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四、红日西沉
“放排正逢（勒）春江水（耶），劳动大学办在了（喂）咱们心坎上（勒）……”
《决裂》中的这个插曲，我听了不下100遍。我自知此生上不了真正的大学了，只能继续待在“劳动大学”里。
1976年8月中旬，几乎跟秋收一块儿开始，县里的冬修水利就提前上马了。10万人马重上辽河，继续弄“美丽工程”。
公社的领导，除了一、二把手留家坐镇外，全都到工地上督战，成立了“会战指挥部”。我在指挥部里，负责给广播站写稿和编辑稿件。
深秋的辽河畔，又是人喊马嘶、红旗招展——这根本不是水利工程，而是政治工程。我在写到这两段时，到网上搜索视频，偶然看见了1975年拍摄的故事片《红雨》。电影一开头，就是经典的水利大会战场面：人们像打了鸡血一样，不要命地干，领导干部脖子上搭着白毛巾，跟群众一块打石、挑土、推车。
人们都笑脸绽放。一个农民还说：路线对了，干劲就大！现在人人都恨不能多长出两只手、两条腿来，把一天变成两天。”
“革命”年代的上级，就爱看这幅场面，就爱听这种话。
可是它有两处不真——
一是，我自从下乡第二天起，就被“贫下中农”教育：干重体力劳动，根本不能像吸了毒一样地玩命地干，那样干不了一个小时，就得累趴下。干活儿，要“抻悠着来”，放缓节奏，才能持久。因此在真正的工地上，人们的劳动节奏并不快。
那种推着小车飞跑、赶着马车狂奔的，都是演戏，否则的话，连牲畜也受不了。干那么重的活儿，对谁都不轻松，人们怎么可能像做爱一样狂喜？
二是，工地上是有领导干部，但都是去督战的，从来不摸锹把子。文艺作品与当时的现实，就这么一点儿差别，但这点儿差别，就是问题的实质。
最该带头拼命劳动的，偏就不劳动。
我也不劳动，整天在工地上跑，四处催稿子。各大队都有宣传组、通讯员，我找他们接头，向“识俩字儿”的通讯员催要稿子，还要动笔润色。
当时各大队分了段，公社干部天天下去检查进度，白昼越来越短，工时不够用，就只能挑灯夜战。
一天半夜，忽然有人跑来指挥部报告：塌方了，压死人了！”
我们立马跑到工地，只见一圈人围着，中间一个社员躺在地上，脸色灰白，一点儿血色没有。
遗体是才挖出来的，是个中年人。夜里视线不太好，立壁已经挖得很陡了，人们还没注意，结果“哗啦”一下，10多立方的黄土把他压在了底下。
现场气氛凝重，但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吵闹。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抚恤的，记得根本没就没有这回事儿。也就是说，死了，就死了。
9月9日下午，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忽然不断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午4点整，将播出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
声音很凝重，我听了心头一凛。
10万民工，放下了工具，黑压压地坐在两岸大堤上。
4点钟，大喇叭里一个无比沉痛的声音响起，播送《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立即意识到：毛主席逝世了！
仿佛没有尽头的哀乐声，又在回荡。
我站在辽河大堤上，看见红日西沉，无限苍茫。这位离去的伟人，我感觉自己是很理解他的。暮色中的大地，辽阔得无法想象，向看不见的地方延伸而去。霎时，我心中涌起悲壮感，很深、很彻骨。
密密麻麻的黑棉袄人群，面无表情地坐着，光线渐渐在暗淡。
九十五、司令员的女儿和邻家小妹
冬季的清晨，寒气侵人，到处都是穿黑棉袄的人群，蚂蚁般涌动。
我走到一个大队的工段，忽然看见有一个女知青，气度不凡。她年纪不大，穿着一双崭新的长统水靴，酷似马靴，看样子，不是一般人家出来的。
我问别人，他们告诉我：她叫小静，是司令员的女儿，才下乡的。
后来听公社领导议论，原来小静在工地上早就鼎鼎大名。
主任说起她，赞不绝口：这小丫头，太能吃苦了！你说，一个司令员的闺女，就跟那社员一样干！”
老王说：那天她爸还坐吉普来了工地，跟她没说两句话，就走了。”
我以后路过那个大队工地，都要留意一下，总能看见小静忙得满头大汗。时间长了，小静也认识了我，每次去，她都大大方方地打招呼，一点儿不扭捏。这在那个时代，几乎绝无仅有。
我想，我们公社这七八年来，大概就来过这么一个高干子女。
多年以后，我跟一个当过兵的中学同学聊起她，我那同学一惊：“她爸爸，是抗美援朝的空战英雄吧？”
列定说过：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曲调，找到同志和朋友。
当年的知青也是一样，不管在哪里，凭着对知识的渴求，也总能找到同志和战友。
在工地广播站，常有通讯员来送稿，大多都是知青。一天，一个小女知青跑来，我问了问，原来是邻居，她的哥哥，是我一个小学同学。
这女孩儿，叫小凌，长得文文静静的。我笑话她：怎么是你？我印象中，你就是那个小鼻涕孩儿。”
小凌待我如兄长。她喜欢看书，愿意到广播站来聊聊文学，跟我们的女广播员也熟了，女广播员也是知青。一天，她跑来对我们说：我听说，离这儿有6里地，有当地公社的一个书店。”我们当下约好，哪天休班了，一块儿去。
初冬来临，工地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三人一起出发，去那个小书店看看。
“太沉闷了，没书看。”小凌说。
初冬的原野，还没下雪，一片荒芜。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小凌显然很迷茫：在乡下，这么下去，有何意义？我跟她谈起我的思想转变过程，她受了影响，后来情绪好了不少，也决心跟“传统观念”决裂。
当地公社的书店，书少得可怜，翻来翻去，只有一套鲁迅著作单行本是“有价值的文字”。那年头出版的鲁迅著作，没注释，看懂看不懂的，你就懵去吧。
我看见有一本《两地书》，以前闻所未闻，犹豫了半天，买下了。回去一看，才知道买到了宝。
两年以后，小凌已经是大学生了，曾与我通过一次信，讲起当年，她写道：那时候，咱们多么傻呀！”
我给她回信说：其实那年头也是有价值的，就是纯洁啊。”
九十六、漫卷诗书喜欲狂
在去水利工地之前，我在公社小镇的新华书店闲逛，无意中看见了一套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翻开看看，是1975年出的，心里想：1975真是好年头，这样的书也放出来了！我似梦非梦，一阵狂喜，连忙买下来。
这书，分上下两册，译者是集体单位，前面还有批判“苏修”的文章。从文章内容看，对书本身还是肯定的。
翻开第一章第一页，竟然看到了这样的文字：不，瓦丽雅，你来看看，这是多么美啊！真是美极了！完全像雕刻出来的。……可它不是大理石的，也不是雪花石膏的，它是活的，不过又是那么冷冰冰的……”
这样的文字，在那个年代，是异数，是天外来客！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文本，原来用的是1947年的译本，译者是水夫。
《青年近卫军》的作者法捷耶夫，就是写《毁灭》的那个，我欣赏不了《毁灭》，却被这《青年近卫军》迷住。我敢说，在“文革”10年中放出来的作品中，除灰皮书外，这是开放尺度最大的一本。
小说走的是唯美路线，那译笔也真是了得。我在办公室、在工地，看得如醉如痴。读到瓦丽雅这样的纯洁姑娘，我就想到若兰，简直分不开。这小说里，除了战争场面，还有不少写爱情的。每一处爱情描写，按说都是“修”的，可这样的书，就是给放出来了。
书中有一段抒情，是说：只要在暗夜中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你，你就不会孤单。
那么，我随时都感到若兰在注视。
夜晚冷得彻骨，读着《青年近卫军》，却感觉浑身暖暖的。
我认为自己的心情好多了，可以跟若兰恢复通信了，就写信去试探，若兰果然同意。若兰一如既往地倾诉，但我知道，我们相隔万里。我每天在工地上磕磕绊绊地跑，她却可以在闲暇时滑冰——太不一样了。
从这岸，到那岸，没有桥。
那时盛传，知青将来就是上了大学，也得“社来社去”，也就是毕业后不能留在城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我不敢多想她。
快到10月中旬的时候，一天，胖翻译悄悄告诉我：听说中央有几个人被抓起来了。”
我连忙注意晚上的电视，但没看出什么来，只看到一位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笑得很开心。再仔细研究报纸，发现了问题：那几个人的名字，从国庆节后就没有再出现了。果然有变化，我心神不宁。
恰好在那时我请假回城，一到省城，嗬！全都真相大白了——全城大游行啊。那些嚷嚷了多少年的呓语，原来没有一个人相信的。什么叫“漫卷诗书喜欲狂”，不就是此刻么？
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我终生难忘。
在校园里见到若兰，她第一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浅蓝色的袄罩，格外洁净，那是春天的蓝色。
只要阴影消散，一切皆阳光普照。那时我们都相信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