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里顿·斯特拉奇的著作《维多利亚女王传》出版之后，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学作品和传记的写作当中。起初，他曾制订过一些写作计划，譬如《基督的一生》和《世界历史》，但是由于信而有征的素材不是太少，就是过于庞杂，结果这些计划都纷纷搁浅了。1925年秋天，他决心回到以前，仿照《维多利亚女王传》的形式撰写一部新的作品，并以爱情而不是权力作为这部作品分析的重点。他写作了一系列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包括勃朗宁夫妇，拜伦与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奥古丝塔，伏尔泰与艾米丽·杜夏特莱侯爵夫人的爱情。同年10月，他开始关注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之间的爱情，并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决定为此写一本专著。
1925年12月17日，他开始写《童贞女王之谜》，当天仅完成开头两页〔《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原书名为《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一书的手稿现存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图书馆〕。他的任何一本传记都不曾写得如此吃力，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当时已经四十五岁，精力有限；还由于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的故事同他本人的情感生活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耗费了他大量的情感；除此之外，他还试图在这本书中寻找一种新的写作传记的方法。
在杭格佛附近的汉姆·斯普雷别墅（Ham Spray House），里顿·斯特拉奇在卡林顿的照料下，完成了本书的绝大部分；素材收集工作则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中完成的，他当时居住在他自己的家中（位于伦敦格敦广场51号的拐角处）。“我对自己的拖拖拉拉烦透了，”一年之后，他给伦敦Chatto ＆ Windus出版社写信说，“我原打算早一点写完伊丽莎白女王的故事，根本没有想到要用一年时间……但是故事的来龙去脉让我深感困惑。”有些时候，这种“困惑”甚至演变成了“彻底的绝望”。他曾考虑放弃这本书，但最终他还是坚持了初衷。“我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内容，希望能够继续写下去。”他在1927年6月17日的信中说，“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工作-但又不得不这样做。”
所谓的“大部分内容”事实上只有两万五千字，占最后定稿总字数的三分之一，而耗时达十八个月。由于作者时而生病，时而传出绯闻，时而休假，《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书“进展缓慢”。里顿·斯特拉奇拼命地工作着，他对到汉姆·斯普雷别墅拜访的客人表示歉意：“我必须完成这件枯燥的工作，不然就会前功尽弃。”1928年3月初，他从汉姆·斯普雷别墅写信给罗杰·森豪斯说：“我独自一人，四周静悄悄的，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但是我竭力忘掉这些。我患上了重病，不得不同死神搏斗。”这种同死神之间的搏斗持续了两个月，直到４月的最后一天，斯特拉奇获胜了。他写信给出版商：“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我的书写完了。”
在给多罗西·布茜的信中，里顿·斯特拉奇抱怨自己夹在伊丽莎白女王以及他本人的风流韵事中，过着凄惨的日子。梅纳德·凯恩斯第一个发现了斯特拉奇与他的主人公之间的相互关系。凯恩斯提道：“从整体上来说，您把您自己看做了伊丽莎白，但我却从埃塞克斯的形象中看到了您的影子。不过，我认为您完美地表现出了两位主人公各自的世界。”
在开始写作《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之后不久，斯特拉奇爱上了一位英俊的青年罗杰·森豪斯，这个小伙子有着“令人销魂的微笑和深灰色的眼睛”。斯特拉奇似乎在伊丽莎白对埃塞克斯的爱情中看到了自己对罗杰的爱。不过，斯特拉奇总是爱上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有迷人的蓝眼睛，结实的肌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埃塞克斯的形象是作者本人形象的浪漫化结果。正是由于斯特拉奇把他的个人情感与书中人物的情感结合在一起，才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他们的心灵世界。
斯特拉奇把《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书献给了他的弟弟和弟媳：詹姆斯及亚历克斯·斯特拉奇夫妇，他们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学生，同时也是弗洛伊德的著作的英文译者。里顿·斯特拉奇不懂德文，直到20世纪20年代，他才读到译成英文的弗洛伊德的作品（詹姆斯·斯特拉奇翻译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于1920年出版），他在此之前完成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中也有一些心理刻画，但主要是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到1926年，里顿通过同詹姆斯及亚历克斯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包括潜意识、婴儿的性欲以及成人的性本能是如何渗透在人的思想、行动当中的。因此，在这本描写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的“悲剧般的历史”的书中，他虽然没有使用专门的心理学术语，但却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原则。尤其是他在说明伊丽莎白对处死埃塞克斯的态度时，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了父女之间的关系。他发挥想象，用了大段篇幅，描写了伊丽莎白在决定处死埃塞克斯时的心态，并与她的父亲曾处死两任妻子的往事联系了起来：
他（埃塞克斯）应该知道，伊丽莎白是亨利八世的女儿，她和她的父亲一样，懂得如何统治一个王国，如何惩罚最受她的宠信却背叛了她的人。的确，她感觉自己有着同父亲相似的气质。当她决定把她的情人像她母亲那样处死时，一种异乎寻常的激情在她那深不可测的心灵底层涌动着。她的一生体现了某种神秘的必然性，一种令人恐怖的补偿，由于无法解释的天意，她父亲的命运在她身上得到了重现：罗伯特·德弗雷（埃塞克斯）应当像她母亲那样被处死，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她的父亲！……但在心灵的更深处，还有着更为奇异的情感骚动。她和她的父亲既相似，又不同：毕竟她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女人，因此，她的行为也许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对她父亲的重复，而应看做一种报复吧？是不是在她出生几十年后，在这个可怕的终场时刻，她那惨死在断头台上的母亲终于登场了？
这是多么精彩的阐释！当然，用这种方法阐释历史是有悖于传记的传统，在当时尤其如此。不过，在1928年，弗洛伊德读过这本书之后，致信给斯特拉奇说：
您注意到了那些被其他历史学家所轻易忽略的东西。人们一贯认为，既然我们无法猜想前人的动机及其思想的精髓，那么我们也无法确切地理解过去的历史，无法解释前人的行为……在我们看来，前人的各种举动如同梦境一般互不牵连。您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您同时具有心理学家的素质。您塑造了英国历史中最杰出的人物，您懂得在分析她的性格时回溯到她的童年，大胆地判断她心底深藏的动机。您取得了成功，您很可能准确地重现了历史上的确有过的事情。
斯特拉奇将现代的弗洛伊德理论融入了16世纪那具有迷信色彩的宿命论中，形成了一种通用的宿命论：
有一位神决定我们的命运，
砍伐我们的意志。
回顾过去，我们发现斯特拉奇似乎很早就决定写作这本书了。1921年，完成《维多利亚女王传》之后，他曾对海斯凯茨·皮尔森说他想写一本关于伊丽莎白的书。而早在1909年，他参加史特拉福（注：莎士比亚的故乡）戏剧大赛，提交的作品就是由无韵诗写成的《埃塞克斯：一部悲剧》，这部戏剧的内容已经具备了《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书的第13章到16章的雏形，而本书第12章的最后一节对埃塞克斯擅自从爱尔兰回到英国的描绘，则可以看做是《埃塞克斯：一部悲剧》的序幕。
一刻钟之后-到了十点钟-埃塞克斯来到宫殿大门。他没有片刻犹豫，急匆匆地跨了进去。他奔上楼梯，穿过女王的会见室、机要室，径直来到女王的卧室-他对这条路是多么熟悉啊！经过长途跋涉，他风尘仆仆、衣冠不整，穿着粗陋的衣服和大马靴，但是他全然不顾这些，猛地推开了卧室的门。伊丽莎白出现在他的面前，她由几名侍女陪伴着，只穿着一件睡衣，没有化妆，也没有戴假发，一缕缕花白的头发披散在她的脸上。她抬起眼睛，吃惊地看着他。
可以说，斯特拉奇是在一部戏剧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传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就是他的《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女王》*。完成《埃塞克斯：一部悲剧》的那一年，斯特拉奇在为《观察家》撰写的书评中写道：“安东尼是盲目的，而只有一件东西能使处在安东尼那样的地位的人变得如此盲目，那便是激情。”激情正是《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书的主旨所在。在斯特拉奇笔下，同安东尼一样，埃塞克斯好色纵欲、善交朋友；同安东尼对待克娄巴特拉一样，埃塞克斯先是离开了伊丽莎白，后来又回到了她的身旁；同安东尼一样，埃塞克斯也死于非命。伊丽莎白虽然与克娄巴特拉不同，但两人都是“绝世无双的女人”，伊丽莎白变幻莫测的脾气与克娄巴特拉的万种风情具有同样的戏剧效果。这出悲剧的主谋罗伯特·塞西尔爵士（他所起的作用同《维多利亚女王传》中的施托科玛男爵一致）则与精于算计的奥克塔维厄斯极其相似。在《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女王》的最后，奥克塔维厄斯达到了目的。而在《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书的结尾（与《维多利亚女王传》那段有名的以回溯过去为主要内容的结尾文字恰好相反），罗伯特·塞西尔展望未来，遥想着英格兰和他的家族的命运。埃塞克斯的忠实的朋友们：克里斯托夫·布朗特爵士、亨利·卡夫、塞桑普顿勋爵和查尔斯·戴弗斯爵士同他一样下场悲惨，这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厄洛斯与斯卡洛斯不无相似之处。不过，斯特拉奇简化了角色的性格。“大蛇”弗朗西斯·培根远比伊诺巴柏斯更恶毒；“狐狸”沃尔特·罗利爵士也远比雷比达更狡诈。
《维多利亚女王传》紧紧围绕中心人物展开情节，与之不同的是，本书的结构颇显松散。在《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书中，作者往往通过大量篇幅的心理描写来塑造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源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戏剧中大段大段的独白。斯特拉奇善于模仿角色的语气，运用间接引语提出事实。“总检察长的位子空出来了，埃塞克斯立即宣称，应该由弗朗西斯·培根继任这一职位。”斯特拉奇这样写道，然后他的笔锋转而描写埃塞克斯的心理活动：“自然，他年纪尚轻，专业经验不足-但那又怎么样呢？即使更高的职位他也能够胜任。女王可以委派任何合乎心意的人选，如果埃塞克斯能够影响女王的话，只需提上一次，那么这个合适的人选就能得到优先考虑。”
斯特拉奇尽可能地把读者视为在场的旁观者，换句话说，在他的眼里，读者就是观众。他避免采用老套的叙述方式，而是努力把每一种资料-信件、日记和目击证人陈述文件-都描绘得栩栩如生，像图画一样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霍华德是海军司令，而埃塞克斯是伯爵，谁的地位更高些呢？当有人拿着以二人共同的名义写给女王的信，请他们签字时，埃塞克斯抓起一支笔，抢先将自己的名字签在了前头，因此霍华德只能屈居其后。但他等待着时机-一等到他的对手转过身去，他就拿起小刀，裁掉了那个惹他生气的名字。这封信就这么怪模怪样地送到了伊丽莎白手中。
在另外一个例子中，斯特拉奇精细地描写了埃塞克斯写给掌玺大臣埃杰顿的回信，他插入一些句子几次打断了信件内容的平铺直叙：“他越写火气越大”，“写到这里，他的情绪有些失控了”，“他的怒火全部爆发了”。这样就营造出一种逼真的氛围，甚至会让读者认为，斯特拉奇是亲眼看到了埃塞克斯如何写信。书中有些地方的描写，读来让人感觉恰似舞台的表演说明。比如，在第16章的后半部分，伊丽莎白下令召唤下议院院长的场景中，斯特拉奇使用了伊丽莎白的语言，同时告诉我们伊丽莎白是如何运用她的语言进行宣讲的：“一阵沉默，然后，女王那尖利的声音响了起来”；“她停了一下，命议员们平身，因为她还有很多话要说”；“说到这里，她又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用更深沉的语调说下去”。而在结尾部分，他写道：“她用最后一点力气站起身来，眼睛里闪耀着光芒。一阵喇叭声响了起来，她转过身，拖着曳地的长裙，笔直而威严地走出了大厅。”我们的眼前展现了一幅壮丽的图景，随着演员的登场和退场而拉开或者合上舞台的序幕。当埃塞克斯在内阁会议上被女王任命为爱尔兰总督后，斯特拉奇用一个句子精练地刻画了两位演员的退场：“埃塞克斯迈开大步，得意扬扬、目空一切地走出了会议室；罗伯特·塞西尔也同样高兴，他踱着方步，面露谦恭地离开了。”
《维多利亚女王传》和《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讲的都是爱情故事。斯特拉奇以优雅的笔触描写了维多利亚旺盛的性欲和阿尔伯特的同性恋倾向。但当主人公从“欧洲的祖母”维多利亚变为“童贞女王”伊丽莎白时，他的笔下多了几分嘲讽的味道。在探究童贞女王之谜时，他写道：
尽管在内心深处，她对欲望充满反感，但是欲望并没有因此熄灭。正相反，大自然神奇的补偿力量却从其他方面加倍增强了这种欲望。虽然珍贵的堡垒从未被人攻破，但是还有周边的领土，还有外围工事和其他的设防地区，在这些地方曾经发生过激动人心的战斗，甚至有时还会被大胆的进攻者占领。
为了强调伊丽莎白童年时期的阴影如何使她丧失了性能力，斯特拉奇进入伊丽莎白女王的内心世界，刻画她早年所受到的心理创伤。他这样写道：“当她还是个孩子，身穿黄色华服坐在父亲膝头时，她第一次体会到男子气概-那令人神魂颠倒，同时又叫人厌恶的男子气概。如今，这种男子气概被她打倒了，而且还要在那个叛逆者的身上根除。照字面意义来说，也许……她清楚地知道重大叛国罪应当怎样处罚。”
叛国者应当受到的刑罚在本书当中曾多次提及，其中包括阉割。“当他从图书馆里翻出这些材料时，”埃蒙德·威尔逊这样写道，“我们第一次不情愿地认识到，伦敦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中人竟对这丑行津津乐道。”
尽管本书获得了弗洛伊德的认可，但在当时的历史学家看来，这样一本充斥着性爱、性变态描写的书是不合适的。因此，与《维多利亚女王传》相比，他们对《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不够重视。的确，后一本书缺少前一本书中不时闪烁的智慧火花，而且斯特拉奇在写作后一本书时也没有像写作前一本书那样进行详尽的调查。在写作《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他将信件、交谈和未加删减的言语等史料拼接在一起。埃塞克斯其人在历史上并不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乔治·麦考莱·特里威廉所著的《英格兰历史》中，甚至没有提到埃塞克斯这个名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本书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而是“一部优秀的剧作”（G.B.哈里森曾这样评价）。尽管如此，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本书还是很有帮助的，肯耶斯·瑞德认为这本书“杰出地刻画了她（伊丽莎白）和她的朝臣们的形象”；J.B.布莱克称这本书进行的是一项“富有洞察力和启发的研究”；著名的历史学家A.L.罗斯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意味无穷的著作”。
这本书为传记艺术做出了突出贡献，埃德加·摩根·福斯特＊曾称赞说，从某些方面来看，它称得上是斯特拉奇“最伟大的作品”。但是，它一直没有被人们彻底接受。在斯特拉奇的非小说类作品中，《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书的地位同《奥兰多》在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类作品中所具有的地位相似。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斯特拉奇在《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书中过多地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他的书中紫气蒸腾、金光闪烁，活像圣诞儿童剧制造出来的廉价效果。”在《传记的艺术》一文中，伍尔芙说《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体现了非凡的技巧”，由于没有遵照传记的写作惯例，它显得略有瑕疵，但它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探索”。
然而迄今为止，传记作家中还没有任何一位哥伦布做过这种“进一步的探索”。尽管斯特拉奇促进了20世纪传记艺术的复兴，但现代的传记作家们却拒绝采取他所创立的那种写作模式，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反讽。不过，自成一派的《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书竟然大放异彩。在德国，费迪南·布鲁克纳把它搬上了舞台，经过改编之后，雅士尼·杜克斯又把它搬上了英国剧院；在美国，这本书被拍成了电影；在英国，路易斯·麦克尼斯把它改编成为电台广播剧，威廉·普劳摩以这本书为基础完成了本杰明·布烈顿的歌剧《格洛里亚娜》。在读者那里，这本书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了斯特拉奇的其他所有作品，它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给很多国家。而在美国，这本书甚至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
“它非常成功，”斯特拉奇本人承认，“但是还需要卖出很多本，才能满足我那不断膨胀的过奢侈生活的愿望。比如奥布松挂毯-我像着魔一样迷上了这种东西-当然，这里面有卡林顿的功劳。”卡林顿对斯特拉奇说自己“对伊丽莎白女王一书的成功非常满意”，但斯特拉奇本人仍然对成功存在疑虑。当维尼莎·贝尔问他是否为取得的巨大成功感到满意时，他给出了最诚实的回答：“马马虎虎。”
迈克尔·霍洛依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