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赵尔巽召集全省的州府要员，会聚岳麓山，为岳麓书院的改制举行了盛大的典礼，这一天正是三月十八，早春季节一个少有的艳阳天，鲜红鲜红的太阳喷薄而出，登时把整个山麓染得金碧辉煌，树叶上那晶莹的露珠，恰似一颗颗流动的水银球，微风轻轻拂过，一阵阵的馨香沁人心脾。挂匾仪式开始，赵尔巽作了简短的讲话，他概述了岳麓书院办学的历史，盛赞了培养经世济国人才的功勋：“……书院的历史我们不会忘记，书院的功勋，我们不敢忘记，书院当年的开创是为国造就人才，书院今天的改制，亦是为国造就人才，书院的性质，永远不会改变！”
赵尔巽简短的讲话以后，州府长官的代表、湖南士人的代表也相继发言。发言已毕，赵尔巽将扎了大红绸子的“湖南高等学堂”的匾额授给了第一任校长俞鸿庆，此时万炮齐鸣，吹呼震天。
单说王先谦向赵尔巽作了辞呈，卷起铺盖，雇了脚夫，挑了书担行李，很是郁悒地离开了岳麓书院。他作文祭拜了大成殿内的至圣先师孔子，又祭拜了崇道祠的朱、张二夫子，就算做了最后的告别，然后战战兢兢的，老泪纵横，一步一回首，回到长沙县的故居，也就于此筑室独处，终日孤灯孑影，郁郁不乐，想就此著书立说，而不观窗外风雨如何。
王先谦立志著书立说，不观窗外风雨，然而这是怎样的一个幻想呢？王先谦可毕竟是一个风头浪尖的人物，窗外的风雨也就由不得你观与不观了。就在王先谦离开岳麓书院不久，一件让全国震惊的大事在长沙爆发了，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的陈天华及革命党人姚宏业分别在日本和上海的黄浦江投水而死。灵柩运回长沙，革命党人禹之谟、蒋翊武、陈家影、宁调之等首倡将陈、姚的灵柩埋葬于岳麓山上。
禹之谟、蒋翊武等的倡议，遭到了湖南巡抚庞鸿书等人的反对。这庞鸿书虽是积极的维新改良人物，却实在同王先谦有相似的一面。他主张维新改良，却不反对皇权，不反对君主。所以当革命涉及国之基本的问题时，他竟是慌了手脚。对于陈、姚的公葬如临大敌。他派了军警，拘了陈天华的灵柩。庞鸿书的所为，激起长沙市民及成千上万学子的公愤。在禹之谟、蒋翊武等策动下，这些市民、学子也就聚集于巡抚衙门，把偌大的一个巡抚衙门包围得水泄不通，不时冲击巡抚衙门，向巡抚衙门投击石头，这回庞鸿书成了缩头的乌龟了。他紧闭大门，在巡抚衙门内急躁地来回走动。其时正是早春，嫩寒锁暖的季节，庞鸿书却是大汗淋漓，只见他不时地擦汗，却又不时地向外打听消息，窥探动静。终于，他想了一个主意，命人急召了长善学务处总监督俞浩庆，命俞浩庆出面调处。
这俞浩庆虽是总监督，却实在是一个无赖子。他接了庞鸿书的命令，拿了鸡毛当令箭，带着军警，以学生“聚众衅事”为由，拘捕学生十余人。徒手的请愿，无异于将羔羊送入了虎口，禹之谟认真地思考了一回，于是改变了策略。为了营救这些被捕的学生，他当即吩咐了几个学生，让他们密切监视这俞浩庆的行动。
俞浩庆的无赖，长沙市民早就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他和樊西巷的一个名叫春苔的妓女打得火热，市民亦是十分清楚。这天他拘捕了十余名徒手的学生，终于让聚集巡抚衙门的市民学生离开了巡抚衙门，解了庞鸿书之危，自以为劳苦功高，十分得意。人一得意，心情就好，心情一好，就想到了寻乐。入夜，他竟是打了灯笼，大摇大摆地往樊西巷钻了，一股脑儿钻进了春苔的被窝。却让愤怒的学生逮了个正着，这些学生缚了这一对野鸳鸯，来到药王街的照相馆，取了俞浩庆送给春苔的“十分春色无人管，一经苔痕带雨青”的对联挂两旁，“黥其面，裸其体，拍其照于土娼胯下”。这回俞浩庆真是蔫巴了，点也打不起精神来，耷拉着脑袋，成了一副十足的可怜虫相。
禹之谟将这些照片分寄了全省的各州各府，分送长沙各大学堂、书院，见他们的督学长官竟是如此无赖之徒，学子万分愤怒，于是全省大乱。庞鸿书无法，撤了俞浩庆之职，下令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只是对于陈天华公葬岳麓山之事尚未松口。见庞鸿书如此顽固，成千上万的市民、学生身着白色制服，高举了禹之谟所撰的挽联：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事，应首湖南，志竟捐躯，双棺得赎湖南罪；兼夷狄成汉族，妈夷狄不成汉族，痛满酋入关，乃之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伸张汉族威。
一路撒传单和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把古镇长沙挤得爆满，长沙竟是成了缟素之城。
长沙因为公葬陈天华、姚宏业而暴动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京城，然后又传遍了全国，其他各省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举行了各式各样的声援活动，使得清廷的王公贵族惊恐不已。
且说这大清王朝，对洋人自有一套对策，即赔地、赔款、签条约，所以对于洋人的枪炮，大有“毫无畏惧”之感，而对于国人，除了镇压以外，却是束手无策。早年尚有个曾国藩、左宗棠可以带兵打仗，然而曾国藩、左宗棠早已作古多年了呀，他们清楚，这是革命，革命其实也就是“砍头”的意思，比起维新变法来，这革命厉害得多了呀。先是惊恐，继而不安，再继而就是不满了。他们责怪庞鸿书，认为庞鸿书的大脑“进了水”，要公葬不就让他公葬好了，扣什么灵柩，捕什么学生呀。于是急诏庞鸿书立即释放灵柩，任其运作。
却说王先谦听到陈天华殉海的消息，竟是惊得有些目瞪口呆，于是匆匆忙忙赶到长沙，本想很好地凭吊一番，做一回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只是他根本无法插足挤入。尽管他是乡绅，而且皇上亦授了他“内阁学士”衔，然而因他在同陈宝箴的斗争中，确实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却并不怎么受到市民的敬重。见哀歌动地，鞭炮震天，全城为之缟素，有了些慰藉，极度无聊，却又极度的悲哀，回到书房，铺纸研墨，大书了“惜哉，天华，悲哉，天华”，他正准备书写“壮哉，天华”时，却突然住笔……
陈天华，字星台，原名显宿，又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人。
光绪元年，出生在新化山溪乡一个贫苦的家庭。其父是一个宿儒，《四书》《五经》读了一肚子，却是命运不济，多次参加县学的考试，却连一个秀才也没捞得上。他终究难以放下读书人的架子，不事稼穑，于乡里设了蒙馆，以传授童生为业，合家的收入就靠父亲蒙馆的学费来维持。这陈天华虽是出身贫苦，却是十分聪颖，五岁随父启蒙读书，那深奥的《四书》、《五经》却是啃得滚瓜烂熟，那些子日诗云，亦是烂记于心，其父十分高兴，把全部振兴家计的希望，寄托在幼小的陈天华身上。然而事与愿违，陈天华的母亲早早地撒手西去，这对一个本来贫困之家，更是雪上加霜了。陈天华无法，不得不辍学于家，而学营一些小买小卖自给。艰难生活的磨砺，使陈天华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合理现象，使他对这个社会产生了厌恶，他不再相信所谓的忠孝，更是憎恶所谓的仁义了，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这些乡人津津乐道、奉若榜样、视为神明的偶像，竟是表现了不屑一顾之态，却十分崇拜洪秀全，认为洪秀全乃古今天下第一伟人。
再说康有为、梁启超举旗的戊戌变法，在湖南开展得轰轰烈烈。谭嗣同的南学会及所出版的《湘报》，更是在湖南的每个角落点燃了维新之火，以邹代钧、邹价人等为代表的一些学人，也仿了时务学堂的模样，在新化开办了新式学堂。是年陈天华二十二岁，随了父亲在新化县城做一些小生意。一日偶拾一张已经折皱破烂的《湘报》，见报上所载文字，甚是有趣，于是细心地读了起来。这期的《湘报》载有谭嗣同的多篇文章，其中一篇关于君臣关系的文章，让陈天华读了不觉热血沸腾。谭嗣同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日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日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日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日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
读了谭嗣同的文章，他整夜不能入眠，好像觉得自己找到了知音，找到了倾吐的朋友了。他把这张残破的《湘报》放在桌上展平，然后用手轻轻地压了压，抹了抹，将折皱一一抹平，好像他捡到的不是一张报纸，一张残缺了被人遗弃的报纸，却好像是拾到了一件宝物，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他把这张《湘报》压平以后，又很规则地折了起来，在外面用一块上好的丝绸包了，放到了柜子里。
且说邹代钧、邹价人在县城开办了新式的学堂，打了招牌广招学生。见是新式的学堂，陈天华抱了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它的招生考试。尽管陈天华五岁随父而读，不久即辍学，然而他的功底却十分雄厚，参加考试，小试牛刀，即被录取。
在邹代钧等的调教下，他终于学到了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谭嗣同曾到新化拜晤过邹代钧等，邹代钧亦把陈天华推介给了谭嗣同。见陈天华一表人才，二目有神，年纪轻轻却胸有大志，谭十分高兴。陈天华将谭嗣同刊载在《湘报》上的文章一字不漏地背给了谭嗣同听，更把谭嗣同惊得目瞪口呆，于是引陈天华为知己，常以书相赠，以语相励。
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终于因为慈禧的干预而彻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作为师长的谭嗣同却是喋血京师。
戊戌变法的失败，恰如一盆冷水，让陈天华感到了世态的冷酷；谭嗣同的喋血，更是让他悲哀不已，他置了时蔬果品、三牲祭礼，自撰了祭文，对了京师的方向，狠狠地哭拜了一回，大声地呼喊了一回，有如癫狂疯人。
自从祭拜了谭嗣同以后，陈天华也就成天地捧了那张残缺的《湘报》读来读去，时而放声大哭，时而放声大笑，时而喃喃细语，好像在与谭嗣同的英魂对话，时而又是放声高歌，整天不修边幅，一副邋遢的样子。邻居见了，以为中了邪了，变疯癫了，竟是避而远之。其父见了，更是伤心得要命，因为陈天华的哥已是一个残废人，已成了家庭的包袱，要是陈天华真的癫了，岂不断了陈家的一切？其父请了师公道士，为其追魂立禁，这些师公道士挥舞了师刀，拍打了令尺，很是像模像样地作了几回法，并不见陈天华有丝毫的“好转”，于是断言：“此乃厉鬼缠身矣，非某等能力可驱也。”
骗了陈家的财物以后，危言相赠，把陈天华的老父吓得半死。陈天华是不相信所谓鬼神的，见了师公道士，怒目以对，头两次他出于对父亲的一片孝心，原谅了他们，但后来这些师公道士，让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如此折腾了半月，陈天华终于从极度的悲哀中回到了现实的世界，他接受了友人的规劝，来了岳麓书院。
陈天华从偏远的新化，一路风雨来到岳麓书院，从县城来省城，不禁觉得眼界大开，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其时变法斗争的余波，仍在省城的上空盘旋，维新的空气时隐时现。尽管如此，在陈天华看来，有如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因为守旧派的胜利，作为书院院长的王先谦，正是踌躇满志，学人士子的不断增加，时务学堂被遣散的学生大部分奔上了岳麓书院，却让王先谦看到了卫道的希望。王先谦的“卫道”，当然不是单纯意义的“卫道”，他的所谓“卫道”是卫岳麓书院之“道”，卫岳麓书院“致君泽民，经世济国之道”，所以他对于“致君”犹为看重，他不允许有任何的“叛君”之言。在王先谦看来，“叛君”就是“叛父”，一个“叛父”之子，岂不是“逆子”了。他在同陈宝箴、梁启超等人的斗争中，其中最为关键最为焦点的话题，当然也就是“民主”与“平等”了。既然有了“民主”，君主有何用？既然有了“平等”，君权又有何用？这些观点同岳麓的精髓也就相违背了。
陈天华虽然对院长王先谦“致君”一说深表怀疑，然而对“泽民”，对“经世济国”之旨却是十分崇尚。尽管他对孔孟之学中那些空洞无物的教条提不起兴趣，然而对于王先谦的讲学，却听得十分有味。王先谦所讲的也是孔：孟之学，只是他赋予了孔孟之学一些新的东两。他结合了国难的现状，讲了岳麓书院传统的爱国内容，他批判了被儒家奉为圣人的朱熹、陆九渊。因为朱熹、陆九渊都是南宋亡国时期之人，朱、陆之学乃亡国之时所兴，虽然其所阐发之理、心之学，被历朝历代奉为经典，然而王先谦却认为们趋于空谈而不务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