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公司里有一个日本太君很喜欢打麻将，每周末都会组织一次牌局，筹码是五十、一百、两百的，一局下来总会有几千块输赢，这对财主来说，也就是玩玩，算不得真赌。刘元不喜欢赌，但这种巴结上司的机会也不愿错过，就经常去端茶倒水伺候牌局，三缺一的情况下也上过两次，他牌打得臭，心理素质也不好，别人一听牌他就哆嗦，越害怕就越出铳，几次都被打得清袋。
一来二去的，他和鬼子们就混熟了，运动项目不再限于麻将运动。鬼子们远渡中国，几个月回一次家，也是比较寂寞，刘元跟他们打过高尔夫，玩过保龄球，在小梅沙踢过沙滩足球，更多时候是带他们出去嫖女人。
皇军们都住在五星级酒店，不用出门，每天就有大把女人送货上门。但酒店里货源有限，质量还不见得高，收费更是贵得离谱，鬼子们挑来拣去，渐渐失去了重复操作的耐心，就问刘元哪里能找到物美价廉的替代品，嫖客刘元早有此意，只是苦于说不出口，这下一拍即合，恰如干柴遇上烈火，瞌睡碰到枕头，立马就带领皇军驱车而出，在琳琅满目的人肉市场做起了导购工作。
从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刘元不知道促成了多少笔皮肉交易，换个说法，不知道帮助日本侵略者糟蹋了多少同胞姐妹。说起来刘元的祖上也受过日本鬼子的荼毒，他爷爷还挨过太君的鞭子，算是苦大仇深的革命后代。所以刚开始他还有点民族情结，隐隐约约觉得这事可耻，但越到后来就越坦然，步子稳健，神态威严，妈咪们看见他就像看见了亲爹一样，忙不迭地向他推荐自己案板上的肉。刘元也从中捞了不少好处，经常免费消费不说，还不断加薪升职，到一九九八年，他已经成了公司里职位最高的中国人，手下直接管十几个人，间接管三千多人。
刘元的卖国行为遭到肖然的猛烈抨击，和陈启明说起此事时，肖然第八百次引用了他自己的名言：“日本鬼子要是再打进来，这王八蛋肯定第一个当汉奸。”陈启明笑笑，想起刘元的话。汉奸刘某人按照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他的行为：他一周至少帮皇军找三个女人，交易额不低于六百元，一年就是三万多，“要是每个人一年都能贡献三万元的GDP，我们国家该有多么富强啊，那些女人……反正也是闲置资产。”
到一九九六年，刘元已经不怎么恨肖然了，在深圳这个城市，爱情本来就是一件浅薄的事，因为爱情而生的仇恨，当然就更不值一提。六月十七号是刘元的二十六岁生日，他在电台给自己点了首歌，花二十块买了个小蛋糕，然后灯也不开，躲在黑影里静静地听，窗外的灯光幽幽地照进来，整间屋子显得空旷而孤清。
刘元听着歌，吃着蛋糕，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他其实并不一定爱韩灵，他只是不服输而已。当无数肉体在他床上横陈扶疏，当无数女人从他身下纷纭地退去，他忽然发现，自己这些年孜孜以求的爱情，不过是一种虚妄，就像狗虽然奔跑追逐，但并不爱任何一块骨头——它只是想咬一口，或者，仅仅是不想让别的狗得逞。而韩灵这块骨头之所以显得比较大，不过是因为有两只狗同时在追逐。她没有那么漂亮，而且，刘元摸着自己胡须微张的下巴想，她已经老了。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跟韩灵主动联系过，几次都是韩灵call他。深圳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职场的基本规则又是敬业勤勉，刘元把全部精力都投到工作之中，一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写字写得手上生老茧。
日本企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领导一定要比下属早到，一定要比下属晚走，刘元虽然不是最高领导，却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他分管行政工作，几年下来，成绩斐然，光办公用品一项，至少为公司节约了几十万，这是硬碰硬的业绩，谁都不敢忽视。工作和嫖娼之余，他还搞一点管理研究，先后在《职业经理人论坛》和《商潮》杂志上发表了几篇长文：《管理就是怀疑人》、《论合资企业的管理机制》、《管理三要素：责任、程序和标准》，等等，渐渐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管理人才。
一九九六年九月份，刘元被派回日本总部培训了一个月。培训结束那天，公司安排温泉沐浴，刘元花一万日元找了一个女人，封闭培训了一个月，把他憋得够呛，再加上甲午战争以来的国仇家恨，刘元表现得特别亢奋，从东京时间深夜两点一直折腾到天色微明，让那个穿一身学生装的日本小姑娘惨叫不已。当第一线阳光照在富士山顶时，刘元冲刺结束，在她屁股上狠狠掐了一把，皮笑肉不笑地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有！”
那一万日元是他在日本培训期间的全部零用钱。回国的飞机上，别人都大包小包地带着各种家用电器，照相机、录像机，有个胖家伙甚至背了一台大电视，只有他孤零零的，提着一个小包走在人群中，像是没讨到饭的叫花子。快到上海时，他看着前排一对情侣亲亲热热的背影，忽然想起了韩灵，心里轻轻地疼了一下。
韩灵和肖然好上之前，有一段时间曾经和刘元非常亲密。有一次辽宁老乡聚会，大家都喝了不少酒，散会后他送韩灵回宿舍，两个人在路上挨得很近，肩膀不时碰到肩膀，满天星光下，韩灵微红的脸庞分外诱人，那一刻他很想抱她一下。如果真的伸出了手，结果会怎么样？女生宿舍到了，韩灵要上楼了，刘元站在门外看着她的背影发呆，韩灵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对着他微微一笑，那时星光皎洁，刘元脑袋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似的，感觉满天星光都照在自己身上。
毕业时，刘元故意在学校多待了两天，临走那天韩灵去送他，两个人从学校一直聊到车站，谈鞍山，谈学校，就是不谈肖然。火车徐徐开动时，刘元站在车门里挥手，微笑，心里有点异样的难过，那时的韩灵在想些什么？她就站在车窗外，微笑，挥手，一脸幸福，背过身去的一刹那，她眼里闪闪地亮了一下，那是眼泪吗？
韩灵打胎后，他偷偷地去看过她一次。韩灵站在门口，笑容可掬地说着什么，肖然一脸严肃地站在身边。从刘元的角度看去，她像是老了十岁，面色憔悴，头发蓬乱，这就是当年星光下微笑的那个女子？
飞机降落了，发出震耳的轰鸣声，刘元双眼紧闭，对那个星光下的笑容说，不管怎么样，你都曾经是我的理想。
那时韩灵刚和肖然吵完架。在一起同居三年了，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但似乎也越来越陌生。在烦琐的生活细节中，在一次次的争吵和沉默中，一切好像都变了，甜言蜜语不再提起，拥抱和亲吻越来越少，连做爱都没了激情。
曾经深信不疑的山盟海誓，现在看来都像是经不起推敲的玩笑，你不是说要一生一世吗，为什么连吃饭这么小的事都不能迁就？对外人尚且能够容忍，为什么在最亲爱的人面前，一点点不如意都会大吵一通？
有一次韩灵把饭烧糊了，铲出来两碗焦炭似的锅巴，他吃了两口就开始嘟囔，说你怎么连顿饭都做不好，韩灵心里也不痛快，回了两句嘴，说我都能凑和着吃下去，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爱唠叨！然后就吵了起来，越吵火气就越大，连陈年老账都翻了出来，肖然历数韩灵历史上的种种恶行，比如跟刘元的不三不四，跟她们班李向东的勾搭连环，等等。
说着说着就跑题了，拍着桌子发表断言：“你他妈的从来就是个贱货！”韩灵满脸通红，说：“对，我当然是个贱货，要不然怎么会跟你来深圳？要不然怎么会为你打胎？要不然，”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刚打完胎你就打我，你还是不是人你？！”说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整整哭了两个小时，饭都没顾上吃。天亮前浅浅地睡了一会儿，醒来后泪眼不干，看着旁边呼噜震天的肖然，她忽然心酸起来，想这还是不是当初那个手执玫瑰，声称愿意为自己死一千次一万次的男人？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三年之痒”吧。三年了，爱情渐渐消磨，恩爱没有了，欢笑没有了，甚至连疼痛都没有了，只剩下难以忍受的痒。一切令人心动的优点都慢慢变成缺点，从猜忌到仇恨，从冷漠到厌烦，每一次争吵都会使裂痕更大更深，不可修补，无法弥合，这还能叫作爱情吗？
那是肖然从武汉回来的第二天，晚饭后两个人散了一会儿步，不知不觉就说到了她的肚子上。按照韩灵的意思，肖然反正也赚到钱了，养家糊口已经不是问题，所以坚持要生下来。一说起这个肖然就不耐烦，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跟她分析目前的形势，说着说着，忽然心里一动，阴恻恻地冒出一句话来：“我问你，那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回我电话？”
战争就是这么引起的。韩灵不住声地辩解，说当时正在陪老板应酬，确实没听到。这老板本来就是肖然的一块心病，再说韩灵那两天明明请了病假，怎么又去跟他搞在一起？越想问题就越多，口气也越来越严厉，韩灵快急哭了，喉间一阵恶心，弯着腰呕呕地吐了半天口水，肖然冷冷地站在旁边，怎么看怎么觉得她是心虚装的，一个念头在脑子里噼噼啪啪地乱蹦，憋了半天，终于脱口而出：“说吧，韩灵，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刘元回到深圳，已经是深夜了，经过黄岗食街时，他在路边选了一个高大丰满的东北姑娘，搂着她穿过灯火通明的街市，回到空旷而孤清的家。进门时，桌上的call机“嘀嘀”响了两声，无声无息地静止在无边的黑暗里。
刘元打开灯，看了一下信息，韩灵说：我心里很难受，能不能跟你说说话？刘元笑了笑，随手把call机扔进了抽屉，然后脱了衣服，躺到那个姑娘身边，望着窗外的满天星光，笑眯眯地说：“来吧。”
窗外星光皎洁。多年之前，就是在这样的星光下，韩灵转过身来，对着他微微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