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 2003）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是以一种无比担忧的心态，像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发出预言一样，为我们勾勒了一个被媒体控制的可悲图景，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充分信息和娱乐。
在这个预言成为真实事件之前（就像《2012》所预示的毁灭之前），维基解密再次让全球网民在充分的信息自由面前如醉如痴，尽情狂欢。当然，如果仅仅是政治还不能完全激发人们对他的兴趣的话，（毕竟这已经不是切·格瓦拉的时代，）那么阿桑奇还带来令人产生无限想象的、刺激的性话题，交织着他同那两个女人之间的（性）爱与恨。阿桑奇事件成为各国媒体的头条和网络的爆炸性新闻正反应了媒体的娱乐精神，整个事件充满了媒体所期望造成轰动效果的一切关键要素：内幕、平行杀戮、战争日志、揭秘、黑客、网络罗宾汉、最危险的人、尴尬的政要、抓狂的白宫、花花公子般的遍施雨露、红颜祸水般的甜蜜网罗、性陷阱、破裂的避孕套、性情趣 /性侵犯、神秘行踪、国际刑警通缉、投案自首、保释、大庄园的座上客……所有情节都那么地具有戏剧张力，所有细节都那么地耐人寻味。难怪名导斯皮尔伯格也愿意砸下重金，买断阿桑奇的题材，作为日后大片的素材。刚刚暂时重获自由的阿桑奇最近又在澳大利亚的一家网络说唱视频中客串演出，调侃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尽管像阿桑奇这样的网络怪才多少有些忧郁型气质，但丝毫不妨碍他作为网络和媒体娱乐的材料，而他本人也索性直接加入这种娱乐的狂欢当中，在娱乐中呈现自己的思想。凤凰卫视则在《震海听风录》和《锵锵三人行》中分别以严肃的访谈和娱乐的调侃拿阿桑奇说事，“阿桑奇中了套”、“早知道用×××（一个著名安全套的品牌）就好了”、“古今中外，不管何人，只要查作风问题，一查一个准”等等，不一而足。
有多少人爱阿桑奇，就有多少人恨他。在 BBC的网站上给出的阿桑奇的简历中，用了这样的话来评价这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对于他的粉丝们来说，朱利安·阿桑奇是一名为真理而战的英勇斗士；然而对于他的批评者们而言，他是一个追求公开性的人，将大量敏感的信息披露到公共领域，从而威胁到许多人的生命。”他那游移不定的行踪、特立独行的风格、不屈不挠的执著、义无反顾的勇气都为他增添了大批支持者和敌人，“对于一些人而言，他是新媒体的弥赛亚；对另一些人而言，他是网络恐怖主义者”。他到底是“自由斗士还是反社会者？道德十字军斗士还是自欺欺人的孤芳自赏者”？人们对他的评价大相径庭。
关于维基解密的揭秘行动，支持者往往借助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关于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公民不服从、人权保障、对政府的限制、宪法精神等等理念，找到揭秘的合法性和超越性。而反对者则主要基于现实考量，在国家机密、公共安全、反恐战争、揭秘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个人言论自由的边界、爱国主义这些问题上同那些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左翼人士较量。就解密行为是否触犯法律，阿桑奇在各种场合为自己和维基解密进行辩护。《时代周刊》的责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Richard Stengel，简称“斯”）于 2010年 11月 30日通过 Skype对阿桑奇（简称“阿”）所做的采访，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阿桑奇的行为背后的伦理基础。以下是采访的部分内容：
斯：你如何为你的行为赋予特征，无论最近一次还是过去的解密？你是否会说你这是在实践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用一种违法来暴露更大的违法？那是否就是你用来为解密合法化的道德考量？
阿：不，绝对不是。这个组织实践公民不服从，也就是，我们是这样一个组织，试图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有公民权，并且行动起来，对抗试图将其推向相反方向的践踏公民权的组织。至于法律，在 4年的过程中，我们已经遭遇了超过 100起形形色色的法律攻击，并且我们在所有那些事情上都获得了胜利。所以，如果你想要谈论法律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记着法律不是、不仅仅是那些有权势的人希望其他人相信它是的东西。法律不是一个将军说它是什么，法律不是希拉里·克林顿说它是什么，法律不是一家银行说它是什么。相反，法律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最终说它是什么，例如美国的最高法院就有一部令人羡慕的宪法，所有决策都是基于它做出的。而那部宪法来自于一个（美国）革命传统，和一个被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赞赏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精神，还有其他传统，都包含着对有关政府的国家权力平衡的一个细致入微的理解。于是，今天构成最高法院的地方就是保持了它的传统或者按照第一修正案对权力提出一个彻底的重估，因而，《美国宪法》还能够被理解。然而，美国《间谍法案》被普遍认为过于宽泛，也许这正是它从来没有在最高法院被正确检验过的原因之一吧。我认为它也许是被发现违反宪法的，并要被废除。现在，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以及美国政府中的其他人努力将《间谍法案》特别是 G部分的条款硬塞入合法的媒体活动中。那些努力会对最高法院产生一个挑战，是废弃《间谍法案》，还是在整体中至少废弃那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努力是危险的。
如果那个事情成功了，这当然对于维基解密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其他的美国媒体都会受到限制，那么，人们只管到我们网站来就好了。
斯：然而，显然存在相互竞争的公平性，甚至在宪法意义上，如你所知，在 1917年的《间谍法案》和《第一修正案》的扩展之间就会导致那样的结果，但是，如你所言，法律最终成为最高法院所说的东西，而他们可以限制一些属于《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并运用一些《间谍法案》的规定。这引起我对你提出的下一个问题：一个这些天来在美国政治中讨论很多的问题，部分因为对奥巴马总统的批评，就是美国的优越主义思想。你似乎在一个负面意义也相信美国的优越主义，美国在它对世界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的意义是优越的。你能够用一个公平尺度来描述一下你对美国的观点吗？
阿：好的，我想那些观点都缺乏必要的微妙性。美国有着一些经久不变的传统，公允地说，那是建立在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启蒙运动基础上的。美国的国父们将其发扬光大，而且信奉相对实力较强的各州的美国联邦主义者也试图限制联邦政府，以防止其变得过分集权化。也增加了一些重要的民主控制和认识。因而，历史上有许多好的传统来自于美国。但是，在二战当中以及二战以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将资源吸纳到中心，而州政府的权力开始萎缩。有趣的是在那个时候，《第一修正案》开始压倒一切各州的法律，这在我看来是作为美国日益增长的中央集权的一个作用。我想美国的问题产生于它作为一个外交大国，简言之，它的经济成功，至少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人口众多、十分富强的国家 ……让我更好地解释这一点。
美国看到了法国大革命，也看到了英国的表现以及其他国王和专制，因而，它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非常弱的总统。然而，总统被赋予了许多对外关系方面的权力，随着时间的发展，总统想方设法地通过其外交事务的功能来行使权力。如果我们看一下在奥巴马身上和医疗改革法案方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清楚这一异乎寻常的情形，奥巴马可以下令打击海外的美国公民，但是却没有办法通过医改方案，至少没那么容易或者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在国内通过一个医改法案。而那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要让国家免于专制独裁，就要弱化总统职位。但是，美国经济的成长导致了这样一个局面，外交事务的权力被中央政府所把持，从而增加了政府的权力，以此同州政府对立。我不认为按照世界标准，美国是一个例外，相反，既因为它的滥用权力，又因为它的建国原则，美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 2010年，经过一致同意，阿桑奇被授予了萨姆·亚当斯奖。
该奖项每年由萨姆·亚当斯情报正直协会授予，这是一个由一群退役的中央情报局（CIA）特工组成，从情报专业的角度，考察情报的正义性和伦理。它是根据越战时期的一名泄露机密的中情局特工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A dams）命名的，许多获奖者也都是泄密者。在《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尽管在读者和网友的评选中，阿桑奇票数遥遥领先，但最终屈居亚军（读者评比的冠军），年度人物冠军是脸书网站的创始人马克·艾略特·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而在脸书网站的评选中，总计 1249425张选票中，阿桑奇获得了 382020票，为第一名，远远高于第二名、第三名的土耳其外交部长埃尔多安和歌星 Lady Gaga，扎克伯格则排名第十。法国《世界报》是同维基解密网站合作的五家媒体之一，在他们的网站投票中，以 56%的得票率将阿桑奇选为该报年度人物。
2011年 2月 2日，悉尼大学所属的悉尼和平基金会宣布，阿桑奇被授予悉尼和平勋章，以表彰他“在追求人权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和首创精神”。基金会的董事长斯图亚特·瑞斯（Stuart Rees）教授评价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和平就是正义、公正和实现人权。”他说阿桑奇先生的工作就是托马斯·潘恩的《人权》和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的“五角大楼文件泄露”（Pentagon Papers）的传统——“挑战在政治和新闻领域的旧有权力秩序”。在一份声明中，瑞斯说：“在潘恩、艾尔斯伯格和阿桑奇的事例中，那些当权者反应迅速，通过颠覆正义事业的手段，试图要让他们的批评销声匿迹。” 2010年 12月 9日，为了回应负面反应，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纳威·皮雷（Navi Pillay）女士表达了对反维基解密的“网络战”表达了严重关切。她认为，围剿维基解密可能导致网络审查和言论管制的盛行，从而违反有关国际公约。“如果维基解密犯下了任何可识别的不法行为，那么这必须送交司法体系处理，而不是通过压力和恐吓，包括对第三方。”她是指在维基解密公开了美国外交档案后，一些银行、信用卡公司和网站服务拒绝为维基解密网站提供服务。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新闻研讨会上，皮雷女士认为，揭秘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伊拉克的部分行为能够构成违反人权的罪行。她说：“据说这些文件显示，除了其他事项，美国知道伊拉克军队中广泛存在对囚徒的施暴和虐待，然而，在 2009年到 2010年期间，美军仍然将所关押的数千人移交给伊拉克方面看管。“在我看来，这可能潜在地构”成一起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的事件。”她补充说，呼吁由独立的联合国专家就维基解密公布的文件中所描述的施暴和虐待的报道展开调查，最终要得到美国、伊拉克和阿富汗当局对事件的澄清。她接着说：“我敦促所有国家采取必要措施调查在这些报告中提到指控并将那些对违反人权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她说现在正在进行的针对维基解密的“网络战”简直是“令人震惊”，“让我说维基解密的案例提出了复杂的人权问题，有关平衡的信息自由、人民有知情的权利以及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需要。这种平衡的行动是一个困难的事情”。这种困境也正是言论自由、公民知情权与国家机密之间的冲突，这就是阿桑奇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根本的分歧。 2010年 12月 9日，联合国意见与表达自由特别报告员弗兰克·拉吕（Frank La Rue）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说，阿桑奇和维基解密其他成员不应该对他们所传播的任何信息负法律责任。针对主持人的问题：“您是否同意维基解密的支持者的意见：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已经成为了一名言论自由的烈士？”他说：“确实是这样。如果泄露信息真的要承担一个责任的话，那也是由泄露的那个人单独一个人承担，而不是由将其发布的媒体承担。这就是透明性起作用以及腐败在许多案例中遭到抵抗的方式。”他确实认为言论自由有某些边界，但这些边界必须是由法律所确立的，它们必须用来保护一个优先的目标和阻止迫在眉睫的危险。立法必须是优先的，必须非常清楚，人民能够真正很好地理解哪些是受到限制的。他并不认为美国政府能够针对阿桑奇立案，他警告说如果它真的采取针对他的行动，那对于言论自由将是一个非常坏的例子。阿桑奇要被引渡到瑞典去受审的罪名与言论自由毫无关系，拉吕对此不做评价，只是希望，阿桑奇要在瑞典或者任何国家受到审判，都应当给予他法律程序的完全保障和辩护的一个完全的可能性。
在阿桑奇被捕后，时任巴西总统的路易斯·卢拉表达了他同阿桑奇“团结在一起”。他还进一步谴责了逮捕阿桑奇，称其为“对言论自由的一次打击”，12月 10日的 BBC报道了此事。卢拉总统说网络公布美国秘密外交电文“暴露了一个似乎是不可捉摸的外交”。他还批评了其他政府没有批评对阿桑奇的逮捕。总统在巴西的一次公共活动中这么说：“他们逮捕了他，而我还没怎么听说过，以此作为对言论自由的一个抗议。”同时，卢拉总统也一笔勾销了电文中有关巴西的部分，称其为“没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