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熙以降，道学名高，举世风靡，权奸利共愦愦藉以行私，万事不理，至于亡国，其流弊因非朱陆诸子所能逆睹，而推原祸始，为之倡者，岂能无责？”竟把南宋的亡国之祸，推及到朱、陆的身上。因为朱、陆的道学既出，“举世风靡”，天下士人俱以读其书为幸事，而不理万事。王先谦的这些治学的态度，这些爱国传统的灌输，在陈天华的内心产生了一些涟漪。在这里，他拜读了岳麓书院老学长王夫之的一些书籍，王夫之的理论深深地影响了他。王夫之说：“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须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壁币钟声管弦而无礼乐之道，则无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矣。”
他读了这些，有些不解，于是很是恭敬地录了一份。来到王先谦的山斋，很是虚心地向王先谦提了：“船山夫子所言之‘道’，‘道’意何为？”
见陈天华相问，王先谦读了一遍，登时有了些不高兴，虽然，他曾经鼓励学生去读船山遗书。认为船山遗书是“济世救国”的宝典，但在此维新时期，这王夫之的思想，有可能成为另一面旗帜，这一点他非常清楚。见陈天华恭敬、谦顺的态度，那渴求的目光，也就随口而答：“道者，治国之方也。”
“夫子说了无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不知是否可言未有民而无君道呢？”
“船山虽言无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然则，这父子兄弟之道却是万万改变不得的。‘未有民而无君道’这话也是对的，没有子民何存君治，君者，民之主也。”
“然而，夫子说：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何也？”
“然则，此话不假，此乃治国方略之变了，乃君主之策、肱臣之策了。”
读了王夫之的言论，联想到谭嗣同刊载在《湘报》上的文章，陈天华有了谱。然而听了王先谦的讲解，却又让他掉进了一个充满迷茫、充满朦胧的胡同。
谭嗣同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
即君也是臣，臣也是君，如此“父为子道，兄为弟道，君为民道”，岂不是矛盾了。“道”乃君主之策、“肱臣之策”不就定了“民”永远是“民”，“君”永远是“君”了。
看了陈天华离去的背影，王先谦不禁有些悲哀，他实在是爱怜这个学生，他聪颖，勤奋，俭朴，好思，几乎没有一点不符合王先谦心中的人才标准，然而他今天所问，似乎是中了维新的流毒，似乎成了康梁的“谬种”了。这一点却实在有些让他放心不下。
离开山斋，来到宿舍，静静躺在床上，双手反剪而枕头，陈天华实在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对岳麓书院的一切已经有了十分的了解，对岳麓书院的历代先贤十分崇拜，只是他对曾国藩的为人，却是十分的不解。曾国藩完全可以做皇帝呀，湘军如日中天之时，只要他把手一翻，挥戈北上，满清的江山，岂不姓曾了？假如曾国藩做了皇帝，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了呢？曾国藩崇尚洋务，或许国门早已打开，国家或许不是这般模样了，然而他竞没有去做皇帝，却是愚忠，去为满清卖命，这难道就是“致君”的全部内涵了？如此的以民族的利益作为代价，而去“致君”划算么？他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这些岳麓的先贤，态度实在暖昧，终不好作出什么评价来。
他想过：“假如我是曾国藩，我一定要推翻这个满清的王朝！”竟是如此想入非非了。
为了抑制学子间传播维新的观点，王先谦先是辑录了历朝历代忠君的语录，做了学子的必修功课，又辑录了岳麓书院历朝历代的忠良之臣的事迹编辑了一部“致君泽民”的专集刻出，人手一册，不断地登坛演讲。尽管王先谦的演讲避免涉及一些关于“民主”、“平等”的话题，但他终究无法回避他的爱国之心的流露。既然“爱国”，那么面对中国如此现状，国人将欲何为？其潜在的台词，当然既可是“忠君勤王”，但更多的却是“维新变法”了。王先谦强调，学生可以讨论国事，但不可以讨论“维新”，即使讨论维新，也只可讨论一些洋务，绝不允许谈“民主”、“平等”之事。
由于王先谦的禁止，岳麓书院，虽然天天讨论国事，对今日之条约、明日之赔偿、后日之割地大大咧咧地大骂几句，长长的叹息几声：“唉，如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其余便是一些“忠君勤王”之议了，毕竟是纸上谈兵，“勤＿于”之事，岂是～介学子可以做得到的？虽然议论纷纷，却终究有些沉闷，有些乏味。从新化来到岳麓书院，陈天华确实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飞跃。在岳麓书院，他见到了以前没有见过的一切，他听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一切，岳麓的精神、湖湘文化的精髓，已是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内心，岳麓的先哲圣贤吴猎、彭龟年、赵方、王夫之、陶澍、魏源这～串串耀眼的名字，他们头顶上神圣的光环，使之感到亲切又十分神秘。终于他耐不住这里的沉闷了。一年以后，他挥手告别了岳麓书院，拜别了王先谦院长。他渡过湘江，入了求实书院。
这求实书院乃巡抚俞廉三所创办，是原时务学堂的旧址。
虽然这里的一切同岳麓书院的一切，没有多大的区别，然而，这里曾经有过辉煌，有过热血沸腾啊。陈天华离开岳麓的目的就在于此，他要寻觅一些新鲜的空气，他要于此寻求梁启超、谭嗣同所做的一切的蛛丝马迹。对于陈宝箴，对于熊希龄，对于梁启超，他没有多少的了解，然而对于谭嗣同，他不仅了解，而且崇拜，崇拜到了疯狂的地步。抚摸了这里的一切，他仿佛听到了当年梁启超的声音，仿佛听到了谭嗣同的声音：“变啊，只有变法可以救中国，变是中国图存的惟一出路。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
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端坐在讲台下的那一双双渴求的眼光，然而这一切变成现实了么？这里的空气，充满了血腥，甚至比岳麓的上空更是沉寂，他绝望了，他感到有些窒息。他想到了出国，他想去做“假洋鬼子”。俞廉三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去了日本，从新化的乡村，来到县城，从县城来省城，却终于从省城跳出了国门，他以为他找到自由新鲜的天空了。
沙俄大举侵略东三省，吓煞了慈禧太后。她连忙派李鸿章赴俄谈判，签订了一个草约。礼毕后，李鸿章别了俄都，一时不即回国，托词游历外洋，往欧洲各国去了。俄使喀希尼奉令将鸿章所订草约递交中国总理衙门，限期钤印御宝。总理衙门人员不识此中曲折，然即御览，光绪帝不觉愤愤道：“糊涂，混账，怪不得人人说他是卖国贼。如何不奉朕命，擅与俄国订这张草约！”遂搁一边。俄使喀希尼到总理衙门，三日一催，五日一逼，到了后来竟要下旗回国，与中国宣战。俄罗斯素称大国，幅员比中国要大，兵力比中国强数倍，若要其他打仗，总是有败无胜。这一番动作，吓得总理衙门诸公心胆几乎破碎。又不好直奏光绪皇帝，只得禀报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却不惊慌，淡淡地答道：“知道了。”次日驾至大内，迫光绪皇帝画押。
光绪回奏道：“东三省是祖宗发祥之地。李鸿章所订草约，盖了国宝，岂非将东三省送与俄人？祖宗有知亦要隐痛哩！”
慈禧太后冷笑道：“你今日知有祖宗？你不想前日议和，早已将辽东割让日本。亏得俄使相助，索还辽东。今日俄国人，不过造条铁路，借个军港，比那年陵庙震惊，安危相隔不啻倍蓰，你却这般作难。你今日方知有祖宗么？”
骂得光绪皇帝泪下涔涔，一声儿不敢还口。
慈禧太后又道：“快些盖印，日人尚不敢与战，俄人更不好惹的。”
光绪帝无可奈何，含泪盖印，慈禧太后见印已盖就，便着李莲英交与军机，转递俄使，自己却返回颐和园去了。
然而在日本的留学生们视此情景，非常愤慨，于是召集了一个拒俄大会。陈天华参加了这个拒俄大会，而且牵头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并写了《敬告湖南人》的公开信。拒俄大会终于被清廷驱散，拒俄义勇队却被清廷视做“非法的组织”而惨遭镇压。“天啦，难道腐败无能的政府，却只允许有腐败无能的国民么？”他不清楚，“忠君爱国”到底犯了什么罪呢。难道“爱国”、“救国”也是犯罪，那么这政府岂不是“洋人的政府”了，这大清的朝廷，岂不是“洋人的朝廷”了？陈天华渐渐地看了出来，满清的朝廷已不再是独立的中国政府了，而是满洋勾结的朝廷了，再“忠君”就会陷入曾国藩的愚忠了，此刻尽管他非常愤怒焦急，尽管他寝食难安，但他非常清醒，要“泽民”要“经世济国”，凭一种愚忠是不可行的，就算你有通天的本领，能撒豆成兵，能使列强的大炮成为哑巴，能像当年的张飞猛子一般大声一吼吓破敌胆，甚至于把所有的洋人赶出国门，你仍然是大清的罪人。
维新变法，固然可以富国、富民，然而国富民强了，又有何意义？你岂不又是大清的罪人？爱国有罪啊！陈天华猛醒了。
这时一个奇怪的念头涌上了心头：只有推翻这满清的政府，才是救国济民的真正义举。他挥笔疾书，作了《警世钟》一书：
“哎呀！哎呀！来了！来了！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退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视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长官，夺制我众流人，拱手降洋。”
这《警世钟》乃白话文写成，读起来朗朗上口，三户之市，稍有识字者，朗朗读《警世钟》与《猛同头》，影响极大，他把清朝廷说成是替洋人守土的长官，是一个名存实亡的朝廷，其意思，就是号召国人觉悟，起来推翻它。
一九。三年黄兴由日本返同长沙与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发起组织华兴会，策动武装起义，准备推翻满清王朝。
却说黄兴，原名黄轸，字堇午，湖南长沙人，其父黄筱材，与陈天华的父亲一样，是一个落第的秀才，亦是于乡蒙馆授徒，黄兴五岁，就跟了父亲就读，童年却极爱听乡问老辈讲洪秀全、杨秀清的故事，及稍长，却喜读太平天国的杂史，中了秀才，后入长沙湘水校经堂。
这湘水校经堂，乃当年左宗棠就读的母校，系当年湖南巡抚吴荣光所创，与岳麓书院一般，课士以经学，致士以经世致用之学，黄兴就读于此，与陈天华相识，引为契交，以后同在日本弘文学院习师范。
却说黄兴由日本返同长沙，带回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在国内广为散发。不久陈天华也从日本返回长沙，加入了黄兴武装起义的行列。长沙的武装起义终于失败。
陈天华不得不重新逃亡日本。
单讲清廷自外交火败，义和团一乱，闹得元气大伤，偏偏这时日本又将俄国打败，将中国的藩属朝鲜夺归日本管辖，并逼迫中国承认北满洲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这时中国己虚弱不堪，除承认外，连喘气都不敢。当时全国仁人志士，见国势濒危，专制政体不能强国富民，便提倡革命，改中国为君主立宪政体。清廷王公大臣见民心已如此，便向慈禧太后陈奏：
“停止科举，注重学堂，考试出洋学生，训经常新军，革除枭首、凌迟等极刑，并禁刑讯……”
慈禧准奏。尽管如此粉饰，堂堂一个大清帝国，却成别人互赠的礼物了，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尊严何在呀！但大清的王公大臣们却是十分麻木了，依然激起中国留日学生极大的愤慨。陈天华更是气得吐血，他写了：“齐把刀子磨快，子弹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
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
这简直就是一篇“杀”的檄文，一篇拯救民族存亡的檄文呀。留日学生的愤怒终于引起了清廷的仇视，竟是授权驻日的公使采取了压制的手段。陈天华彻底绝望了，于是他想到了一种更可怕的法子，当年戊戌变法，谭嗣同请死殉国之事，却在他的脑海里，很是清晰地现了出来，谭嗣同能够如此，我陈天华又岂不能为之？只要以一己之血能唤醒四万万沉睡的国民，这岂不是大幸之事。于是他伏案疾书，作了长长的一纸《绝命书》，他好像见到了谭嗣同，他好像见到了王先谦，他又好像听到了王先谦“致君泽民”的演讲。王光谦这迂夫子，可真是顽固透了，整日里是“致君”，“食君禄，操君事”，这样的君，该忠么？要“泽民”，要“济世”，然而他所付出的一切，又将是什么样的回报呀！于是根据岳麓书院“致君泽民，经世济国”之旨之意，作了“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之语，“恐同胞之不听见我而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纪念”，作了《绝命书》封好，挂号邮给了留学会馆的湖南湘潭人杨度，昂首阔步，仰天长啸，大有当年谭嗣同赴刑场一样口呼“快哉，快哉”的气概，一头扑向了东海……
正是：
嗣同维新志难酬，甘洒热血写春秋。
天华警世宁赴海，湖湘一脉永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