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目睹朝鲜的山河
1975年夏，是中国百姓的开心之日，似乎时代的狞厉之色已经褪去。
“文革”期间有一句名言非常流行，即“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四人帮”与人民的关系，恰恰就是这样紧张。
我更是沉浸在一种微妙的幸福感当中。
年轻那时候还不懂：人都是有缺点的。当你遇到了一个没有缺点的异性，那就潜藏着极大的危险——你对现实的认知出了大问题。
不过，我在那个年代遇见若兰这样的姑娘，是天注定。无人可以拯救我们，我们只能互相拯救。
在县城会议之后，我紧接着又参加了一个连环画脚本创作会，会议地点在我省南部的一个边城。
这小城我很喜欢，坐落在鸭绿江边，与朝鲜隔江相望。
会议的内容乏善可陈，虽然也有年轻人，但整个写稿过程充满了世俗气。有两个30来岁的工人业余作者，一天忽然对大家说：宾馆2楼有个女服务员，贼漂亮。我俩跟她唠嗑，很有意思啊。她天天就在那儿绣枕套。
你们猜，她的枕头上绣的是什么字儿？”
大伙儿猜不出。
“是‘春心荡漾’，哈哈……”
那时在我看来，这两位工人业余作者，也就是认识俩字儿的流氓。搞写作的人，若都是这种货色，文学在我心目中大概也就要彻底破产了。
我们上下楼，都从2楼过，我也见到了那服务员，圆脸，确实很漂亮。
一天，她见我下楼，便很热情地招呼：进来坐一下吧。”
我想看看那个著名的枕套，就进了她的值班室。2楼姑娘其实很正派，她就是待人热情，对我们这些“文人”更是尊重，喜欢和我们聊一聊。
那枕套上，绣了些荷花、牡丹花什么的，中间果然有4个飘逸大字“春心荡漾”。我心里笑，就问她：怎么绣这4个字？啥意思？”
姑娘说！“我哪知道！是客人给我的样子，说是这个好。”
这是县宾馆，能到这儿来住的，都是干部吧？到了这山清水秀的边城，干部也难免有浪漫之思了。
边城的对面，是朝鲜的一个市，绿丛中能见到白色的高楼。在鸭绿江心，有一个江心岛，当地人说，那就是朝鲜领土，但无人看守。
这就是说——能上了那岛，就等于出了国。
居然有这种事儿！于是一天中午，我们就跑到这儿来“偷渡”了一次。江心岛距离岸边不过一两百米，我是游泳好手，根本不成问题。
这次“偷渡”，没见到什么，荒岛一座。倒是会议主持者有心，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两国共管的水电站，让我窥看到了朝鲜的一角。
从电站大坝上往朝鲜方向走，走到一半，另一边就属朝鲜管了，但中国同志可以一直走到底。
这是合法地“出国”，我们都兴致勃勃。走过中线的时候，看见有一个高架子，像个哨兵岗位，一位朝鲜女工坐在上面，正低头用钩针编织白线的饰物。
朝鲜女工穿一身整洁的工装，胸配领袖像章，看也不看我们一眼。
走到大坝的尽头，脚下就是朝鲜的领土。青山绿水，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但有一点点不同，我们大家都看出来了。
在江边上，有两个木排，木排上有临时建筑，像是工作站。小小木排，原本就没多大，可是朝鲜工人竟在上面布置了几个精致的花坛。
一线之隔，真是两重天啊！在我们这边，栽花养草，是“资产阶级习气”，在人家那边，是无时不在的爱美天性。
我们长久地注视，人人都不说话，也许都在心里羡慕，对面的那种“社会主义生活”是何等宁静啊。
八十四、险些当了省台播音员
我这个开会专业户，在天上再怎么飘，到末了，也要回到地面上来。
再回集体户，我发现自己的身份已经很尴尬了。我们大队的知青，1969年就下乡的，已经基本没有了，就连1971年下乡的，也走得七零八落了。我这资深老大哥，深陷泥潭，成了知青中“失败者”的典型。
以前，曾经有一个机会，算是“旁门左道”。
我有一次到公社转悠，偶然听说省广播电台来公社招播音员。电台播音员，在那个年代，是难以想象的神圣职业，所有“正义”的声音，都是由播音员铿锵有力地向人民宣示。
我以前在中学造反时，当过本派广播站的播音员，自以为资本还不错，便连忙跑到公社广播站去问个究竟。
公社广播站说：是有这么回事儿，但省台的人前两天就来公社了，选了半天没选中，回县里去了。”
我问：他们招人，要什么条件？”广播站的人说：嗓子好，大队推荐就行呗。”
我当机立断，立马到小镇火车站，坐上往县里去的火车，赶到县广播站。
县广播站里，只有一个年轻的女播音员。我问她这事儿，她说：没错，但是省台在本县的招人工作已经结束了，你来晚了。”
我问：招到了吗？”
女播音员说：没有，条件都不行。”
“他们走了？”
“没走，去了下面一个公社参观，明天就回省里。”
我大失所望。
那女播音员与我年龄相仿，对我很友善，看了看我，显然想帮忙：你是你们公社推荐来的吗？”
我一瞪眼睛，撒了谎：是啊，我有事在公社没赶上，公社让我来这儿找。”
她想了想说：这样吧，省台老师们回来，要经过县里。我帮你录一段音，明天交给他们。”
她拿出一份表格，让我填了。又开了机器，让我录了一段音，照报纸念了两分钟，然后封好带子，写了我的名字。那时候的钢丝录音带盒子，就像电影胶片盒那么巨大。
我向她千恩万谢。
回到集体户，没过几天，我妈就颠颠儿地从省城跑来找我了，对我说：“快跟我回去。省台对你的条件很满意，要你去再录一段音。”
我来到省广播电台，那里的工作人员个个都很文明。一位优雅的女士带我去了地下室，这就是录音间了，门口有公安部队站岗的。
在这个巨大的录音间里，我还是念报纸，录了两分钟。
省台的人，对我极为热情，那位女士说：“招工组一回到县里，一听录音就满意了，听了几百个，也没有一个这样的啊。没法儿再去找你了，就按你表格上填的资料，找到你父母，让他们赶紧通知你回来正式录音。这带子，等台长听了，他点个点，你就可以来工作了。”
我像是在做梦，美不滋儿的回了乡下，天天在幻想，又怀疑：这样的好事儿，怎能砸到我头上？
果然，迟迟不见回音。
一个月后，我回家，我妈说：你的录音，台长一听就拍板，行了。可是一外调，完了。”
所谓“外调”，就是到父母单位去调查出身情况。我的大舅，曾在抗战时当过在华美军的翻译官，扣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有这种社会关系，绝对不可以做宣布真理的人。
我还得老老实实走正路。
1975年的招生开始，我专门去了我们生产队“贫协”主任的家里，请他帮忙，给我提名。
贫协主任是个正派人，一口答应：你放心吧，你这孩子来了这么多年了，政治表现也不错，我一定给你推荐上去。”
我那时，就像现在最执着的“彩民”，明知买不到，还是要买——因为没有别的发财机会。
八十五、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这是我对命运的又一次搏击，能不能有希望，全在于大队书记是否高抬贵手。
过去的大队书记，就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主任，一个连行政级别都没有的小小村官儿。这等人物，你不要小瞧，当你的前途命运掌控在这样的人手里时，你就会知道“村官儿”有多厉害。
对于推荐谁去上大学，大队开了两天会，据说争论得很激烈。
我静等消息。
结局是毫无悬念的——我在大队就被“刷”下来了。
我去见贫协主任，那汉子满脸很受伤的样子，不愿意细说，只是说：“孩子，让你家里想想办法，送个礼什么的。我是尽了力了，不行啊。”
事后，有好心人告诉我细节。我们队的贫协主任，那一回是使足了力气，准备得很充分，明确提出上大学应该让我去。他说：“这孩子政治表现不错，啥运动都出了力，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了，今年该让人家走了。你看他……”
刚说到这儿，大队书记不动声色地插了半句话：“可是他这出身……”
贫协主任被呛住，一时无语，全场顿时哑然。
僵局持续了几分钟，这才继续讨论下一个。
我的命运，又是原野上的肃杀之秋。世界上本来无路可走，你就是再怎么走，也走不出一条路来。
我默默翻看在县城古塔下一群年轻人的照片，无限伤感。我们究竟是时代的战士呢，还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9月初，又掀起了一场“评水浒”的小运动，来势汹汹，仿佛要进行第二次批林批孔的样子。媒体上大肆炒作，关键点集中在“宋江是个投降派，要架空晁盖”上。
谁是宋江？谁是晁盖？
“四人帮”又在敲山震虎了——他们后来败就败在这种虚张声势上。
1975年，是逆向而动的两股潮流在较量，文艺界相当之热闹。
这年，还出了一部唯美电影《海霞》，大为轰动。它原本是一个反特片，题材上并无突出之处，但女主角吴海燕是个大美人，这就构成了一种别样的语境。
美女居然也触怒了“四人帮”，他们扣住《海霞》不放，经过毛泽东的批示，才得以放行。
《海霞》如今已经没人感兴趣了，可是它有两点影响及于后世，一是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非常曼妙，传唱至今；二是饰演童年海霞的小演员，因演了此片而进入演艺界。
电影方面，也有根据老作家浩然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金光大道》。这故事假得很，演员演技也平平，大家也就是看看。唯一可圈可点的，是饰演小媳妇“钱彩凤”的女演员，光彩照人。后来我在某个场合曾近距离撞见过她，惊为天人，当时我差点儿把提着的暖壶给掉地上了。
这一年的电影生产出现井喷，也标志着社会生活多少在恢复正常。
秋风起时，我意外地接到若兰的一封报喜信：她被推荐上大学了。
拿着信纸，我的手在微微颤抖。
山不转，水在转——好友王兄，已经当了一年大学生了；新结交的若兰，眨眼之间也入了大学。
若兰的出身在当时相当成问题，算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允许这样的人上大学，分配到一个县的名额，顶多只有一个。可见她在当地的“群众评价”有多好，可想而知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她在来信中，没忘记对我一如既往的鼓励。
——要不负青春，要不负时代啊。
我？能行吗？
眼见得“白露为霜”，我又能往哪儿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