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事件中，政府始终不曾遇到任何危险，不过在白厅中的确有过焦虑的时刻。可以想象，当时伦敦的市民也许会响应伯爵的鼓动，随后必然会发生一场暴力斗争。但伊丽莎白从来都不缺少勇气，她以坚毅沉着的态度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她得知一切都很顺利，还知道可以信赖人民的忠诚，于是她就放心了。她下令对埃塞克斯及其同党立即进行审判。
监狱里关押了近一百名叛党，枢密院马上开始对领头的叛乱分子进行审讯。很快，十八个月以来整个阴谋活动的经过，包括同詹姆斯的书信往来以及同蒙乔伊的密谋，全部揭露了出来。定于２月１８日，由一批贵族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对埃塞克斯和塞桑普顿两位伯爵进行审判。控方应该遵守什么样的原则呢？这一点很快就做出了决定：不得牵涉到苏格兰，同时也不得牵涉到蒙乔伊犯罪事实的内容，因为不能免除蒙乔伊在爱尔兰的职务。即使不提这些微妙而令人难堪的细节，也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伯爵的叛国罪了。
培根起初负责对一部分次要嫌疑犯的初审，接着又要求他在审理两位伯爵时担任控方律师之一。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或疑虑。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烦恼困惑；可是培根却能用十分清醒的头脑将伯爵的要求同法律的要求区分开来。私人的情谊和个人利益是一回事，按照国家的要求参与审理一名要犯的公务责任是另一回事。他的任务不是坐在法官席上审案，而仅仅是充当一名律师--仅仅是代表朝廷，尽最大的努力，将案件提交贵族委员会审理。他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情感，都与此事无关。毋庸置疑，参与这个案件的审理工作会给他带来很多益处。单从经济角度讲，这件差使也是意外之喜，因为他眼下仍然欠着一身的债务；此外，他还可以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巴结那位英国首屈一指的权贵--他的表弟罗伯特·塞西尔。那么，既然他和国务大臣有着这层关系，是不是应该回避这项公务呢？这种想法真是荒谬。难道因为律师领取律师费，就说他的动机卑劣吗？除此之外，还有一重复杂的意义。显然，如果政府将弗朗西斯·培根列为积极办案的人员，对政府是十分有利的。伯爵原本是他的保护人，又是他哥哥的亲密朋友，现在如果他愿意对伯爵进行控诉，那么，不说审讯者，就是对民众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这样一来，人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埃塞克斯的案子的确很严重，因为弗朗西斯·培根也参加了控诉呢。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培根拒绝参加，无疑会引起女王的不快，而且还有遭到处罚的危险；而这可能意味着断送他的大好前程。那该怎么办呢？遇上这种事情，只有傻瓜才会犹豫不决。政府采取的行为，责任自然由政府承担，用不着他去探求政府的目的何在。此外，如果他能通过履行职责而躲过财务上的灾难--那就再好不过了！其他人也许分不清横财和贪赃的区别，对他来说，两者的区别是一清二楚的。
这一回，他恰如其分地运用了自己的智慧，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成功、更让他满意。他的这一篇自我论证是完美的，事实上，只有一点瑕疵，那就是他竟然做出了这样的论证。傻瓜也许比他做得更高明些，因为傻瓜也会凭着本能看到形势的本质。这是一个理解普遍人性的显著时刻，而不是显露如刀锋般锐利的智慧的时刻。培根看不到这一点，他看不到伯爵对他的长期的友谊、不断的恩惠、高尚的慷慨以及感人的崇拜，使他的忘恩负义变成了一件可怜而且无耻的勾当。查尔斯·戴弗斯不是聪明人，但他对恩人的绝对忠诚，在历史那腐朽的故纸堆里，至今仍然散发着幽香。而培根当时应该做的，并不是这种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他只需回避一下就够了。假如他能不怕引起女王的不快，退居到剑桥，缩减奢靡的用度，遣走琼斯，专心致志地钻研他真正爱好的那些科学……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他的天性或他的命运。上院议长的席位正等着他呢。大蛇的机灵壮美激励着他，他必须施展自己的浑身解数。人们入神地注视着他那闪闪发光的诱人体态，想扭过脸还心有不甘呢。
宫廷审判只是一种颇具戏剧性的仪式。判决书已经由政府事先决定了，每个人都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这种审理程序的意义在于其政治本质，这些程序使得当权者公开表达他们处罚犯人的理由--向全世界说明动机，他们希望人们相信，他们就是从这一动机出发而采取行动的。就这个案子而言，无论从哪一点来看，被告无疑都是有罪的。贵族委员会同法官们进行了商量，法官们已经宣布，埃塞克斯及其同党在２月８日星期日的行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就行为本身而言已经构成了叛国罪，因此只需要按照程序，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犯罪行为，就可以立即判刑了。不过，如果说在市区游行就会招致如此严重的罪名，这可能会伤害到公众的感情，因此控诉的目的就是要表明埃塞克斯获罪的原因在于他策划了一桩危险的阴谋。案情中最严重的罪行--勾结苏格兰国王入侵英国--不能公开，这对代表朝廷的律师们而言是一个缺憾，然而他们所处的位置是非常稳固的。被告不能请律师出庭辩护，他们很少有反驳的权力。最重要证人的证词，用口供笔录的方式由别人在法庭上宣读--从伦敦塔取来的口供笔录，是无法加以验证或核实的。总而言之，似乎只要稍稍对审理过程进行妥善管理，就一定可以按照判决书上的罪状一板一眼地玷污犯人的行为和品格。
但不巧的是，朝廷的主要代表爱德华·科克恰好缺乏妥善管理的能力。在这个远远比约克府邸的审判严肃的场合，总检察长又犯了他以前犯过的策略错误。他粗暴地辱骂对手，以致引起了别人对犯人的同情；他搞混了案件的真正问题，同犯人激烈地争辩起来。在争辩中，埃塞克斯不止一次把争端引入敌人的阵营内部。他狂热地说，罗利曾经蓄谋杀害他，于是罗利被传到证人席上，他否认了这一与案情无关的指控。一会儿，埃塞克斯又提到英国王位继承权被国务大臣卖给了西班牙人的传闻。随后就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塞西尔原本躲在一道帷幕后面倾听审讯，这时突然走了出来，双膝跪下，请求法庭允许他为自己辟谣。法庭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在同埃塞克斯进行了一段长时间的激烈争吵后，塞西尔指出，埃塞克斯所提到的传闻，是从埃塞克斯的舅父威廉·诺利斯爵士那里得知的。这下子，威廉·诺利斯也被传到了庭上，他的证词证明了国务大臣是清白的。他说，事实上只是塞西尔有一次对他提到一本书，在那本书里，西班牙公主的名号列在其他人的前面。这样，埃塞克斯的反控全部以失败告终。但是公诉进行了很长时间，却不能进一步证明他的犯罪意图。科克的咆哮和恐吓没有任何作用。“你的目的，”他向埃塞克斯摇动着一只手指表示威胁，大喊着，“不但在于夺取伦敦塔，还在于夺取王宫和女王本人--是的，你是要夺取她的生命！”这样的夸大其词徒然削弱了他自己的起诉理由。
培根注视着事态发展，认定现在是他插手的时机了。问题的根本--伯爵的真实动机--的确是复杂而隐晦的。最普通的人所怀有的动机，都是很难分析的，何况伯爵绝非普通人。他的思想由很多极端的因素构成，而他的性情又缺乏平衡。他飞快地从一个对立面转向另一个对立面，他容许自己的心里同时产生完全矛盾的想法，还容许它们一起滋长。他同时又爱又恨--既是忠实的仆人，又是狂暴的叛逆者。用公正的眼光来看，他的行为中没有任何明确的意图。他只是听凭自身的激情和环境的偶然变故像风暴一样把他吹来吹去。他喜欢叛逆的思想，到头来也喜欢叛逆的计划；但他的叛逆又一次次地被罗曼蒂克的忠诚和高尚的悔恨所打断。他在爱尔兰的行为是个典型的例子。在提出率领部队进攻英格兰之后，他又完全掉转了方向，领兵攻打蒂龙。最后他发现自己进退两难，又受到一批随从和对女王的憎恶心理的推动，于是不惜铤而走险。不过，直到最后一刻，他始终是左右不定、彷徨困惑的。他的天性中没有根深蒂固的恶意。他可能相信塞西尔有叛国行为，这种想法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塞西尔尽管忠于女王，但也的确从西班牙领取津贴。这个不现实的人深信自己的远大目标能够实现，在他满怀希望的时候，可能梦想着设法完成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梦想着不必动用太粗暴的手段就能将罗利和塞西尔撇到一边；还梦想着他那实现真正的爱，真正的崇拜，真正的雄心的道路就将再一次畅通无阻了--梦想从此以后，女王将是他的，他将是女王的，共享辉煌的幸福，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
这是他内心的活动，而弗朗西斯·培根是世界上最不了解这种心理活动的人。这种心理，与那种由绝对的智慧所形成的清明境界是远远不同的。这位《随笔集》的作者也许有了解这种心理的愿望，但他永远无法体会只凭情感支配而不服从理智的心理状态；不过，在眼下这个场合中，他并不希望去了解。他不抱有任何同情心。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只有依靠事实才可能对行为做出判断，而由于埃塞克斯的反控和许多不相干的事物，公诉的主旨模糊了，法庭越来越远地背离了犯罪事实。他应当冷静、坚决地清除犯人的种种借口和托词，让法官们--同时也让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案件的真正要点上--埃塞克斯的行为所具有的含义。
培根从古典著作中引用了一个典故，以说明自己的见解，从而巧妙的表现了他尊重贵族们的修养。他说，一切历史都清楚地记载着，“没有一个叛国分子自称是叛国分子，他们总是用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的诡计”。埃塞克斯“为了掩饰自己，诬陷几位大臣和枢密院顾问官，使他们失信于女王陛下；又假称他害怕他所谓的敌人，怕他们在他的家中谋杀他。因此他说，他被迫逃往市区寻求救援和帮助。”他“很像庇西特拉图 古书上记载这个人曾用刀割伤自身，负伤奔入雅典，大喊有人要谋害他，差一点送了命，希望用这种伪装的伤害使人们同情他、支持他。而他的目的和宗旨则是夺取雅典的政权，并且改变统治方式。埃塞克斯伯爵同样以遇到危险和攻击为由进入伦敦市区。”而实际上，“他没有这样的敌人，也没有这样的危险。”事实非常清楚，“而且，爵爷，”--他转向犯人说--“对于这个问题，您做出的辩解或者可能的辩解无非是些虚假的掩饰，因此，我认为您最好还是老实供认，不要再辩解了。”
埃塞克斯从来就不能将人身攻击和据理力争清楚地加以区分。他回答说：“我请培根先生驳一驳培根先生。”他告诉法庭，仅仅在几个月前，他的这位控诉人曾经以他的名义给女王写了几封信，信上说埃塞克斯的行为是“完全和平、正当的”。“这些事情，”培根冷冷地说，“是说明不了什么的，也不应该牵扯进来。”他不必为那几封信承担法律责任，“而且，”他又说，“我曾用心研究如何使伯爵成为女王和国家的良好臣仆，我在这件事上花费的时间比在其他任何方面花费的时间都多，结果却证明是徒劳的。”
说完，他坐了下来，案件的审理重新在科克的引导下进行。法庭上宣读了其他同谋犯的供词，但审理程序没有一点秩序，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了出来，接着又岔开了。到了最后，总检察长对被告无视教义的行为进行了猛烈训斥，然后要求对这一问题提供证据，此时参加审判的贵族们听不下去了。混乱的场面重新出现，培根再次站起身来，要求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核心问题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讼案对任何犯人这样客气，”他说道，“这么多的细枝末节，这样零零碎碎地提供证据，以及对如此重大而丑恶的叛国行为做出这样愚蠢可笑的辩护。”随后他高声宣读法官们根据法律提出的意见，接着又说：“召开秘密集会，执行秘密决议，携带武器聚众游行--这些还有什么借口呢？掌玺大臣警告了他，传令官送信给他，可他坚持不听。哪个头脑简单的人会认为他的罪行够不上叛国罪呢？”埃塞克斯打断了他的话：“假如我的目的不是仅仅在于反对我个人的仇敌，”他说，“那么我就不会只召集这么少的人了。”培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直接对着伯爵回答说：“你所依靠的，并不是你带进城中的那些人，而是你希望在市区得到的援助。法国的居伊斯公爵在街垒战的那天，身穿紧身衣裤闯上巴黎街头，身后只带着八名贵族，可是他在巴黎城中，得到了你在这里没有得到的援助（感谢上帝！）。接着怎么样呢？国王不得不穿上一身朝圣者的黑色衣服，伪装出逃，才免遭他们的暴行。这也正是，”最后，他转向贵族们说到，“爵爷的信心所在。他的借口也是一样--向全城的百姓表示问候。而他的目的在于反叛，这已经被充分证明了。”
这一番攻击果然厉害，但培根的话所针对的并不仅仅是法庭和公众。人们对居伊斯公爵发动的叛乱还记忆犹新，拿他的事迹做比，比起旁征博引、从故纸堆中翻出庇西特拉图的故事而言，具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培根之所以提及居伊斯公爵，只能有一个目的：触动女王心灵中最敏感的部位。将埃塞克斯比作鼓动巴黎市民反对亨利三世的人，如此逼真地摆在女王的面前，这是致命的一击。这些话无疑会传到伊丽莎白的耳朵里，但同时，这些话也是说给另一个人的--那个不露面的监听者，他在突然出现一次之后，又回到了帷幕后面的位子去了。国务大臣以同源的智慧欣赏着这番话的精妙含义。他的表哥表现得太棒了。伯爵无言以对。弗朗西斯·培根的任务完成了。大蛇的分叉舌尖曾经探出过一次，现在又探出来了。
两位犯人不可避免地被证明有罪，随后就按照例行方式定为叛国分子。埃塞克斯经受住了审讯的严峻考验，他一直表现得英勇、庄严、冷静沉着。可是现在，回到伦敦塔后，他的情绪发生了剧烈变化，痛苦和恐惧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神。一位清教徒牧师奉命来为他提供帮助，趁此机会刺激他的良心，为他描述地狱的可怖景象。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自信、自尊都被痛苦的激流冲垮了。他说，他希望向枢密院大臣们表示忏悔。大臣们来了，他告诉他们，他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无比心碎地匍匐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他大喊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他还更进一步谴责他那些同谋者的卑劣思想、坏透了的主意以及邪恶的行为。他们和他本人一样，也是叛国分子和罪人。他大骂他们每一个人--他的继父--查尔斯·戴弗斯爵士--亨利·卡夫--一个比一个坏。他们引诱他做出这种罪恶的勾当，如今又在共同的厄运中一起沉沦。还有他的妹妹！别忘了她--她也是罪大恶极的人中的一个！她犯的罪不是不止一桩吗？“一定不要放过她，”他大喊道，“因为她的性子高傲得很呢！”--他又说到蒙乔伊的险恶用心、虚伪的友谊以及违背婚姻的盟誓。然后，在那几位严肃的大臣尴尬的沉默中，他又一次说起自己的罪恶行径。他说：“我知道自己在女王面前和上帝面前犯下的罪过。我必须向你们承认，我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大、最卑鄙、最忘恩负义的叛逆分子。”
当怯懦和耻辱的痛苦场面在伦敦塔监狱里一幕幕上演时，伊丽莎白退居到白厅里最隐秘的角落中去了。每个人的心都转向她--有的怀着揣测，有的怀着希望，有的怀着恐惧，生死未卜的未来，此刻就在她的强有力的掌握中，旋转着、颤抖着。
我们不难猜想她是怎样一步步做出最后决断的。她所承受的实际危险--尽管培根做了提示--在她看来必定是整个案件中最不重要的部分。这次叛乱原本是一种愚妄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不光彩的失败做结尾--这次行动太软弱、太无能了。就行动本身来看，够不上依法处以极刑。如果由于其他的原因，女王倾向于宽恕，那也有充分的理由对犯罪事实宽大处理，可以免除死刑，改为监禁或没收财产。勾结苏格兰的詹姆斯国王谋反，这确实具有比较严重的性质，不过所幸并没有得逞。这件事情除了几个朝中权贵之外，其他人并不知情，因此也可以放过不论。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宽恕的理由呢？当然还有。不过不是法律上的理由，也不是政治上的理由，而仅仅是私人的理由；而且，这条理由之所以有力完全因为它是纯私人的。
立刻丢开令人不快的过去--再一次言归于好，凭着新的狂喜恢复往日的幸福--什么能阻挡她这样做呢？没有，绝对没有。她有权力这样做，她可以宣布她的愿望--下令特赦。经过短期的隐退之后，伯爵又可以陪伴在她的左右，没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她知道，塞西尔将不动声色地接受。因此--一切不是都很顺利吗？这确实是一幅美妙无比的景象，她任凭自己在愿望的溪水中随波漂流。但好景不长。她不能无休无止地沉湎于想象当中，她的现实感逐渐抬头了--乘机而入--压倒一切，它用冷酷无情的手指把幻想的玫瑰色宫殿捏成了碎片。她又一次站在荒凉的岩石上。她清醒地看到自己以后永远不能信任埃塞克斯，看到未来往往是过去的翻版，看到不管她的感情如何，他的行为总是分裂的、危险的、难以对付的。她还看到，即使平安地躲过了这场灾难，另一场更大的灾难会随之而来。
可是，归根结底，她就不能冒冒风险吗？她一生都酷爱冒险，如今她已经时日无多，为什么不能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按照以往的方式玩一玩旧日的冒险把戏--让顺风行驶的船只改变航向，猛烈地逆风而行？让他同苏格兰的詹姆斯勾结去吧，她自有办法对付！让他随便干出什么坏事去吧--她可以应付的！她可以同他斗争，制伏他，叫他乖乖认输，然后饶恕他--宽宏大量、欣喜若狂地饶恕他--一次又一次！假如她失败了，那也是一次新的经验，而且--她把这句话说过多少遍了！--“大自然美在变化无穷。”是的，一点不错，她和大自然十分相似--多变、美丽……可是她突然想起了不快的事情。那几个可怕而放肆的词语又在她的心里回响起来。“扭曲了的”--“尸体”--他竟然是这样看待她的！他嘴上滔滔不绝地说着甜言蜜语，心里却在暗暗地憎恨她，鄙视她，躲避她。这可能吗？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从始至终不就成了一场漫长的无耻欺骗吗？难道一切都是痛苦和愚妄吗？也许他曾真诚地爱过她一次吧？--一次！可是过去的过去了，岁月不饶人。他们两人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每时每刻都在加宽。这样的梦幻真是愚不可及。她不愿意再照镜子了--为什么要照呢？她不需要照镜子了。她完全了解自己的处境。她是一个可怜的六十七岁的老妇人。她终于明白了真相--全部的真相。
她那巨大的虚荣心--她那受压抑的浪漫精神的城堡--顷刻间碎了，愤怒与憎恨的旗帜在废墟上树立了起来。长时间以来不断在她心中翻滚的仇恨，如今在胜利中骤然发出火焰，引燃了带给她痛苦和羞辱的那个人。他在一切方面--思想上，情感上，物质上--在世人面前，在心灵最甜美的隐秘处都背叛了她--一个女王和一个女人。他竟然还想躲过这种罪行应当受到的惩罚，梦想起身反抗她，把她的犹豫错当成软弱的性格。他该有个痛苦的觉醒！他应该知道，伊丽莎白是亨利八世的女儿，她和她的父亲一样，懂得如何统治一个王国，如何惩罚最受她的宠信却背叛了她的人。的确，她感觉自己有着同父亲相似的气质。当她决定把她的情人像她母亲那样处死时，一种异乎寻常的激情在她那深不可测的心灵底层涌动着。她的一生体现了某种神秘的必然性，一种令人恐怖的补偿，由于无法解释的天意，她父亲的命运在她身上得到了重现：罗伯特·德弗雷应当像她母亲那样被处死，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她的父亲！……但在心灵的更深处，还有着更为奇异的情感骚动。她和她的父亲既相似，又不同：毕竟她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女人，因此，她的行为也许不能简单地看做是对她父亲的重复，而应看做一种报复吧？是不是在她出生几十年后，在这个可怕的终场时刻，她那惨死在断头台上的母亲终于登场了？命运的车轮回返原地。当她还是个孩子，身穿黄色华服坐在父亲膝头时，她第一次体会到男子气概--那令人神魂颠倒，同时又叫人厌恶的男子气概。如今，这种男子气概被她打倒了，而且还要在那个叛逆者的身上根除。照字面意义理解，也许……她清楚地知道重大叛国罪应当怎样处罚。但是不行！她冷冷地笑了。她不打算剥夺埃塞克斯的贵族特权。把他像以前许多人--其中一个就是海军大臣西摩--那样处死就够了，她只要砍下他的脑袋就够了。
这一回，伊丽莎白几乎毫不犹豫，这是她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２月１９日那天已经做出判决，行刑日期定在２５日。实际上仍然有微弱的动摇--否则她就不是伊丽莎白了，不过这点动摇并不明显。２３日那天，她派人通知说推迟刑期，２４日又下了一道通知，宣布按原定日期行刑。此后她就没有再去干预执法程序了。
后来流传了一个浪漫故事，使得这个不可更改的悲剧结局变成了由于一次戏剧性的事件所引发的灾难后果。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讲的是在欢乐的日子里，女王如何送给了伯爵一枚戒指，许诺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伯爵把戒指送还女王，都可以凭它获得宽恕；埃塞克斯如何从伦敦塔监狱的窗口探出身去，把这枚戒指交给一个男孩，吩咐他送给斯克罗普夫人，请她转送给女王陛下；那个男孩如何认错了人，把戒指交给了斯克罗普夫人的姐姐诺丁汉伯爵夫人，而诺丁汉伯爵正好是埃塞克斯的政敌；诺丁汉伯爵夫人又如何不露声色地把戒指扣下了，直到两年后，她生命垂危，才向女王忏悔，坦白了这件事；女王听了，大喊着“但愿上帝宽恕你吧，夫人，我是不会宽恕的！”这出悲剧就到此结束了。作为早期的一篇文风细腻的言情小说 的素材，这个故事是十分合适的，但它不是历史。故事中的细节显然不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对它提出的反证又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当时最权威的历史学家卡姆登含蓄地否认了这个故事；下一代的历史学家克拉伦顿，是有可能了解事实真相的，他明确指出这个故事不可靠；后世的一些著作家，包括博学明辨的兰克在内，也都不承认它是真实的。可以确定，如果没有这些情节的附丽，埃塞克斯的悲剧一定会更为真实、清晰。埃塞克斯没有向女王提出申诉。哭求开恩有什么用呢？如果伊丽莎白连她自己内心的声音都拒绝倾听，别人的话就更听不进去了。终结在沉默中到来：埃塞克斯终于明白了。和所有那些被女王欺骗的人一样，他直到末日临近时才知道自己完全误解了女王的性格，才知道从来就没有任何支配女王的可能性，才知道女王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消沉仅仅是掩盖真相的无比精致的表象，才知道在这层表象里面藏着的全都是钢铁。
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要在公共场合行刑。这个要求顺利地被批准了，因为政府似乎认为，公众仍有可能为了埃塞克斯而群起暴动。于是，他应当同所有国家要犯一样，在伦敦塔监狱的院子里斩首处决。
１６０１年２月２５日早晨，凡是有资格参加这场不公开的处决仪式的人们都聚集在伦敦塔监狱的院子里。沃尔特·罗利也在其中。作为警卫队长，他有责任到场。但是他又想到，也许这位受刑的犯人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于是他就站在紧靠断头台的地方值勤。人群中响起了低声的抱怨。应该这样吗？曾经显赫一时的伯爵，如今虽然沦落为死囚犯，就该让他的敌人围在他的身边，幸灾乐祸地庆祝他的死亡吗？可耻的景象！罗利听到了，立刻阴沉着脸默默离开了。他走上伦敦塔中心的白塔，登上军械库，这个最早的帝国主义倡导者从这里的一个窗口观看了行刑的始末。
整个行刑的时间很长。当时的习惯要求在这种场合必须举行庄严的仪式，要求在进行这种可怕的体罚之前必须完成一长串装饰性和宗教性的俗套。埃塞克斯走进刑场，披着黑色的斗篷，戴着帽子，身旁跟随着三名牧师。登上断头台后，他脱下帽子，向在场的大臣们鞠躬行礼。他诚恳地讲了很长时间--这是一篇精心准备的演说，半是发言，半是祷告。他忏悔他的罪过，既有一般的罪过，又有特殊的罪过。他说，他年少无知--他当时三十四岁--“把青春都虚度在奢侈享乐、放荡和肮脏的行为上”。他曾经“满心都是骄傲、虚荣，追逐尘世的享乐”，他的罪过“比头上的头发都要多。”“为了这一切，”他继续说，“我恭请救世主耶稣基督为我做个中保，求永恒的上帝宽恕我的罪行，特别是宽恕我最后这次罪行，这次罪大恶极、血腥残忍、臭名昭著、影响恶劣的罪行。我的罪行使得那么多人因为爱我而冒犯上帝，冒犯他们的君主，冒犯整个世界。我恳求上帝饶恕我们的这次罪行，饶恕我--所有罪人中最坏的一个。”他祈求上帝赐福给女王，“我声明，我从来没有加害女王的意图，也从来没有想过对她本人不敬。”他声称自己从来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也不是天主教徒，一心希望凭着救世主耶稣基督的仁慈和功绩而得到上帝的拯救。“我是怀着这个信仰长大的，现在准备怀着这个信仰死去。恳请在场各位，用你们的灵魂和我一起祈祷吧。”他说完了，准备脱去身上的斗篷，这时一位牧师提醒他，应当祈祷上帝宽恕他的敌人。于是他做了这样的祈祷，然后，脱去斗篷，摘掉轮状皱领，露出里面穿的黑色紧身衣，跪倒在断头台前。另一位牧师鼓励他不要怕死，他坦然而庄严地承认，在战场上，他曾不止一次“感到肉体的虚弱，因此在眼前这场巨大的斗争中，希望上帝帮助他，给他勇气”。说完后，他仰望苍天，更热切地祷告全知全能的上帝。他为英国的各个等级的人祈祷，反复背诵《主祷文》。负责行刑的刽子手跪在他的面前请求他的饶恕，他表示许可。牧师们要求他背诵《使徒信条》，他跟着他们一段接一段地背诵起来。之后，他站起身，脱掉紧身上衣，里面穿着一件猩红色的马甲，有两条长长的红色衣袖。就这样--颀长，俊逸，没有戴帽子，金黄的头发披散在双肩上--他最后一次站立在世人面前。然后，他转过身去，对着断头台深深鞠躬，随后他就趴下平卧在断头台上，吩咐说等到他张开双臂，就是准备好了。“主啊，宽恕您匍匐在地的仆人吧！”他大喊着，一面把头侧放在砧板上。“主啊，我的灵魂就要投入您的怀抱了。”停顿片刻，忽然两条红色的胳膊张开了。刽子手挥起斧头，砍了下去。犯人的身体一动不动，猛烈的动作又重复了两次，这才把脑袋完全砍下，鲜血喷了出来，刽子手弯腰抓住头发，提起脑袋给在场的人们看，一边大声叫着：“上帝保佑女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