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我对朵拉的爱愈来愈强烈了。对她的思念，是我失望和痛苦时的慰藉；即使在我失去朋友时，它也能给我一些补偿，使我得以消忧解愁。我越是怜悯自己，或者怜悯旁人时，我就越想到她的音容笑貌，从中得到慰藉。世上的欺诈、烦愁越积越多，高悬世界上空的朵拉这颗明星，也就显得越来越光亮、皎洁。至于朵拉到底来自何方，她在高级神灵中究竟属于什么级别，对此我还难以说清。不过我敢说，如果有人说，她只是个普通人，跟别的年轻姑娘一样，那我一定会用愤怒和鄙夷的态度加以驳斥。
我整个人已经完全沉浸在朵拉的爱河中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条爱河不仅使我淹没灭顶，而且已经把我全身泡透。打个比方的话，从我身上拧出的爱，足以把任何人淹死，而我身上里外剩下的，还足以淹没和浸透我整个人。
我回来后，为自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夜晚步行去诺伍德，一面想念着朵拉，一面像儿时猜的一个古老谜语一样，“围着房子转圈子，从来不碰那房子”。我相信，这个古老谜语的谜底是月亮。不管它是什么吧，我这被朵拉弄得昏昏然的奴隶，真的围着她家的房子和花园，转了有两个小时之久，时而从栅栏缝里窥探，时而使劲把下巴搭到栅栏顶上生锈的钉子上，往窗子里的灯光送去飞吻，时而又无端地呼求夜神保护好我的朵拉——至于保护她免遭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我猜是火灾吧。不过也许是老鼠，因为她最讨厌老鼠。
我的心中既然充满了对朵拉的爱，所以我把我的心事吐露给佩格蒂，这是很自然的事了。有一天晚上，她又带着她旧日的那套针线工具，在我那儿整理我的衣柜，为我缝补衣服时，我就委婉地把心中的这一大秘密，告诉了她。佩格蒂听了非常感兴趣，可是我怎么也没法使她赞同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她一味地只知道偏袒我，完全不了解我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担心，以及为这事弄得无精打采。“这位小姐能得到你这样一位英俊郎君，”她说，“她应该想到这是她的福气。至于她的那位爸爸，”她说，“我的天哪，那位先生到底还想要什么呀！”
不过我发现，斯潘洛先生的代诉人长袍和硬领，使佩格蒂的神气稍有收敛，也使她对这位先生的敬意不断增高；因为这位在我眼中日益崇高的人，当他笔挺地恭坐法庭时，文书档案围绕身旁，就像平静大海中的一座小小灯塔，周身发出光辉。顺便说一句，我还记得，当我也坐在法庭上时，我一想到那些老迈昏聩的法官和博士，即使认识朵拉，也不会喜欢她的；要是有人对他们说，他们可以跟朵拉结婚，他们也不会高兴得丢魂失魄的；朵拉能唱歌，能弹那因她生辉的吉它，听得我差点要发疯，但决不能使这班迟钝家伙中的任何一个，越出雷池一步；想到这些，实在让人觉得十分奇怪！
对他们这班人，我一个也看不起。他们全是些在爱之花坛中被霜雪冻僵的老园丁，我个人对他们都觉得反感。在我看来，法院只不过是个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错误制造者，法庭并不比酒吧有更多的温情和诗意。
我得以亲手处理佩格蒂的事务，觉得非常得意。我鉴定了遗嘱，在遗产税局办好了手续，然后又带佩格蒂去银行，很快就把一切事办得妥妥帖贴。在办理这些法律手续的过程中，我们也调剂了一下生活，去弗利特街看了冒汗的蜡像（我想，经过这二十年，已经融化了），参观了林伍德小姐的刺绣展览。我记得，它就像是一座绣品的陵园，很适合人们作反省和忏悔。我们还去看了伦敦塔，登上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所有这一切奇观，都给了佩格蒂在当时情况下所能享有的无限乐趣。不过，我想，只有圣保罗加大教堂是例外，因为她多年来一直喜爱自己的那只针线匣，而这个真的教堂成了那个匣子盖上图案的竞争对手，两者相比，她认为，在某些方面，它远远比不上她那件艺术品。
佩格蒂的事务，在我们博士公堂通常称为“例行公事”（是一种既省力、又赚钱的事务），办完之后，一天早上我带她到事务所交费。老提费说，斯潘洛先生带一位先生去作领取结婚证的宣誓去了。不过我知道他过一会儿就会回来，因为我们的事务所紧挨着主教代理人事务所，离大主教代表的事务所也不远，所以我就叫佩格蒂在这儿等一下。
在博士公堂里，我们在办理有关遗嘱的业务时，多少都有些像丧事承办人那样，跟穿丧服的主顾应酬，通常都多少作出难过的样子。同样为了表示服务周到，对于领取结婚证的主顾，我们则总是作出心情愉快、欢欢喜喜的样子。因此我对佩格蒂示意说，她会发现，斯潘洛先生很快就会从巴基斯先生去世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果然，他像一个新郎似的走进了事务所。
不过，佩格蒂和我两人都没有朝他看，因为我们看到了跟他一起进来的谋得斯通先生。谋得斯通先生的样子没有多大变化，他的头发还是跟从前一样密，自然也跟从前一样黑；他的眼神也跟以往一样不可信任。“哦，科波菲尔！”斯潘洛先生说，“我相信，你一定认识这位先生吧？”
我对那位先生冷淡地鞠了一个躬，佩格蒂则几乎没怎么理他。他一下子碰上我们两个，开始时显得有点张皇失措，可是很快就有了主意。他朝我们走了上来。
“我想，”他说，“你还干得不错吧？”
“这不会使你感兴趣，”我说，“不过你真想知道的话，我得说还不错。”
我们互相打量了一下，随后他跟佩格蒂说起话来。
“你呢？”他说，“看样子是你丈夫去世了，我很难过。”
“这不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丢亲人了，谋得斯通先生，”佩格蒂回答说，答话时她从头到脚都颤抖着，“我高兴的是这回不用怪任何人——不能要任何人负责。”
“哈！”他说道，“这样想你就心安理得了，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是吧？”
“我从没把什么人折磨得送了命，”佩格蒂说，“想起来真得谢天谢地！是的，谋得斯通先生，我没有折磨、吓唬任何一个可爱的小东西，害得她早早死掉！”
他阴郁地看着她——我想，还有点懊悔的样子——看了一会儿，跟着目光转向我，但是只看着我的脚，没有看我的脸，说：
“我们大概一时不会再见面了，毫无疑问，这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好事，因为像这样的会面，是决不可能让人愉快的。以前，我为了你好，名正言顺地管教你，要你改过学好，可你总是反抗我，谅你现在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好感。我们两人之间，有着一种反感——”
“我相信，这是个老问题了。”我打断他的话头插嘴说。
他笑了笑，那双黑眼睛尽可能恶狠狠地朝我瞥了一眼。
“这种反感从小就在你心里折腾了，”他说，“也害苦了你那可怜的母亲。你说得不错。我希望你会干得更好，希望你能改过学好。”
我们的这番对话，本是在事务所外面一个角落里低声进行的，这时他打住了话头，走进了斯潘洛先生的办公室，用他最温和的语调高声说：“干斯潘洛先生这一行的各位先生们，对于家庭里的分歧和争执，都是看惯了的，而且知道家务事总是非常复杂，非常难断的！”说完就付了办结婚证的手续费。斯潘洛先生把折得整整齐齐的结婚证交给了他，跟他握了握手，还客气地对他和他的那位女士道了喜。谋得斯通先生接过结婚证，走出事务所去了。
听了这番话，佩格蒂已怒不可遏，就要发作（她只是为了我才这样生气，真是个大好人！），我只得先劝她说，我们不便在这儿跟他争论，求她不要发怒。要不是为劝佩格蒂费了好大的劲，我早已按捺不住，开口跟他顶上了。佩格蒂平时从来没有生过这样大的气，因而我情愿当着斯潘洛先生和那几位文书的面，用亲热的拥抱来安抚她，免得她又想起旧日我们所受的创伤，从而使事情得以平息。
斯潘洛先生好像并不知道谋得斯通先生和我之间的关系，这倒使我感到庆幸，因为想到我可怜母亲与我有关的那段悲惨历史，即使在心里，我也不愿承认他是我的后父。斯潘洛先生要是想过这一问题的话，看来他也许会认为，在我们家里，我姨婆是执政党的领袖，另外还有一个由什么人领导的反对党——这至少是我们在等提费结算佩格蒂应交的费用时，我从斯潘洛先生的话中得出来的印象。
“特洛伍德小姐，”他说，“是很坚定的，这毫无疑问，她决不会对反对她的人让步。我很佩服她的这种性格。我也要向你道贺，科波菲尔，你站在了对的一方。亲属之间闹意见，是很让人惋惜的——不过这种事太普遍了——要紧的是，要站在对的一边。”我想，他的意见是，要站在有钱的一方。
“我相信，这桩婚事还不错吧？”斯潘洛先生说。
我回答说，对这桩婚事，我一无所知。
“真的！”他说，“从谋得斯通先生嘴里漏出来的几句话里——这本是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常有的事——再依据谋得斯通小姐脱口说出的情况，我得说，这桩婚事是挺不错的。”
“你的意思是说有钱吧，先生？”我问道。
“没错，”斯潘洛先生说，“据我了解，有钱。听说，人也漂亮。”
“真的！他这位新太太年轻吗？”
“刚刚成年，”斯潘洛先生说，“最近才够年龄。因此我想，他们一直焦急地在等着这个日子哩！”
“老天爷，救救她吧！”佩格蒂说，说时语气那么斩钉截铁，出乎意料，弄得我们三个都愣住了，直到提费拿着账单进来。
好在老提费很快就进来，把账单交给斯潘洛先生过目。斯潘洛先生把下巴缩进领饰里，轻轻地抚摸着，脸上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气，一项一项地审核着账单——好像这全是乔金斯一手干的好事似的——审核完了之后，把账单递还给提费，同时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没错，”他说，“算得对。完全对。按我的本意，非常愿意只收取实际付出去的开销就得了，科波菲尔。不过干我们这行有个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能随心所欲，顾不得自己的心愿。我还有一个合伙的——还有个乔金斯先生呐。”
他说这话时，脸上露出一丝惆怅，这在他就等于分文不取了，我替佩格蒂向他道了谢，用现钞给提费付了费。然后佩格蒂就回自己的寓所，我则跟斯潘洛先生去了法庭。当天我们的庭上要办一件离婚案，要照一条颇费心机的小法令来审理（这条法令，我相信，现在已经废止，不过我看到，根据这条法令，好几宗婚姻案都判离了）。这条法令的优劣，下文可见。丈夫名叫托马斯·本杰明，可是他领结婚证时，只用了托马斯的名字，隐瞒了本杰明，为的是如果婚后发生不像预想的那么称心，他就可以脱身。婚后，他果然发现不像预想的那么称心，再不就是他对那个可怜的妻子，有点厌倦了；于是在婚后一两年，事情发作，由他的一个朋友出面，帮他打起官司来，说他的名字是托马斯·本杰明，因此他根本没有结婚。对此，法庭给予认可，他也就如愿以偿。
我可得说，法庭这样判决是否公正，非常值得怀疑，即使那个能化解一切不近情理的事的一斛小麦，也不能把我吓住，使我不再怀疑。
但是斯潘洛先生跟我争论这件事。他说，你看看这个世界，上面有好的，也有坏的；你再看看教会法，里面有好的，也有坏的。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一种制度中的一部分。这很好呀，你还要怎么样呢！
我没有胆量敢向朵拉的父亲提议，要是我们一大早起来，脱去外套抓紧工作，是有可能把世界改造得好一点的。不过我还是对他直说，我觉得我们可以使博士公堂得到改善。斯潘洛先生回答说，他要特别劝我从脑子里打消这种念头，认为这不合我这样的绅士身份；不过，他还是愿意听一听，我认为博士公堂哪些方面是需要改善的。
这时，法庭已经判定那个人没有结婚，我们正走出法庭，经过遗嘱验证法院办事处，于是我就拿博士公堂中这个离我们最近的机构作为例子。我说，我认为，遗嘱验证法院这个机关，就管得有点离谱。斯潘洛先生问我，这话怎么说。他是个经验丰富的人，所以我对他怀着应有的尊敬（不过，更多的恐怕还是对朵拉父亲的尊敬），回答说，整整三百年来，把坎特伯雷这么一个大教区里，一切留有遗产的人的遗嘱原本，全都保存在这个法院的遗嘱登记处，而那个遗嘱登记处，并没有专为保存这种文件设计的建筑，而是随便找来的房子，是登记处的官员为自己多有收益而租来的，非常不安全，连是否防火都未经查明；房子里，从屋顶到地下室，都塞满了这批重要文件，实际上成了登记处官员营私牟利的处所。他们向公众收取了高额费用，却把公众的遗嘱随意地乱丢乱塞。只图便宜，不问其他。这也许有点荒唐吧。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把他们的遗嘱交给登记处。登记处的登记官们，每年的收益有八九千英镑之多（助理登记官和文书等人就不说了），可是他们从来不肯从那么多的收益里，拿出一点钱来，找个安全的地方，来保存好这些重要文件。这也许有点不近情理吧。所有大官们都是一些堂而皇之拿干薪的角色，而那些在楼上又冷又暗房间里，真正干着重要工作的倒霉的小职员们，却是伦敦市报酬最低，照顾最差的人，这也许有点不公道吧。在所有登记官之中，那位主任登记官，本该为不断到这儿来求助的公众们提供一切必须的方便，可是他却什么也不管，占了这个职位大领干薪（除此之外，他也许还是个牧师，一个有俸圣职兼任者，在大教堂里占有一个席位，等等），而公众则永远得不到方便，这是每天下午遗嘱事务局忙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的，也是我们感到非常诧异的事。这也许有点不像样吧。简单地说吧，坎特伯雷教区的这个遗嘱验证法院，如此弊病百出，荒唐为害，要不是被挤到圣保罗大教堂墓场这很少有人知道的一角，人们早就把它翻了个儿，闹得它人仰马翻了。
当我对这个问题说得有点激昂时，斯潘洛先生一直含笑听着，接着就像对待前面那个问题那样，跟我辩论起来。他说，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这只是一个感觉问题。如果公众觉得他们的遗嘱保存得很安全，认为这个机构的工作无需改善。那什么人会觉得不好呢？没有人。什么人会觉得好呢？所有那些拿干薪的人。很好。这一来，好占了优势啦。这个制度也许并不完美，可是世上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的。不过他反对的，是硬往中间插楔子。保证遗嘱验证法院的现状，国家光荣，在遗嘱验证法院里插上个楔子，国家就不光荣。他认为，君子之道，随遇而安。他毫不怀疑，在我们这一代，遗嘱验证法院一直会这样下去。对这一点，我自己虽然很怀疑，但我尊重他的意见。不过现在我发现，他说对了。因为遗嘱验证法院不仅一直保留到现在，而且十八年前，国会曾有过一个很大的报告（不很情愿），把我提的这些意见全都一一详细列入，而且说，能容纳的遗嘱储存量，只够再放两年半时间。从那时起，保存的遗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是丢掉很多了呢，还是不时卖一些给卖奶油的铺子了，我不得而知。高兴的是，我的遗嘱不在那儿，我希望我的遗嘱别存在那儿，至少一时别去那儿。
我把所有这些话都写进了我无忧无虑的这一章里，因为这些话写进这一章是顺理成章的。斯潘洛先生既然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这样边谈边溜达着，后来又转到了一般的话题。谈到后来，斯潘洛先生告诉我说，再过一个星期是朵拉的生日，要是到那天，我肯去参加一个小小的野餐会，他就很高兴。我听了这话，立刻就丢魂失魄了。第二天又收到了一张小小的花边信笺，上面写着“爸爸嘱咐，请勿忘记”。见了这个，我更变得语无伦次，在随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处于魂不守舍的状态。
我记得，为了准备参加这次幸福的聚会，我什么荒唐事都做了。现在回忆起当时我买的领饰，就让我面红耳赤了。我买的靴子，可以在任何刑具展览会上展出。我买了一只精致的小篮子，在聚餐的前一天，就交给诺伍德的邮车送去了。我觉得，这个小篮子本身，几乎就等于是一篇自我表白。篮子里盛满爆裂彩包，里面附有能用钱买到的最有情意的题词和诗句。早晨六点钟，我又到科文特加登市场给朵拉买了一束鲜花。十点钟时，我骑上马（为了这次聚会，我特地租了一匹雄伟的灰马），把花束放在帽子里，以保持新鲜，然后策马朝诺伍德快步跑去。
我分明看见朵拉在花园里，却假装着没看见她，分明骑马经过她家，却假装着急于在找它。我想，我这是做了两桩小小的蠢事，处在我这种境况，别的年轻绅士也会这么做的——因为这么做，在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可是，哦！当我真的找到她的家，真的在花园门口下了马，真的拖着那双狠心的靴子走过草坪，来到朵拉面前时，看到朵拉正坐在丁香花下的花园椅子上，头戴白色草帽，身穿天蓝色衣服，在那晴朗的早晨，在翩翩飞舞的蝴蝶中间，这是一片多么动人的美景啊！
跟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年轻小姐——年龄比朵拉稍大——我想，差不多二十岁的样子。她是米尔斯小姐，朵拉叫她朱丽娅。她是朵拉的知心密友。多幸福的米尔斯小姐啊！
吉普也在那儿，它竟又朝我狂吠起来。我把花束献给朵拉时，它咬牙切齿地吃起醋来。这也难怪。要是它知道，我是多么爱慕它的主人，它就更应该这样了！
“哦，谢谢你，科波菲尔先生！多可爱的花啊！”朵拉说。
我本想说（在走这三英里路的途中，我一直在琢磨最好的措词），在我没看到花束靠她这么近时，我觉得这花是很美的。可是我没能说出来。她太让人神魂颠倒了。看到她把花束贴在她那有小酒窝的下颌上，就使人在软绵绵的陶醉中失去了镇定，失去说话的能力了。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当时我没有说，“米尔斯小姐，要是你有同情心，那就杀了我。让我死在这儿吧！”
接着，朵拉把花拿给吉普闻，吉普汪汪地叫着，不肯闻。朵拉笑了，把花递得更近些，非要它闻不可。吉普就用牙咬了一点天竺葵花，拿它当猫似的逗起来。于是朵拉就打了它一下，噘起嘴说，“我可怜的美丽花朵啊！”那种怜悯的神情，我想，仿佛吉普咬的就是我一样。我真希望它咬的是我啊！
“科波菲尔先生，”朵拉说，“那位脾气暴躁的谋得斯通小姐，现在不在这儿，你听了一定很高兴吧。她去参加她弟弟的婚礼去了，至少要过三个星期才回来。这还不让人高兴吗？”
我说，我相信，她一定很高兴，而凡是她觉得高兴的事，我也觉得高兴。米尔斯小姐则面带过人的聪明和仁慈的神情，含笑望着我们。
“我从没见过像她那么讨厌的人，”朵拉说，“你根本想不到，她的脾气有多坏，多让人讨厌，朱丽娅。”
“能想到，我能想到，我亲爱的！”朱丽娅说。
“你，也许能想到，亲爱的，”朵拉把自己的手放在朱丽娅的手上，回答说，“请原谅，一开始我没有把你除外，亲爱的。”
由这一点，我想到，米尔斯小姐在过去的生活中经历过沧桑，遭受过磨难，我前面说到的聪明和仁慈，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磨难而来。在那一天里，我发现事情果然如此。米尔斯小姐曾因爱错了人，遭受到不幸。据说，她因为有了这种可怕的经验，所以就不愿再涉足世事了，不过她对于青年人未受挫折的希望和爱情，依旧有着冷静的关心。
就在这时，斯潘洛先生从屋子里出来了，朵拉走上前去对他说，“爸爸，你瞧这花多好看啊！”米尔斯小姐则沉思地微笑着，仿佛在说，“你们这些蜉蝣啊！在这人生明朗的早晨，享受你们这短暂的生存吧！”这时马车已经套好，我们全都离开草坪，朝它走去。
我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骑马旅行了，我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旅行。四轮马车里只有三个人，还有他们的篮子，我的篮子和吉他琴盒。当然，马车敞开了车篷。我骑着马跟在车后面，朵拉坐在车里，背朝着拉车的马，脸对着我。她把花束贴身放在坐垫上，不让吉普趴在放花的一边，怕它把花压坏了。她时而把花束拿在手里，时而用花香来提一提神。这种时候，我们的目光常常相遇。使我大为惊奇的是，我竟没有越过我的灰色骏马的马头，掉进前面的马车里。
我相信，一路上有尘土。我相信，当时一路上有很多尘土。不过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斯潘洛先生好像劝过我，别让马跑在车后的尘土里。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我只觉得朵拉的周围只有爱和美的雾，再也没有别的了。斯潘洛先生有时在车里站起来，问我四周的景色怎么样。我说景色非常优美宜人；我敢说，这话是真的；不过，对我来说，那所有的景色，全是朵拉。太阳照的是朵拉，鸟儿唱的是朵拉，南风吹的是朵拉，篱笆里开的野花，直到花苞，也全是朵拉。我现在引以为慰的是，米尔斯小姐了解我，只有米尔斯小姐能完全看透我的心情。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时我们走了多久，也弄不清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也许那地方离吉尔福德不远，也许是《一千零一夜》里的某位术士那天把那个地方开放，我们一离开，就又把它关闭了。那儿是个一片绿荫的处所，在一座小山上，绿草如茵，绿树成荫，还有石楠，穷目所及，尽是如画的美景。
发现这儿已有人等着我们，这是件恼人的事。我的醋劲因而大发，没有止境，就连对女性，也是如此。而所有和我同性别的人——其中特别是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家伙，留着一把红胡子，他仗着这把胡子，就自以为了不起，简直让人没法忍受——都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
我们全都打开自己的篮子，忙着准备起野餐来。那个红胡子自吹能做色拉（对此我不相信），硬想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有几位太太小姐帮他洗生菜，并按照他的指点，把生菜切碎。朵拉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感到，命运存心安排要我跟这个家伙决斗，我们两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红胡子的色拉做好了（我真弄不懂，他们怎么能吃这样的东西。我是怎么也不会去碰的！），他又推荐自己管理酒窖；他不愧是个机灵的畜生，利用一棵树的空腹树干作为酒窖。后来，我看到他用盘子盛了大半只龙虾，坐在朵拉脚旁吃了起来！
看到这一让我丧气的景象后，对接下去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我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了。我仍显得很高兴，这我知道，可是我的高兴是虚假的。我缠着一个穿粉红衣服的小眼睛姑娘，拼命跟她调笑。她也欣然接受我对她的殷勤；可是她这是完全想跟我好呢，还是对红胡子有什么用心呢，我就不得而知了。这时，大家都为朵拉干杯。我为她干杯前，故意滔滔不绝地在跟人谈话，停下来为她干杯后，马上便又谈了起来。在我对朵拉鞠躬时，遇上了她的眼光，我觉得，她的眼光中含有对我如有所求的神情。不过那眼光是从红胡子头上射过来的，因此我下定决心，不为所动。
那个穿粉红衣服的姑娘有个穿绿衣服的母亲。我觉得她是打定主意，用尽机谋想要把我们两个分开。不过这时候，大家都分散开了，剩下的饭菜也在搬到一边。于是我就独自一人溜达到林子里，心里既恼怒，又悔恨。心里盘算，我是否应该假装身体不适，骑上我那匹灰色骏马，一逃了事——至于逃往哪儿，我不知道——就在这时，朵拉和米尔斯小姐迎面走了过来。
“科波菲尔先生，”米尔斯小姐说，“你怎么不开心呀？”
我请她原谅，对她说，我一点也没有不开心。
“朵拉，”米尔斯小姐说，“你也一点都不开心啊。”
哎呀，没有啊！一点也没有啊！
“科波菲尔先生！朵拉！”米尔斯小姐简直带着令人起敬的神情说，“你们这一套已经闹够了。千万别因一点小小的误会，把春天的花朵给摧残了。因为春天的花儿一旦开了，凋零了，就不能再开了。我说这话，”米尔斯小姐说，“是根据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永不复返、遥远过去的经验。阳光下闪耀的喷泉，不应因一时任性而加以堵塞，撒哈拉大沙漠上的绿洲，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就予以铲除。”
我几乎不清楚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浑身发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不过我记得我拿起了朵拉的小手吻起来——她也就让我吻了！我也吻米尔斯小姐的手；我觉得，我们好像全都一下子登上七重天了。
我们再没有下凡，整个傍晚都待在七重天上。开始时，我们在林子中溜达，朵拉羞答答地挽住我的胳臂。说真的，要是我们能永远怀着这样的感情，永远像这样在林中溜达，那该多么幸福啊！虽然这一切想法十分愚蠢可笑，可我还是要这么想。
可是，过得太快了，不久我们就听到了别人的说笑声，和“朵拉哪儿去了？”的问话声。于是我们就回到了大家的身边。他们要朵拉唱歌，红胡子本想要到马车里去拿吉它，但是朵拉止住了他，对他说，除了我，谁也不知道吉它放在什么地方。这么一来，红胡子算是完了。去取吉它的是我，把吉它盖打开的是我，拿出吉它的是我，坐在她身边的是我，替她拿出手帕和手套的是我，把她优美的歌声中每一个音符都吞进肚子的是我，她为之唱歌的也是爱她的我，旁人尽管可以尽量拍手叫好，但实际上他们跟这毫不相干！
我快乐得陶醉了，由于太幸福了，我怕这不是真的。我担心，突然在白金汉街的寓所里一觉醒来，听到克拉普太太在做早饭，把茶杯弄得叮当响的声音。然而，是朵拉在唱歌，还是别的人在唱歌，米尔斯小姐也在唱歌——唱的是记忆洞穴中沉睡的回声，好像她已经有一百岁了——夜色渐渐降临，我们像吉普赛人那样，把水壶挂在火堆上煮茶，我们吃着茶点，喝着茶。我仍像先前那样快活。
聚餐会结束了，我比先前更加快活了。因为旁的人，那个受挫的红胡子等人，全都各自分头回家了，我们也在恬静的黄昏和即将消失的霞光中，在香气四溢的空气里，驱车骑马回家了。斯潘洛先生喝了香槟酒后，有了一点睡意——我要向那长葡萄的土地致敬，我要向那酿出酒来的葡萄致敬，我要向那使葡萄成熟的太阳致敬，我也要向那把酒勾兑掺假的商人致敬！——在车上的一个角落里睡着了。我就骑马跟在朵拉的一边，一直跟她聊天。她称赞我这匹马很好，用手拍拍它——哦，她拍在马身上的那只小手，看上去多可爱啊！——她的披巾老是要歪掉，我就不时伸过手去把它拉正。我甚至还觉得，吉普也开始看出是怎么回事来了，因而它知道，它非得打定主意，跟我交朋友不可了。
还有那位洞察事理的米尔斯小姐，那位虽然心如古井却和蔼可亲的遁世者，那位不到二十岁即已断绝尘缘，决意不让记忆洞穴中沉睡的回声醒过来的小长老，多亏她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科波菲尔先生，”米尔斯小姐说，“请你到马车这边来一下——要是你能腾出一会儿时间的话。我要跟你说几句话。”
瞧我的样子，骑着我的灰骏马手扶车门，身子俯向米尔斯小姐！
“朵拉要到我家住几天，她后天就跟我一块儿去。要是你愿来我家，我相信，我爸爸见了你一定会很高兴的。”
除了暗暗祈求上苍赐福给米尔斯小姐，除了把她的地址牢牢地记在心间，此外我还能做什么呢！除了用感激的神情和热烈的言词告诉米尔斯小姐，我多么感谢她的好意，多么珍惜她的友谊，此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随后，米尔斯小姐就和蔼地把我打发开了，对我说，“你回到朵拉那边去吧！”于是我回到了朵拉一边。朵拉从马车里探出身子跟我说话，一路上，我们一直都说着话。由于我骑着我的灰色骏马，太靠近车轮，结果把马那靠近车轮的前腿也擦伤了。马主对我说，“擦去了一块皮，得赔三镑七先令。”——我照数赔了这笔钱，认为只花了这么点钱，却取得了这么大的欢乐，真是太便宜了。这时，米尔斯小姐坐在车上，仰观明月，低吟诗句，我想，她这是在回忆当年还没跟尘缘断绝的时日哩。
离诺伍德的路也实在太近了，我们应该多走几个钟头才好。不过，快要到家时，斯潘洛先生就醒了，对我说，“科波菲尔，你得进去休息一下！”我当然满口答应。我们一起吃了三明治，喝了掺水的葡萄酒。在那个灯光明亮的房间里，朵拉双颊绯红，可爱极了，我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一味坐在那儿，像梦中似的一直朝她看着。最后，还是斯潘洛先生的鼾声，把我惊醒过来，想到我该告辞回家了。于是我们只好分别了，我骑马回伦敦，一路之上，我带着朵拉和我握手道别时留下的余温，把当天发生的每一件小事，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反复回忆了上万遍。最后，直到躺在自己的床上时，我依然是个因爱情失去五官感觉的神魂颠倒的小傻瓜。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打定主意要对朵拉表明自己对她的痴恋，以便弄清自己的命运。是幸福还是悲惨，这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在这个世界上，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还有别的问题了，而这个问题，只有朵拉能给我回答。我度过了整整三天以苦恼为乐的日子，把朵拉和我之间发生的一切事，尽可能作出种种令人扫兴的推测，以此来折磨自己。最后，我不惜代价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怀着表明衷曲的决心，前往米尔斯小姐家。
我在街上来回不知走了多少次，在那个广场上也不知兜了多少圈子——痛苦地感到，这仍是个老谜语的谜底，不过比原先那个要好多了——最后才鼓起勇气，走上台阶敲起门来，现在看来，这也算不了什么了。即使到了这最后一刻，敲了门后等着人来开门，我心里依然惊慌不安，想要（学学可怜的巴基斯）假装问一声，这儿是不是勃莱克鲍先生家，然后向人道个歉，转身走开。不过我终于还是坚守住阵地，没有那么做。
米尔斯先生不在家。我本来就不希望他在家。没人要他在家。米尔斯小姐在家。有米尔斯小姐就行了。
仆人把我领到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米尔斯小姐和朵拉都在那儿，吉普也在。米尔斯小姐正在抄一支歌曲（我记得，这是支新歌，叫作《爱的挽歌》），朵拉正在画花卉。我一认出她画的就是我送的花，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她画的正是我从考文特加登市场买的花啊！我不能说，她画得很像，或者是特别像我以前见过的什么花，不过从画得很像的裹花纸看来，我就知道她画的是什么了。
米尔斯小姐见了我很高兴，说可惜她爸爸不在家。不过我相信，我们三个人都不在乎这一点。米尔斯小姐谈了几分钟后，便把笔放在《爱的挽歌》上，站起身来，走出房间。
我开始觉得，还是把事情搁到明天再说。
“我希望，你那匹可怜的马儿晚上把你驮回家时，没有累着吧，”朵拉抬起那双美丽的眼睛，看着我说，“这段路可不近哩。”
我开始觉得，我得今天就表明心迹。
“对马来说，这段路算长的了，”我说，“因为一路上它没有得到什么支持！”
“可怜的东西，你没有喂它吗？”朵拉问道。
我开始觉得，还是把事情搁到明天再说。
“喂——喂啦，”我说，“它受到很好的照料。我是说，它没有享受到我那种和你亲近的说不出的快乐。”
朵拉把头俯在她的图画上，过了一会儿说——这期间，我坐在那儿，浑身火热，两腿僵硬——
“那天有一段时间，你好像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快乐。”
现在我已看出，提出的时机已到，我非趁此当即提出不可了。
“你跟基特小姐坐在一起时，”朵拉眉毛微微往上一扬，摇了摇头，说，“你一点也没把那快乐当回事呀。”
我得说明一下，基特就是那个穿粉红衣服的小眼睛姑娘的名字。
“虽然我确实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那样，”朵拉说，“也不明白你究竟为什么说这是快乐。不过你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你高兴干什么，随你的便，谁也管不了。吉普，你这淘气孩子，上这儿来！”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一下子把该做的事都做了。我拦住吉普，把朵拉搂在了怀里。我口若悬河地说着，没有打一个字的顿。我告诉她，我多么爱她。我告诉她，没有她我一定活不了。我还告诉她，我多么崇拜她，把她当作天神。这时候，吉普一直发疯似的狂吠着。
朵拉低着头，哭泣着，浑身直打哆嗦，我的话更如泉涌。要是她要我为她而死，只要她说一声，我就立即心甘情愿地去死。没有朵拉的爱，活着就毫无任何价值。我受不了，也不愿受。打从第一次见到她起，我日日夜夜每分钟都爱着她，每分钟都爱她爱得发狂。我要永远爱她，每分钟都爱得发狂。从前有人恋爱，将来还会有人恋爱，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情人，能像我，肯像我，会像我，愿意像我这样爱朵拉。我越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吉普就越吠得厉害。我们两个都按各自的方式时刻变得越来越疯。
好啦，好啦！后来朵拉跟我都在沙发上坐下，安静了下来。吉普躺在她的膝盖上，直朝我眨巴着眼睛，也安静了下来。我心上的石头放下了，我高兴得完全发了疯。朵拉跟我订了婚了。
我猜想，我们当时都有过最终会结婚的想法。我们一直有过这种想法，因为朵拉坚持，没有她爸爸的同意，我们决不能结婚。不过，我们都还年轻，当时已经欣喜若狂，所以我认为，我们并没有真正思前想后过，或者说，除了眼前的昏昏然外，没有任何远大的目标和志向。我们决定要对斯潘洛先生保守机密，不过我敢说，当时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这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
朵拉去找来米尔斯小姐，同她一起回到房间。这时，米尔斯小姐比先前更加怆然了——我想，恐怕这是刚才的事，唤起她记忆洞穴中的回声了吧。不过她为我们祝福，还对我们保证，永远做我们的朋友。她对我们说话时，一般用的都像是来自修道院的声音。
那是一段多么无忧无虑的日子啊！当时的日子是多么缥缈、幸福和无知啊！
当时，我还量了朵拉的手指，要给她一只勿忘我花样的戒指。我把尺寸告诉珠宝商时，他看出是怎么回事，一面在订货簿上记，一面直笑。这只镶有蓝宝石的好看的小玩意儿，他敲了我一笔竹杠——这只戒指，在我的记忆中，跟朵拉的小手联系得太密切了；因此，昨天我无意中看到女儿手指上另一只跟它一样的戒指时，我心中引起了一阵像绞痛似的难受！
那时候，我四处游逛，心藏秘密，十分自得其乐，觉得我这么爱朵拉，朵拉这么爱我，体面无比。即使我在天上飞行，别人都在地上爬，我也不会觉得比现在这样更在他们之上！
那时候，我们在广场公园相会，在昏暗的凉亭里同坐，真是其乐无穷，使得我直到现在，都还喜爱伦敦的麻雀，原因无他，因为在它们烟灰色的身上，看到热带珍禽的鲜艳羽毛！
订婚后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发生了第一次大争吵。朵拉退回了我给她的戒指，附了一封折成三角形的让人绝望的短信，信中用了这样可怕的字句：“我们的爱情以愚蠢开始，以疯狂告终。”这几个可怕的字眼，吓得我乱扯头发，直叫一切都完了！
当时，我趁着月色，急忙飞奔到米尔斯小姐家，在她家后面的厨房里（那儿有一架熨衣台）偷偷跟她会面，求她给我们调解，挽回这种疯狂局面。米尔斯小姐挺身而出，担当起这一任务，很快就带着朵拉回来了。她拿自己年轻时的痛苦经验，现身说法，苦苦地劝我们要互相让步，免得情海成为撒哈拉大沙漠。
这时，我们全都哭了，于是又和好如初，觉得十分幸福，因此那屋后厨房，连同熨衣台和别的家具，都成了爱神的圣殿。我们还在那儿订下了由米尔斯小姐代转信件的计划，每天各方至少要写一封信！
那是一段多么无忧无虑的日子啊！当时的日子是多么缥缈、幸福和无知啊！在时光老人掌握的我的全部时光中，没有一段，回忆起来能使我发出这一段一半的微笑，能使我感到这一段一半的甜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