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现在红得一塌糊涂,各大城市的书报摊上,几乎都能看到他当封面的杂志。这难免让人想起当年他刚拍电影时,要找一部他的作品来看都是很困难的。他最早的电影甚至没钱做字幕,放映的时候自己蹲在旁边配音,因为片子里全是山西方言,大家听不懂。
从那个地步走到今天,其实时间并不长,可以说他崛起得非常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能从他的电影中感受到一些很厚实的东西。这些东西从创作之初就是他电影的核心,那就是他对平民生活、个体生活的关注。
这一点在《贾想》这本书里也能表现出来。《贾想》是一本电影手记,大多是他对自己每一部电影的看法和描述,还有一些相关访谈。贾樟柯的文字相当好,难怪他说自己曾经想当个文学青年。我觉得他自己就是最好的影评人,几乎不需要别人再去解释他的作品了,他自己都写出来了。
书中一些细节相当有趣,比如2001年的一天,他在北京一个专卖盗版碟的店里瞎逛——那时候他的电影在外头还很难看见。这时候,突然听见店老板跟他说了一句:“有一个人叫假科长,拍了部戏叫《站台》,你要吗?”贾樟柯觉得太妙了,他也没揭穿,只是说:“有啊,那好,我也看看是怎么回事儿。”
贾樟柯早年是学美术的,据他说学美术其实一点都不浪漫,后来为了给自己找个出路,才去考电影学院。他说刚开始还觉得自己挺厉害,终于坚持着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后来才发现,原来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还要难。
他永远记得身边那些在艺术道路上没有坚持下来而中途离开的朋友:“……要么是因为父亲忽然去世,家里需要个男的干活,或者是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具体的原因,都要承担生命的一种责任,一种对别人的责任,因而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反而要比他们少,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
所以他的电影一直在关注这些所谓的平常人,他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力量:“我要拍的就是这样一些在县城里面,日子永恒不变的庸常人的生活,这种人的生活就是有力量的生活。”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反而是幸福和轻松的。
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在过去的中国电影里其实也很常见,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传统现在忽然断掉了。很多导演更喜欢拍所谓的大片,而在贾樟柯看来,那种场面宏大奇幻、杀来杀去、飞来飞去的东西远不如杨德昌和侯孝贤所拍摄的。
“其实以前中国电影不是这样的,像袁牧之的《马路天使》,被人认为是左翼电影,可是它取得的成就是呈现1949年之后逐渐被消灭、逐渐被淡忘、逐渐被遗忘的传统,那是对市井生活的熟悉和活泼表现。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歌手跟鼓手,看到重要的人际关系,在市井的巷陌里面他们怎么样生存。然而这些东西在后来的中国电影里面却被淡淡丢掉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拍一些宏大的、集体的东西,完全没有了个人生活。”
他一再强调“个人生活”,觉得这种关于个人生活的电影,不管拍的是哪个地方的人,一样会使人感动。他说自己上学的时候看过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影片明明拍的是七八十年代台湾澎湖一帮小混混的故事,却一样让他感动。
我们现在要拍出一个人的真实生活,到底面对着什么困难呢?
关于这个问题,贾樟柯在《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里做了一个解答。他说有一回在咖啡店等人,忽然隔壁来了一桌人,坐定之后开始大谈电影,“其中一个老兄是老大,说话像牧师,句句如真理,谈到人名的时候都不带姓,比如把陈凯歌叫凯歌,把张艺谋叫老谋子,让周围四座肃然起敬,然后他就说:‘时下那帮年轻人不行,一点苦都没吃过,什么事儿都没经过,能拍出什么好电影呢?’接下来他开始大谈凯歌插队如何如何苦,老谋子要卖血才能拍片,好像只有这样的经历才叫经历,他们吃过的苦才叫苦。”
于是贾樟柯说:“我们文化里面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这是获得话语权力的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认为自己的经历才算苦难,而别人的、下一代的经历又算什么呢?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因此形成一种价值判断。”
“在我们的文化里,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诗化,为自己创造很多传奇,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难经历曲折离奇才算阅尽人间世事。”他特别反对这种做法,一直强调要拍出那种无风无浪、庸庸碌碌的人生,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在他历年来的电影里经常看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