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的皇后王氏是锦衣卫千户王伟之女，万历六年皇帝大婚后，她被册封为皇后，当时皇帝十五岁，她十四岁，万历九年王皇后诞下皇长女，从此皇后再也没有生下男孩。也许都是低微出身的缘故，也许都是没有男孩的缘故，这位王皇后跟英宗的钱皇后、宪宗的王皇后一样显得低调而随和。
眼看皇室一直无男孩，太后便和张居正商量册立嫔妃，万历十年三月册封了九位嫔妃，其中就有皇帝后来宠爱的郑妃。但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事情，万历九年皇帝跟太后宫中的一位宫女发生关系导致这位宫女怀孕，到了万历十年此事已经公开化，在太后的干预下，皇帝将这名宫女封为恭妃。这名宫女也唤王氏，是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朝窭的女儿，在她还是幼儿的时候被太后看中，成为伺候太后的宫女。
万历十年八月份，王恭妃产下一男婴，虽然这是举国臣民欢庆的时刻，但万历皇帝却显得心事重重。他对这个男孩的母亲并无感情，此时他的感情有了依托，那就是德妃郑氏。郑氏是北京郊区大兴县人，父亲郑承宪，哥哥郑国泰，寻常人家。郑氏相貌标致、聪颖伶俐、热情大方，她能够陪皇帝读书，她懂皇帝的心思，她把皇帝当做一个平常人看待，最重要的是天下人都抛弃了皇帝，她不会抛弃。这才是皇帝喜欢她的真正原因。
这位皇帝小时候就处在铁三角的威压之下，亲政之后仍是郁郁不得志，没人体会到他那份孤独的心情，诺大的帝国，空荡荡的紫禁城，只有郑氏才是皇帝的陪伴者，她知道皇帝的苦闷、无助，她也不断给皇帝打气，充当他的后援，如果没有郑氏，这位皇帝能不能活到万历四十八年还是一个问号。
十一年，郑氏生下了皇二女，皇帝加封她为贵妃，位于王恭妃之上，此举大大不合礼法，因为生下皇长子的王氏在后宫中终身要排在第二的位置，即便王皇后死去，皇后的位置也是她的，儒家的礼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它保证了农耕帝国的秩序性。
皇帝对郑氏的喜爱已经不再是秘密，针对皇帝封其为贵妃，群臣反对的奏章一件件被送进宫来，在这方面郑氏显得比皇帝老练的多，她直接让皇帝留中不理。
十四年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因为对于他的生母的偏爱，皇帝对这位朱常洵倾注了过多的关爱，而此时由于皇二子的夭折，这使得朱常洵成为事实上的皇二子。皇帝对朱常洵的溺爱，已经使得群臣嗅到了空气中的危险性，立储问题解决不好，所有的人心都会不安。
按照年头算，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五个年头了，首辅申时行上疏说，“皇长子已经五岁了，请陛下早立为太子，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神宗接到首辅的上疏只批复一句：“皇长子年龄太小，等过两三年吧。”
官僚们已经吹起进攻的号角，不知道皇帝此时此刻知道不知道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场延续三十年的战争。皇帝是明白人，他这头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他将郑氏由贵妃提拔为皇贵妃，消息一出，舆论又是一片哗然。户科给事中姜应麟说：“郑贵妃虽然是贤惠，但她所生的只是皇三子，而恭妃所生的是长子，恭妃怎么能居于郑妃之下呢？伦理不顺，人心不安，希望皇上收回成命，顺应舆情。”
神宗接到这份奏疏自然又气得不得了，虽然处罚了姜应麟，但更大的反对浪潮开始一波一波的涌了过来。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雒于仁上了那道《酒色财气四箴疏》，万历十八年的大年初一皇帝将内阁一干人等叫进毓德宫，在谈完雒于仁的问题后，申时行将话题一转，提到了国本问题。
“如今皇长子已经九岁了，中外已经沸沸腾腾了，还是早立下来。”申时行说道。
“这事我知道，朕无嫡子，自然遵循长幼伦序，郑妃怕外面有疑，也是催促立长子为太子，但长子身体一直很弱，还是待他身子骨长结实了再说吧。”万历的一个太极拳将申时行的提议推了回来。
要说皇帝和申时行两人都特别会演戏，他们的一问一答看似都是废话，但却反映了高层博弈的新阶段。
眼见万历如此装聋作哑，申时行不慌不忙又抛出一个新的议题。
“皇上，皇长子已经九岁了，到了出阁读书的年龄，皇上当年六岁就读书了，现在春天来了，臣等恳请皇帝趁此让皇长子出阁读书。”申时行说道。
让皇长子出阁读书等于承认了皇长子的皇储身份，将来再想改过来就难了，这些皇帝岂能不知。皇帝说道：“读书这个东西看资质，朕五岁能读书，但皇长子就不行。”
“资质这个东西还是看后天豫教的，我看皇长子资质聪颖。”申时行反驳道。
此时万历皇帝已经不耐烦了，他摇摇手示意申时行等人退出去。正当申时行等一班内阁大臣步出毓德宫向外走去的时候，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名内侍走过来说道：“皇上已让人唤皇长子来，让先生们见一见。”
申时行听这么一说立刻停了下来。不大会，皇帝又命太监出去询问申时行等人听说能见到皇长子欣喜否，太监出去询问了一下，回来报告皇帝说诸位阁臣欣喜非常。万历听见后，笑着点了点头。
不久太监出来喊道皇长子和皇三子都到了，内阁大臣们这才又重新进入毓德宫。只见皇长子和皇三子站在皇帝的身旁，这是大臣们第一次见到皇帝的两个儿子，只见皇长子朱常洛瘦高的个站在那里，显得柔弱而可怜。
但内阁大臣并不这么想，能得见皇长子尊严，他们显得异常兴奋，连忙齐声赞叹，皇帝谦虚了一下。
申时行接着又延续了刚才的话题，皇帝说道：“已经让太监们教皇子读书。”
申时行又说道：“皇上六岁就读书了，皇长子即使现在出阁读书也是晚了。”
“朕五岁就能读书了。”皇帝又一次纠正了申时行。
接着，申时行又凑过来仔细看着朱常洛，屋内光线昏暗，看不仔细，皇帝亲自将朱常洛引到亮的地方让申时行看个仔细。
申时行看完后说道：“圣上有此美玉，何不仔细雕琢啊！”
神宗叹了一口气道：“朕何尝不知，皇贵妃也一再让朕如此，只是朕考虑到他不是嫡子。”
申时行接着又说了一句客套话，便跟众内阁大臣退了出去，万历十八年春节这天的谈话就此结束。
这次谈话透露了很多重要的信息，为什么申时行一再强调皇帝六岁就出阁读书，而皇帝本人却一再更正自己五岁就能读书。皇帝是想强调读书的资质问题，意思是没有资质，即使年龄大也没有效果。而申时行偏偏不顺着神宗的思路往下说。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话题是皇帝两次提到郑贵妃也劝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此举完全是维护郑贵妃，平息外界的舆论压力，但皇帝强调这点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话题是皇帝提到朱常洛不是嫡出，万一将来王皇后又产下男孩怎么办？那么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皇帝不立太子究竟是因为朱常洛是庶出，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一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才初步确立朱常洛的太子地位，这就说明万历皇帝绝不是嫌他是庶出才不愿意立其为太子，真实的原因仍旧是郑贵妃所生的那个小皇子朱常洵。
第四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这次召对录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申时行等人第一次退出去的时候，皇帝又让太监唤他们回来，说让他们瞧瞧朱常洛，难道皇帝对这位儿子有着浓浓的父子之情。真相绝不是这样，这位皇帝又在演戏，他希望通过此举在群臣面前展现一幅父子情深的场景，来让文官们相信自己绝不是不想立这位孩子为太子，从而缓和内外气氛。事实表明，这样的戏皇帝以后还会继续表演。
万历十八年正月间皇帝的这场戏是失败的，他本想在群臣面前展现父子情深的场景，谁知却给文臣们以更大的遐想空间，人们认为这位皇帝是想立皇长子为皇储的。
从二月份开始，内阁大学士们不断上疏，要么要求册立东宫，要么要求对皇长子进行出阁预教，万历这才发现自己弄巧成拙。到了四月份，内阁大臣竟然以集体辞职来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又打起了太极拳，他传令各部衙门、科道官员，明年开始准备东宫册典大礼，后年正式册封。
所有的人都知道皇帝又在演戏，我们这位皇帝根本没个皇帝的样子，他完全像一个家庭妇女一样，说话婆婆妈妈、罗罗嗦嗦，家长里短非常在行。既然知道皇帝又在演戏，大臣们自然不肯放过，万历十八年的国本之争骤时突兀起来。
册立东宫，礼部当然是首当其冲，礼部尚书于慎行率领全体礼部同僚上疏催促万历立即正位东宫，神宗大怒，罚于慎行和他的同僚们三个月的俸禄。
万历十八年的争论就此结束，很快到了万历十九年，整个一年没见任何动静，群臣又将准备新一轮的攻击。此次攻击不是由内阁阁臣发动，而是由低级官吏发动，最后仍然是由内阁阁臣联名上了个奏疏。内阁首辅申时行、次辅许国、四辅王家屏联名上了一道奏疏，奏疏是由许国草拟，许国将申时行的名字列在了第一个。
皇帝看完奏疏后命内侍去责问申时行为何跟小臣混在一起，申时行有口难辨，只好说他们将我名字列上去了，我根本不知道。
虽然如此解释，但谨小慎微的申时行还是内心不安，于是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密揭，在密揭中申时行说道：“臣不知道他们联名上疏的事情，圣上既然有自己的计划，就按照自己的计划来，不要因为一些小臣而妨碍册立大典。”
神宗看完这张密揭，还随手批复了一句，但神宗却将这张密扎跟其他奏折混到了一起，这些经过批复的奏章将会转到内阁，再由内阁下发到六科，申时行写给皇帝的密揭到了科道官员手里其结果可想而知。
这份密揭最终到了礼科给事中罗大纮的手里，罗大纮将申时行的密揭捅了出去，指责申时行阳里一套、阴里一套，后来申时行府上来人将这份密揭要了回去，罗大纮再去要时，申时行竟然不给。
神宗接到罗大纮的奏疏将罗大纮流放边疆，申时行也上疏补救，皇帝的处罚和申时行的行为在帝国引起了激愤，人们纷纷将矛头对准申时行。很快，这种攻击的矛头由申时行本人转移到全体内阁大臣，这些低级文官得出的结论是内阁大臣在立储问题上集体跟皇帝合谋，背叛了全体臣僚。
这个罪名是令人可怕的，在内阁三辅王锡爵已经辞职的情况下，内阁首辅申时行和内阁次辅许国也被迫致仕，此时的内阁只剩下礼部侍郎，四辅王家屏。
在申时行和许国辞职后，皇帝将赵志皋、张位补进了内阁。万历二十年的形势更加艰难，在申时行离去后，内阁再也不敢再跟皇帝保持一致，即便在立储问题上皇帝屈服了群臣，在其他事项上也不会换取文官的合作，所以关于国本斗争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儒家伦法原则，而是皇权政治跟文官政治的较量问题，不管皇帝与文官本身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从万历二十年开始斗争更加激烈化，元月份，礼科给事中李献可上疏要求让皇长子出阁读书，皇帝将李献可的奏疏下到内阁，让王家屏开票处罚，哪知道却被王家屏原封不动的驳了回来，而且还附上了王家屏自己要求皇长子预教的奏疏。
皇帝依然不依不饶，坚决要处罚李献可，科道言官一共十几人纷纷上疏，他们都遭到罢免或杖责，在这种情况下首辅王家屏于三月份致仕。
王家屏既去，老迈的赵志皋成了首辅，神宗看他那个样子也很为难，便将王锡爵又召了回来。王锡爵回到朝堂后立即上疏要求皇帝册立东宫，皇帝却让一名内侍在深夜来到王锡爵的府上带来了皇帝的密函。
皇帝在密信中写道：“立储规则为立嫡不立庶，现在皇后还年轻，万一将来皇后又生子，到时候该如何安置？所以朕的意思是将常洛、常洵、常浩三子一并封王，等数年后皇后再无男嗣，再行册立，卿就按照朕的意思拟一票来。”
王锡爵看完这道密函后，犯起难来，这很明显是皇帝又在演戏。皇帝想通过三王并封来消除皇长子与皇幼子在身份上的差别，然后再从中捣鬼。
如果不顺从皇帝的意思，内阁的工作也不好开展，如果顺从皇帝的意思，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王锡爵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他给皇帝拟了两票，要么让皇长子认皇后为母，这样可以解决皇长子的嫡长子身份，或者将三个皇子实行三王并封，但同时对何时册立东宫定下一个时间表。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就在王锡爵刚刚回到京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神宗突然发出三王并封的旨意，并说日后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群臣等了几年，不仅没等到册立皇长子的旨意，反而等来了三王并封，顿时有了被欺骗感觉，群臣纷纷指责皇帝言而无信。
光禄寺丞朱维京说“待中宫生嫡”向来无此成制，刑科给事中王如坚的措辞更加尖锐，他直接质问万历皇帝，“你将立储问题从十四年推到十八年，从十八年推到十九年，现在又推到二十一年，我们还不容易等到二十一年，却来个三王并封，如此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让人如何信服？”神宗接到王如坚的上疏气的浑身发抖。
礼部接到三王并封的旨意也打了个太极拳，礼部提出册封太子礼和三王并封同时举行，对于此议，神宗根本不理睬。群臣纷纷涌入内阁质问王锡爵，双方开始破口大骂，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王锡爵被迫收回这两张票拟，但皇帝那里并不屈服，万历绝望的对王锡爵说道：“朕为人君，耻为臣下挟制。若自认错，置朕何地？”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这位皇帝屈辱的低下了他的头颅。
这是文官政治的胜利，这是帝国士大夫们的胜利，为了我们的华夏伦理，为了他们的信仰与教条，他们前仆后继，不惜丢掉生命与官职，士大夫们的不屈不饶精神坚守了我们的道德底线，也正是他们的力拼才维护了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17世纪的时候，儒家思想的链条越牢牢拴在了每个人的脖子上，而且越来越紧，在那个波涛汹涌的万历时代，高端的政治脉络已经跟这个时代脱节。
万历虽然取消了三王并封的旨意，但他还是以没有嫡长子为由，要求再缓两三年立储。文官中立刻又有人跳出来质问道：“你整天不跟皇后同房，如何能来嫡长子？”
万历连忙解释道：“去年冬天皇后身体染恙，朕已经看过了。”皇帝也知道此种解释是苍白无力的。这年的冬天皇帝和王锡爵进行了第一次见面，自从这位首辅上任以来，皇帝才第一次召见他。王锡爵还是老生常谈，皇帝自然很厌烦。回去后，王锡爵上了一道奏疏，他说道如果久不立太子，外间就认为是郑贵妃在搞鬼，为了消除郑贵妃的嫌疑，皇上也应该立刻立储。
王锡爵这一招的确狠，他直接击中了皇帝的那个敏感部位，皇帝之所以一再强调郑贵妃也是支持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就是因为他害怕外界对贵妃有什么非议，真是害怕什么来什么，王锡爵的话引起了皇帝的不安，他只好先答应万历二十二年让皇长子出阁读书。
虽然朱常洛能够出阁读书了，虽然他开始向着太子之位迈出了艰难一步，但皇帝对长子的学习并不重视。按规制，先生授完课后应该赏一顿酒饭，但给常洛授课的先生需要自带饭食，而且连笔墨都要自备，过去打赏的钱也没有了，每年三十两银子的薪水，比民间的私塾先生还低，而且还要步行数里去上课。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朱常洛自然是备加珍惜，他认真听讲，不像他的先祖正德皇帝那样不耐烦。
朱常洛既已出阁读书，那么册立为太子的事情则已经是箭在弦上。从万历二十五年开始，从小臣开始又启动了一轮政治运动，并波及到内阁阁臣，这次政治请愿除了要求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外，还要求皇长子尽快大婚。
到了万历二十八年，从小臣到阁臣，再到勋贵、驸马一起上疏神宗皇帝要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并进行大婚，到了此时，皇帝的固执早已经遥遥欲坠。但到了这年的秋天，朝中又流传一个耸人听闻的大事件，有人说皇帝之所以对立太子之事拖而不办就是想等皇后死掉，然后立郑贵妃为后，从而解决朱常洵的嫡长子身份问题。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从宪法上来讲即便皇后死掉，继承皇后之位的也应该是生下长子的王恭妃，另外，即便是郑氏成为皇后，他的儿子也不具备嫡长子的身份，因为嫡长子讲究的是原配，无论从宪法的哪一条看，朱常洵都没有皇位继承权。但是皇帝以此为借口，又暂停朱常洛的册封礼。
万历二十九年，在内阁首辅赵志皋和内阁次辅沈一贯几次硬顶的情况下，皇帝终于最后妥协。在历经十五年纷纷扰扰的中外压力下，万历皇帝终于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同时举行加冠仪式和大婚礼，三礼仪式结束后，皇帝还专门派人通知早已致仕的申时行、王锡爵，感谢他们在立储问题上所作的贡献，也许到了这一刻，神宗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这么多年的政治斗争，为了一个女人，他疲倦了。
虽然朱常洛被立为太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本之争的结束，在朱常洵仍旧滞留京城的情况下，关于皇位继承问题依旧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炒作，直到万历四十二年朱常洵就藩洛阳才彻底结束，那么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申时行上请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奏疏算起，一直困扰了帝国近三十年。
我们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耕帝国，在这里不需要什么激荡人心的大事件，也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君主，它只需要保持权力的平稳过渡，因为这样才能够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当来自西部那个强大的民族灭掉了辉煌一世的商王朝时，我们这个民族彻底告别了渔猎时代，迎来了崭新的农耕时代。为了统治那些蛮荒没有经过开发的土地，周王朝实行了分封制，为了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又实行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这种互为表里的政治机构保证了农耕帝国的稳定性，从而使周代延续了八百年。周代制定了礼乐制度，使我们这个民族开始懂得脸耻，也体面起来，同时，嫡长子继承制更是深入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此种继承制度不仅适用于王位，也适用于爵位和其他一切涉及家族权力的继承问题上。
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抗衡传统的惯性，因为它只需要一种利益的分配规则，通过减少利益参与者的数量来保持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正像我前面所讲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英明的君主，它不是选优，它只需要君主充当礼仪上的表率即可。正因如此，在明代的这场国本斗争中，无论万历皇帝有何打算，只要他违背了这一原则，他自己作为皇帝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
万历年间的这场斗争我们应该感谢所有为了维护这种原则而努力的官僚，特别是要感谢申时行和王锡爵这两位首辅，尤其是王锡爵，如果不是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的硬顶，皇长子就不会出阁读书，而皇长子的出阁读书正是向皇储迈出的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