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请来一尊真神
1975年的5月,令我难忘。我又获得了一个开会的机会。
我在那时候,对“坚持乡村”的事业,已经不做正面战场的冲锋陷阵了,而是打游击战。得着个什么开会的机会,就堂而皇之地走掉,反正这些开会的通知,都是公社知青办通过大队传达给我的,大队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这次是要弄一个全省知青的作品集,准备开一个改稿会,会前筹备就让我参加。出版社手里已经有了几十篇稿子,但良莠不齐,责任编辑嘱咐我,在开会前先选出十来个作者,作为会议成员,集中改稿。其他的,仅仅收录作品就成了。
我在出版社把稿子浏览了一遍,挑出有才气的十多个人,列好名单,交给了编辑。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就在这几十篇稿子里,有两位作者,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成了文化名人。不过其中一位当年写的稿子,一点儿没看出灵气来,我也就没把他列为参会人员。10年后,他成了赫赫有名的文化学者,不能想象当年还写过“坚持乡村”一类的文艺作品。
来稿的作者中,我意外地发现,有上一年边城改稿会的小葛妹妹,看看她稿子也不错,就把她也名列参会人员中。
会议是在省城下辖的一个县开的。县城破破烂烂,我对它毫无印象,倒是县招待所还不错,一个平房大院,自成体系。在这儿,来自全省各地的一群知青,齐集一堂。
大家都是有现成稿子的,这稿子怎么改?
有这么一个海外故事:俩小偷入室盗窃,其中一个望风的假扮成警察。结果,这个假警察把警服一穿,居然有了感觉,正义感油然而生,不仅招呼夜游的女孩子快回家,还告诫酒鬼改邪归正。等自己的同伙干完事儿出来后,他已完全进入角色,铁面无私,一把擒住同伙,带往警局。
我这一次,就是那个小偷扮演的警察。按理说,我算是个帮忙的,书出得好不好,一点儿不关我事。可是,“警服一穿,就有了感觉”。我看大家写的东西,都是怎么辛苦劳动,怎么制止地主搞破坏。我就介绍经验说:这不行,时代对知青已经有了新要求,就是“坚持乡村”,这是与旧观念决裂的问题,所有作品,都要上升到这个高度。
来开会的知青都很年轻,领悟力极强,一听我说,就都明白了。他们刚出学校不久,学生的单纯还在,没准儿真的想“扎根农村”,两三天后,就都拿出了新稿子,个个境界都极高。
编辑很满意。
这一根竹管,可以窥全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四个人或一个人的事儿,它是由无数的人和事组成。像我这样由小偷扮演的“警察”,当时有万万千千,才能构成那样一种效果。
编辑乐得当甩手掌柜的,不光是审稿改稿,连会议都由我来组织和主持。
我在农村,是被边缘化的二等公民,到了这里,好像有一点儿主人感了,我这“警察”就干香十分卖力,对稿子把关特严。
这次来参会的,有一位地道的老农民,我们唱的这“坚持乡村”的高调,把他弄得够呛。平时他大概也就能写个顺口溜什么的,这次交不上卷了。这好办,我和编辑不约而同想到了一个办法——由我来替他写一篇得了。
我三下五除二,一篇以“老贫农”口吻写的稿子就出笼了。“文革”中报纸上没少见“工农兵”的批判稿,十有八九都是像这样由“假警察”代劳的。
这位老农民朴朴实实,开会时一言不发。参会的这些小孩儿的单纯、热情,真是把他给感动了,临别时,他写给众人的赠言,句句情真意切。
这个会的最大亮点,是出版社请来了一位全省的知青典型,“文革”前的高三生,我们叫他老赵。
老赵的形象,已经彻底农民化了,脸色黝黑,身体强健,但张嘴一说话,就知道此人是满腹经纶。
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虔诚的“扎根派”,会议专门安排他讲半天。老赵口才好,阅历深,讲话引经据典,不光是马列语录,还有李杜诗句,听得众知青为之倾倒。
老赵是真正动手锄大地的,讲完了话,他对我们说:“说不累,是假的。我现在真是太累了,就想睡觉。”
从下午起,他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起来后,就跟我们告别,返回生产第一线了。
老赵走后,众知青又激动又惶惑。激动的是,终于亲眼看见了一位真英雄;惶惑的是,我们没有老赵那样的才华和坚忍不拔,能在乡村坚持下去吗?
八十一、命中注定的房间
小城的春天,好像来得比省城要迟,“五一”以后都好些天了,城区给我的印象还是“满面尘灰烟火色”。
但是,窗明几净的招待所内,6天的会议倒是一片春意融融。
开了两天会,余下的时间就是改稿写稿,气氛热烈而又紧张。
白天忙了一天,晚上我们一屋子的男知青,就大讲情色笑话。在那年头,就有很多无名文人编创的这类笑话,笑得人肚子疼。
参会的有几个人物值得一提,他们中的有些人,在会后一段时间或很长时间内,与我有着联系,甚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在年轻时,知道列宁说过一句话: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如今在我年近花甲时,来回顾这段话,来回想1975的这个县城之春,可谓感慨无限。
我那时是心高气傲的年轻人,不相信命运会击倒我。我当时也无法知道,即将要走进的房间,究竟是对还是错。
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命运。
在参会人员中,有当地县知青办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原本是来协助开会的,可巧也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索性也就参加了写稿改稿。我们都叫他万老师。
万老师是四川人,与我母亲是同乡,我跟他聊起来,他显得很高兴。
万老师人很胖,圆脸,一看就是善良人。他没有架子,很谦虚,老是说:在文学上,我是新兵。”
在与会知青当中,有一男一女,比较令人瞩目。
男孩子是某县知青,刚出校门,名字叫“要武”,大概是1966年以后改的吧。他很机灵,长得也很英俊,开会不到两天,就领会到了“时代精神”,当场就把自己的笔名改叫“小兵”。
他单纯,但也有一些阅历,对激进的知青下乡理论深信不疑。听他聊起,好像他只是和母亲相依为命。
这次会后,我们还有交往。他到我家来,跟我聊起,想把他母亲的户口,从城镇迁移到他插队的地方,“彻底与旧观念决裂”,扎根农村一辈子。
对此,他征询我的意见。
于是,我做出了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我支持他。我说:只要你能应付得了,这样做,从历史的趋势看,从盖棺论定的角度讲,是不会错的,是真正的革命者所为。”
听了我的话,他就回去迁老妈的户口了。
两年以后,我就为我的这个建议感到懊悔了。我一个黄毛小子,知道什么是“历史的趋势”?知道什么叫“盖棺论定”?
他们母子的命运,后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他的老母亲,后半生将要经历怎样的折腾?
一想起“小兵”,我就要内疚。
我们每个人,只要从那个时代里过来,或者生长在由那个时代形成的土壤中,就都有“尾骨”——我们都曾经是“猴子”。
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撇清自己,哪怕他是80后、90后。
这次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算女知青小珍了。小珍也是刚出校门,不喜欢多言,好像有傲气。她是会上最年轻的一个。
小珍的文学基础不错,但我当时还是看走了眼,没想到她是那么大的一条“潜龙”。在会议结束时,全体知青在照相馆合影留念,小珍坚持,要在相片左角上题写“明朝文坛新一辈”。
这张照片,我今天还保留着,里面的少男少女,懵懂而天真。那豪气冲天的题字,还有小珍那昂起的头颅,至今还能给我以强烈的冲击力。
——20岁的年轻人,只要准备好了,敢于狂想,历史是会特别垂青的。
5年之后,小珍果然一飞冲天。
我在边城就认识的小葛妹妹,却没有对我表现出熟人的热情,反倒很冷淡。我想,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女孩子都极珍惜名誉,不想和任何男性有什么瓜葛;二是,我在会议上发了些高论,别人不知我底细,听不出什么来,而小葛知道我内心的真实想法,觉得我太虚假。
我猜得不错,在临别前,小葛妹妹很郑重地对我说:我不喜欢一个人油腔滑调。做人,还是要真诚一点儿才好。”
这话,对我犹如一记重锤。自那以后,我不再用心去适应社会、适应潮流了,而是按照本真去做人,尽管为此苦头吃大了,我也毫不悔恨。
如果我是个功利主义者、是个“效果论”者,那我当年就是大大地犯傻了——年轻女孩子的期待,怎么能当真?社会的主体,那些能决定我未来命运的人,那些我将一生与之打交道的人,能是小葛妹妹那样的人吗?
就连她自己,后来也有所变化吧?
临别的上午,大家互相在会议发的小本子上题字。年轻人各显才华,写得花团锦簇,其中有一个从草原来的天津女知青,写给我的题字最为热情。她写道“无论将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遇到您,我都要远远地、远远地迎上去,紧紧地、紧紧地握住您的手”
小兵看了,瞪大了眼珠,背地里悄悄跟我说:“这就是爱上您啦!”
我对这个草原女知青非常尊重,只是一笑了之。
下午,万老师拿来照相机,大伙儿又去城郊的古塔下照了相。
这不是摆拍,因此在灿烂阳光下,不管年轻人何等有生命力,眉头却都是紧锁的。“前途”这两个字,毕竟是沉重地压在每个人心头。
在这些黑白照片中,还有一个女孩子,高挑、朴素、忧郁。对于我的将来,她至关重要。这个,我要留在下一节专门来讲。
我即将走进一个至今都说不清对错的房间。
八十二、一条斜阳照耀下的河堤
在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你若想找到一位朋友,就只能在那些带有忧郁神情的人当中去找。在病态的时代,凡是神采飞扬的人,都不可能有什么深度,他们不懂什么叫怜悯。
所谓朋友,就是在困境之中惺惺相惜的人。
所谓朋友,就是在暴雨倾盆时,能共撑一把破雨伞的人。
朋友,是你一生中最可遇不可求的人。
有时候,我惟愿年轻时的友谊,在某个最美好的时刻定格,不再延续,那样它就不会变质,永葆鲜活。
在县城会议上,有一位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若兰。她比一般的姑娘还要拘谨,是甘愿躲在角落里的人。引起我注意的,是她的忧郁。
不知为何,我总是相信:忧郁的人,才真正懂得美。无论在哪个时代,二十年华的女孩子,哪个不张扬?但若兰不张扬。
开会的几天里,我们曾有过简单的交谈。她很沉静,穿一套朴素的蓝布学生制服,脸上有露天劳动留下的黝黑。
分手的时候,大家都留下了插队的地址和城里的家庭地址。这就是我和若兰的命运交集的开始。
回到省城后,见到城市已经是蓬蓬勃勃的春天,翠绿一片。那些透明的新叶,有一种圣洁的意味。我仍沉浸在县城会议的气氛中,坐不住。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按照若兰留下的地址,找到了她家。
若兰见到我,面露欣喜之色,对我完全不设防,告诉我她几天来的心情,原来她也是沉浸在老赵留下的英雄气氛中,不能自拔。
她的家很简单,住在筒子楼里。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都是南方人。一楼的窗外,是耀眼的春光,我们在宁静中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所涉话题,是各自看过的外国小说。
这个场景,在那个年代里不可想象,甚至不很真实,好像只应该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才会有。
下班了,她的妈妈回到家,我也该告辞了。她妈妈叮嘱她:要把客人送到车站哦。”
在她送我的路上,身边全是下班的人流,给人一种匆匆流动的印象,像一条河堤。
——假如我在当时能知道,我们将来要承受多么大的磨难,那我宁愿放弃那个带有梦幻感的下午。
但是,人在年轻时,怎么可能放弃暗夜中的那一点点微光?
经过交谈,我对若兰刮目相看。原来,她的母亲是大学的图书馆员,她因近水楼台之故,从中学时起,就大看翻译小说,已经看过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费定的《初欢》、《城与年》、《不平凡的夏天》等等,至于屠格涅夫,就更不在话下。
她信口说出来的一大串书名,听得我目瞪口呆。这样酷爱苏俄小说的人,我闻所未闻。怪不得在她忧郁的眼神里,我看出了一种优雅。
因为不再在会议的场合,所以若兰的神色也灵动了许多,常有情不自禁的笑意。
她的谨慎,她的低调,我也明白了原因——因为他的父亲是“右派”。
在被贬抑的人群中,有真正的优秀分子在,正因为被贬抑,他们身上善良的东西也就得以保留。
由于要整理出版社稿件的缘故,我请若兰帮忙弄了两天,这样,我们又有了几天的接触。
那是北地最美的季节,丁香花盛放全城,记忆里的青春时代,阳光要比现在明亮得多。我们开始有了精神上的依恋,当然还谈不上恋爱,用现在的话说,是“抱团取暖”。
分别后,我们保持了断断续续的通信,同样是互相鼓励:要冲破困境,要活得不负此生。
当20世纪70年代永远成为历史之后,我越来越怀念那个我曾十分厌恶的年代,在那个贫瘠的时代里,作为知青,很容易根据几本喜爱的书,就能找到知音、找到同道、感觉到人性的温暖。
——俱往矣,那个年代的人,那些充满热望的惨淡年华。
我喜欢过伏契克的文章。他在囚室中,曾无限留恋过一条斜阳照耀下的河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