活累死的呀！”父亲去世后，竟然找不到他生前的一张相片，这使我们做儿女的更加悲痛。父亲就像一头默默无闻的老牛，负重奔波了一生，没有给儿女留下只言片语，甚至连一张相片也没有。但父亲却在我们儿女心中树起了一座父爱如山的丰碑，虽然没有留下相片，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永存我们儿女心中。
二、母亲
我的母亲祖籍浏阳白沙，6岁丧母，继母为人凶狠，母亲经常遭到继母的毒打，有一次竟被打得头破血流，留下了终身的伤疤。由于不堪继母的虐待与折磨，7岁的母亲被迫离家出走，被母亲的伯父收养，在伯父家和伯父的孩子一同上学，读了几年私塾。后来，伯父去世，生活所迫，母亲12岁流落到长沙资本家工厂当童工，学织袜子，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
1936年和父亲结婚后，因为战乱，跟随父亲东躲西藏，居无定所，直到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回永和定居，以做鞭炮维持一家人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家里孩子多，生活一直很困难，母亲日夜操劳，勤俭持家，想方设法协助父亲维持着这个贫困的家。
1965年，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家庭重担，披星戴月，夜以继日，靠打草袋、做零工赚来的钱抚养几个孩子。尽管生活困难，她老人家仍省出钱来供孩子读书上学，学好本领，报效国家。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几兄妹都成长起来了，哥哥是航空航天部134厂的高级工程师，改革开放初期就去美国考察航空工业，为祖国航空事业作出了贡献。本人是浏阳磷矿多年的劳动模范和优秀党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得到了单位的肯定和表彰。弟弟在永和磷肥厂担任工段长，也是多年的先进工作者。我们做子女的取得的这些成绩除了党的教育和培养，与母亲的教子有方是分不开的。
母亲热心公益事业，多年担任居委会的居民组长，为邻里乡亲排忧解难。1969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母亲先后把我和妹妹、弟弟送到农村、林场当知青。母亲曾以优秀知青家长的身份，出席了浏阳县和湘潭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
母亲一生忠厚善良，一生宽容，诚恳待人，乐善好施，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物资匮乏，供应紧张，农村根本买不到面条，我们居民户每月有几斤定量供应，农村的亲戚朋友经常找母亲帮买面条。家里的指标用完了，母亲就去找别人帮忙，有时为了帮人买到面条，跑上三五次还是空手而归，见此我就说：“实在买不到就算了。”母亲说：“人家生活在农村，很不容易，我们能帮一点，就尽量想办法帮一点吧。”
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我和母亲相处的时间最长，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但由于母亲对我过分溺爱和依从，加上我的脾气不好，所以经常和母亲顶撞，也说不上几句动听的话，对此母亲却习以为常，从不计较和怨恨，对于这一点，成为我对母亲的终身愧疚。
母亲年过70，仍然争着做家务，我们劝她不要干，安享清福，母亲却总说：“你们每天上班工作很辛苦，我在家帮你们做点家务事，给你们做饭，让你们一下班就吃上热饭热菜，这是我应该做的。”
由于党的富民政策好，我们的生活也逐渐好起来，母亲也过上了丰衣足食、子孙满堂的幸福生活。尽管如此，母亲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没有改变，子女们给她买的新衣服舍不得穿，给她的零用钱也舍不得用。
人到老年，母亲思乡思亲的情绪越来越重，总在想念着她还健在的堂弟，我曾于1987年和1989年两次陪同母亲去白沙豪溪探望堂舅父李建凡。我舅父李健凡是人民教师，但一生命运坎坷，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舅母患病无钱医治，双腿瘫痪，不能行走，常年靠两条板凳坐着移动。对于舅父一家遭受的磨难，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生活有了好转，母亲一定要我陪她去探望几十年没见面的舅父。母亲他们姐弟相见，畅叙亲情，说到伤心处，不觉老泪纵横。舅父虽然一生命运多舛，但始终对党忠诚，退休后，坚持在屋前路边出黑板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科学种田，做到老有所为。两次回归故里探望舅父，了却了母亲多年的心愿。
1992年正月初六，母亲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7岁。现在我们兄弟姐妹每年清明和阴历七月十五都要去父母坟前祭扫，寄托我们的哀思，祈祷父母在天堂快乐。
三、哥哥
俗话说长兄如父，我父亲去世得早，哥哥就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为了年老的母亲和还在读书的弟妹，哥哥省吃俭用，每月从有限的工资中挤出一部分钱寄回家里，由于家庭的拖累，哥哥直到30多岁才结婚。
在3年的困难时期（1960—1962年），父亲由于没有文化，看不到长远，总是催我给哥哥写信，要哥哥辞去工作，回家帮助渡过饥荒。哥哥接到家信后，给父母回信，信中哥哥说：“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不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当逃兵，我会尽量挤出点钱来帮家里渡过难关。”事实证明，哥哥的立场是坚定的，哥哥的预言是正确的，3年困难时期，有不少的国家干部、工人经不起困难的考验，看不到光明和前途，纷纷辞去工作回家。后来3年困难时期一过，这些人又要求回单位工作，都被单位理所当然地拒绝。
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1980年底，一个由我哥哥设计的民品项目，需要到美国寻求技术合作，经当时的航空航天部批准，哥哥随134厂总工程师到美国去考察。
1981年1月10日，哥哥和总工一行4人正式到达美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这次出国考察，哥哥他们除来回机票外，国家还每人发给了5000美元，作出国费用，在美国一个月的行程中，因工作需要先后考察了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等几座城市，所到之处，吃、住、行都由美国同行支付，他们带去的美元没用，每人仅按国家规定，每人每天补助1美元开支。哥哥用这点钱买了一台“三洋”牌的日本产小型收录机，其余款回国后全部上交国家，一分不留。他们4人出差，一人管账，一人管钱，没有乱花国家一分钱。后来，哥哥回家探亲，谈到这次出国，哥哥愧疚地对母亲和我们弟妹说：“真对不起，没有给你们买点纪念品。”国家的钱不能用，我自己也没有钱。”当时，哥哥两口子工资加起来不过百多元，除了他自己一家4口，还要寄钱回家赡养母亲，这点我们都能理解。哥哥无限深情地说：“等将来我的生活好转了，我一定给你们补上。”从这一点说明，20世纪80年代初期，民风党风是多么的纯朴和廉洁。回国后，哥哥给我来信，谈了这次美国之行的所见所闻，感叹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工业和豪华的生活。后来，他们的总工调到一个地级市担任主要领导，总工点名要调哥哥和另一名高工去担任科技副县长，因134厂不同意而未能成行，这对哥哥来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哥哥孝敬父母，对弟妹关爱有加，他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供我念完了初中，经常写信鼓励我，要积极上进，任何时候都不能被时代所淘汰。1974年，哥哥回家探亲，当时弟弟还在离家40多里的林场当知青。第三天，哥哥骑了一部单车，去接弟弟回家，可见他想兄弟相见的急切心情。哥哥去世以后，我们看到了他平时收藏的相集，里面工工整整地贴着我们从小到大的相片，哥哥几十年来在千里之外时刻思念着他的父母双亲和弟弟妹妹，这种骨肉深情令人感动。
2002年5月1日是我侄儿廖原结婚的日子，我们弟妹们一行10多人前去河南祝贺，哥哥这时却因病住进了医院。后来134厂的领导从北京请来专家进行了会诊，确定是患了白血病，我们都震惊了，又二次赶赴河南，来到医院，坐在哥哥的病床前，安慰他安心养病。当时他也清醒，一切如常。几天以后，病情急剧恶化，失去知觉，可怜他刚刚退休，正待安享天伦之乐却遭此劫难，虽经多方抢救，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他的生命。哥哥的去世，使我们过早地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长兄，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现在我侄女已担任了134厂的中层干部，正在实践哥哥航空报国的遗愿。侄儿顺应时代的发展，辞去了134厂的工作，下海经商，创办了一家民营企业，工厂办得红红火火，哥哥亦可含笑九泉了。
四、兄弟姐妹情深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姐姐不到18岁就出嫁了。姐夫是个农民，勤劳能干，他们生育了1男4女，也是由于孩子多，生活一直很艰苦。对于自己过早地出嫁，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在5个兄弟姐妹中，只有自己一人在农村，姐姐多少有些心里不平衡，也曾埋怨父母偏心，其实父母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姐夫是个热心肠的人，几十年来不仅我家有什么事随喊随到，尽力而为，而且在我的堂兄弟中、表兄弟中有什么婚丧嫁娶，建房垒石的事，姐夫都是不辞劳苦，不请自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个规律，我们廖家办大事，主事为头的就少不了姐夫。
改革开放以后，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姐夫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不仅坚持农业为本，还兼做副业，生活逐渐好起来。20世纪70年代初建了一栋土木结构的房子，90年代又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现在姐夫姐姐一家早已是四世同堂，儿孙绕膝，乐享天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