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克斯的青春时期快要结束了。在那个年代，多数男子在二十五岁就到达了成熟期。埃塞克斯尽管终其一生都带有几分孩子气，但他也无法逃脱时间的历练，而且眼下，他的悲剧中新的一幕开场了，在这一幕中，这个刚刚步入成年的人要冒风险、挑重任了。
由单个家庭执掌大权、左右国家局势，这种情况在英国历史中并不少见。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自从女王登基以来，一直担任首相，如今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不能再担此重任了。那么，谁来接替他的位子呢？伯利本人希望让幼子罗伯特·塞西尔接自己的班。他也一直抱着这个目的来培养这个孩子。罗伯特生来矮小多病，早年就得到了家庭教师的精心教导，后来他又到欧洲大陆各国游历，进入英国下议院做议员，介入外交界了解外交事务，伯利还利用一切有利的时机，不时把他带进宫廷，以引起女王的注意。女王极有眼力，判断人才从来不受家世或地位的影响，她一眼就看出这个驼背的年轻人有着天赋的才能。１５９０年，沃尔辛厄姆去世后，女王把他的职务交给了罗伯特·塞西尔。这样一来，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尽管没有正式头衔，却在实际上成了女王主要的秘书官。头衔和俸禄以后再定--女王一时还下不了决心。不过伯利对此已经心满意足，他的苦心没有白费，他的儿子的脚已经稳稳地站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了。
但是，伯利夫人有位妹妹，她生了两个儿子--安东尼·培根和弗朗西斯·培根。兄弟俩比他们的表弟罗伯特年长几岁，同表弟一样，见识卓越、才华横溢，而且富有雄心大志。他们怀着远大希望走上了生活的道路：他们的父亲曾是法律界的首脑--掌玺大臣；姨父伯利，是在英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可是他们的父亲去世了，而姨父伯利尽管位高权重，却似乎毫不考虑兄弟俩从自身才能和亲戚关系上提出的要求。看上去，伯利是不肯给兄弟俩帮一点儿忙的。这是为什么呢？对安东尼和弗朗西斯来说，原因再明显不过了：为了罗伯特的前程，他们俩必须做出牺牲。年老的伯利嫉妒他们--害怕他们，为了给罗伯特扫除竞争者，故意压制他们的才能。没有人能够说清这到底是不是实情。伯利无疑是自私而狡猾的，不过他的势力也许并不总像表面上那样强大，他也有无奈的时候。也有可能，他从心底不相信兄弟俩那种古怪的性格。无论出于哪种原因，总而言之，亲戚之间形成了深深的隔阂。表面上的尊敬和亲情还维系着，但在内心里，培根兄弟痛苦的失望逐渐转化成了刻骨的仇恨，塞西尔父子变得越来越值得怀疑、越来越充满敌意了。最后，培根兄弟决定背弃那个不仅帮不上忙，而且还挡了道的姨父，投奔慧眼识英才的其他靠山。他们四下环顾，一下子就选中了埃塞克斯。伯爵年轻、活跃、易受影响，他那显赫的地位很容易就会转变为某种更辉煌的东西--朝廷中最大的权势。培根兄弟愿意用自己的才智促成这样的转变。他们的姨父已经老朽昏聩了，而表弟罗伯特那颗审慎的头脑抵不过他们两个人合在一起的智慧。培根兄弟要让试图将他们俩一辈子置于卑贱地位的父子俩明白，他们太贪心了；还要使他们明白，跟自己的穷亲戚过不去，有时是极不明智的。
至少安东尼是这样想的，他是一个患有痛风病的年轻人，爱发脾气，而且宁折不弯；可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思想远远比他更为复杂。在他那惊人的头脑中，既有隐蔽的深谷，又有伪装的浅滩，二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让好奇的旁观者感到极端的迷惑。后人提到弗朗西斯·培根，大多认为他具有天生的两面性，可实际上，这类方式特别不适用于分析像他这种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他的智力，不是由少数几种互相对立的成分拼凑而成，而是由大量多种多样的因素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他不是带条纹的粗布，而是闪亮的绸缎。客观思考、高度自尊、敏感多疑、野心勃勃、优秀的鉴别力--这些品质在一起融合、交织、闪烁，赋予他那神秘的精神一种大蛇般的诡谲、闪光的外表。的确，大蛇是对培根的一个精当的比喻，这是一种机灵、蜿蜒曲折、危险的动物，是那神秘而美丽的大地的产物。当音乐响起，大蛇直起了身子，颈部膨胀起来，侧身聆听，入迷地摇摆着身体；与此类似，这位睿智的大法官在构思明言警句，高超的智慧结晶时，似乎也会在一片天籁中屏住呼吸，完全陶醉在纯净风格的美感当中。作为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他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才能上，也体现在他的生活本身。他的精神可以愉快地游走在深奥的理论和人类智力的高处，但现实生活的千百种滋味，对他来说也同样可贵--华贵生活的富丽堂皇、宫廷密谋的错综复杂、僮仆侍从的灵巧优雅，这一切仿佛许多小块彩色玻璃上折射的光华。同当时所有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一样，他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具有渊博的艺术知识。正是这种优秀的审美能力，一方面给他那些伟大的哲学观念带来了灵感，另一方面又使他成为文坛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但是，他的艺术才能属于非常特别的一类，他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诗人。他无法欣赏数学的美，而当时所有主要的科学发现，都未能引起他的注意。在文学方面，尽管他的作品风格鲜明而丰满，但他的天分主要集中在散文的写作上。他那众多词彩华丽而又含义隽永的篇章，是由智力而不是情感构成的。智力！这是他精神中各个侧面所拥有的共同因素，是支撑这条大蛇的脊柱。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随处都可能遇到陷阱：愚蠢是危险的，聪明也同样危险，对别人是危险的，对自己也是一样。明智而高尚的马勒谢贝 说过：“知道自己无才是好事，我敢说人们没有想过这一点。”这样一种认识正是《学术的推进》的作者（培根，《学术的推进》为其名作）所忽视的。对弗朗西斯·培根来说，头脑简单的人不可能具有任何美德。他完完全全被自己的智力所左右，他陶醉于其中，无法抵御智力的诱惑，不管它引导他走向何处，他都紧随其后。从思想上，从行动上，一路不停地走下去--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即使在行动上也是如此吗？没错，因为虽然人们所置身的环境复杂多变，但是一个人只要运用智慧，就绝对能在一定意义上从行动中找到出路。这就是这位聪明多智的艺术家的念头。他微笑着用锋利的剃刀刀刃，巧妙地雕琢轮廓模糊的感情和事实。不过，偶尔也会发生意外情况，剃刀可能变成致命的武器，一旦失手，它就会割断用刀者的喉咙。
这是悲惨的结局--必然会影响我们对性格和人生的看法。但结局是隐含在开端中的--天生的品质造成了必然的结局。同样的原因使培根既能写出精美绝伦的散文，又老于世故、精神堕落。不能成为诗人，对他而言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的想象尽管看似华丽，但却并不充实：透过它，我们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非但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对自己的本质，他也不甚了了。他从来不曾想像他自己是何等的世俗。正因为此，他的悲剧带有苦涩的讽刺意味，人们对他的一生深感惋惜。看到这个天生的叛徒、高明的马屁精，看到这种高雅的智慧落入并且挣扎在它自身织就罗网中，每个人都不禁转过身去，不忍细看。“虽然我们这些人生活在茫茫苍穹之下，但是我们的精神却囚居在性情和习俗的洞穴当中，并由此产生了无数谬误和空洞的主张。”这是培根本人所写的句子，他很可能也的确体会到了其中的含义，那是在生命的最后--当这个名誉丧尽的老人，孤身一人在海盖特山上用雪填塞一只死鸡时。
但所有这些，对１６世纪９０年代初那些忙碌岁月来说，还是很久之后才会发生的事，那段岁月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骚动和可能性。罗利同一位宫女伊丽莎白·思罗格莫顿传出了绯闻，女王发怒了，将他投入了大牢，这一来很多问题都变得简单了。两个对立的派别显得界限分明：新派是埃塞克斯及其追随者--气焰逼人、富于冒险精神，旧派以塞西尔父子为首，固守着长久以来的权力所形成堡垒。这是１６世纪最后一个时期，英国政治局势的实质；但是由于当时特别盛行的妥协和解与恶意攻击两种风气，使得这种局势又显得格外混乱和复杂。当时人们还未曾构想出政党制度，今天所见的执政党和反对党那样的敌对力量，在当时是平等的，在争夺执政权的斗争中彼此共存。早在１５９３年，当埃塞克斯进入枢密院时，他就和一些反对他的人一起共事。枢密院的顾问官是由女王钦点的。她可以在听取一位顾问官的意见之后，再向另外一位征求意见；她可以根据大臣的建议，从一种政策转变为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政策。这种体制方便她按照自己的心意组织政府。她就凭着这种方式，充分享受统治的乐趣--可以运用全权，决定某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并且，凭着这种权力，她可以保持一种永久的平衡和一个伟大的时代标记。她的臣仆们彼此争权夺势，但毕竟还是她的臣仆。他们之间的夙怨并不会使他们背弃共同为女王效力的职责。在当时，一个臣子不可能暂时告退，他要么做官，要么不做官。如果做官失败，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不过，在没有失败之前，却要同你死我活的危险对手每天在枢密院里、在宫廷的核心圈子里议事。
埃塞克斯靠着培根兄弟的帮助，很快就不再只是女王的宠臣，成了政府大臣和政治家。这个年轻人终于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了。每逢枢密院开会，他从不缺席；上议院举行会议期间，他每天也会在早晨七点钟准时到场。不过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其他地方进行的--在埃塞克斯府上镶板装饰的长廊和饰有挂毯的内室--在那座位于河滨大道、可以俯瞰泰晤士河的壮丽的哥特式建筑中。就在那里，用暖和的法兰绒裹住脚的安东尼·培根，不知疲倦地奋笔疾书。就在那里，一项重大的计划确定了下来，并且付诸施行。在这一计划中，塞西尔父子将在自己最得意的领域一败涂地。由伯利操纵了三十多年的外交事务将一步步从他的手里失去，他们的情报将被证明是有失于实的，同时根据这些情报而制定的政策将被驳斥并撤销。安东尼确信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他曾在欧洲大陆游历多年，到处都有朋友；他曾用那颗敏锐而好动的心专注地研究了许多国外的情况、外交活动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的才学与智力，加上埃塞克斯凭借地位与财富给他提供的支持，那将是战无不胜的。埃塞克斯毫不迟疑，他以全部的热情投入到这个计划当中。于是他们开始组织人进行广泛的联络。在伯爵的资助下，许多密使被派往了欧洲，接着就从苏格兰、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波希米亚发来了许多信件，附带了精确周详的报告，上面记录了各国君主每天的言论、军队的动向，以及国际阴谋的总体走向。安东尼·培根处在整个活动的中心，负责接收、整理和交流各种信息。工作范围不断扩大，没过多久，事务增加到需要四名青年秘书协助他工作，其中包括足智多谋的亨利·沃顿和愤世嫉俗的亨利·卡夫。女王不久就觉察到，每当讨论外国事务时，埃塞克斯总是对各种事情了如指掌。她阅读他的备忘录，倾听他的建议。塞西尔父子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他们精心搜集的情报，到头来女王竟然连看也不要看了。到最后，一件怪事出现了，而这恰恰表明了那个表里不一的时代的特征--埃塞克斯几乎成了没有头衔的外交大臣。驻各国的使臣--托马斯·博德利 就是其中之一--纷纷投靠他的门下，他们在按照官方规定给伯利寄信的同时，也给安东尼·培根寄去内容更为机密的报告。英国政府得到的消息或许有存疑之处，埃塞克斯得到的报告却清清楚楚。塞西尔父子听到风声之后，开始感觉到必须认真对待位于河滨大街上的那座府邸了。
弗朗西斯·培根同埃塞克斯的感情，没有他哥哥那样深厚。作为一名律师和下议院议员，他有着自己的事业；而且他常常把闲暇时间用作文学创作和哲学思考。但他也经常出入埃塞克斯的府邸。伯爵是他的保护人，因此在用到他的时候，他随时可以提供一切帮助--提供建议；或者撰写政府文件草案；抑或为了让女王高兴，代伯爵写作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美颂词，制作伊丽莎白时代的长字谜。埃塞克斯比培根小七岁，从第一次见面起，他就被这位年长者身上那种灿烂夺目的知性光辉吸引住了。他那热情的天性热切地欢迎培根那闪光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位伟人。他发誓说，这位才能惊人的人物，如此慷慨地尽忠尽责，理应获得一份崇高的回报。总检察长的位子空出来了，埃塞克斯立即宣称，应该由弗朗西斯·培根继任这一职位。自然，他年纪尚轻，专业经验不足--但那又怎么样呢？即使更高的职位他也能够胜任，女王可以委派任何合乎心意的人选，如果埃塞克斯能够影响女王的话，只需提上一次，那么这个合适的人选就能得到优先考虑。
总检察长的位子的确诱人，而从埃塞克斯手里获得这一职位，将会使伯利勋爵的外甥感到特别满意--这足以表明，没有姨父的帮助，他照样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弗朗西斯笑了，在想象中，他看到了美好的前程在他面前展开--法官--政府高级官员--在不久的将来，他难道不能像父亲那样执掌英国政府的大印吗？贵族的称号--弗鲁拉姆、圣奥尔本斯、戈兰伯里 --他该取哪种响亮的封号呢？“我在戈兰伯里的领地”，这句话常挂在他的嘴边。顷刻之间，他那如同变色龙一般的心灵又变了一种颜色。他知道自己有着非凡的行政才能，他可以引导国家的命运，让整个世界清楚他的价值。但所有这些无非只是些小算盘。很多人都可以步入仕途，其中一大批人成为政治家，但只有他一人，不是还可能有个光明远大的前途吗？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传播学问，创造一种新颖而有用的知识，将一种非凡的德行，越来越广泛地传授给全人类……这些目标真是灿烂辉煌！对他个人而言--他的想象再一次变了颜色--总检察长的位子无疑是最合适的。他迫切需要现钱。他挥霍无度，他知道这一点，但却不加节制。他不可能过那种由于穷困而不得不精打细算的俭朴生活。他那奢靡的气质要求从物质享受中得到满足。精美的服装是不可或缺的--音乐也是--气派的侍从亦然。他过于讲究感官上的舒适；他受不了普通皮革的气味，因此他的所有仆人都穿西班牙皮革的靴子。他不惜代价地寻求一种特别的淡味啤酒，因为只有这种啤酒才对他的口味。他的眼睛--敏锐、活泼的淡褐色眼睛，威廉·哈维 说过：“那仿佛是毒蛇的眼睛。”--需要不断用美丽的事物提神。他的身边跟随着一群漂亮的年轻仆役--现在只留下了一些名字，有的叫琼斯，有的叫珀西--半是仆人，半是朋友，他在这群具有双重身份者的陪伴下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满足。可是这群人高额的生活费用惊人地增加了公馆的开支。培根已经负债了，他的债主们越来越难以对付。事情很清楚，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做总检察长都是上上之选。
埃塞克斯起初确信培根很快就可以获得这项任命。他趁女王心情不错的时候，荐举了培根，可是马上发现他遇上了重大的阻碍。不巧的是，几星期前，培根在下议院中曾反对女王所要求的一项补助王室的捐税。他表态说，税额过高，征税的时间又太紧。上议院试图干预，提出要同下议院开会讨论，培根则进一步提出允许上议院贵族参与讨论财政问题的危险性，结果上议院只得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伊丽莎白火冒三丈：一名下议院议员插手这样的事情，在她看来就是不忠诚的表现；因此她禁止培根朝觐。埃塞克斯设法平息她的怒火，但也只是徒劳。女王认为，培根表示认错的话是不够的--他替自己辩解，坚持说他那样做只是出于自己的职责。事实上，他的举动是别有用心的；但这是最后一次了。他那反对补助王室的发言非常聪明，但假如没有这番言论，他就会显得更加聪明。再也不能让他这样随便讲话，和朝廷作对了。女王的意思明确，结果可想而知。埃塞克斯的请求越是急切，女王的反对理由越多。她说，培根的实践经验太少了；他的头脑过于理论化；而爱德华·科克 倒是个更合格的律师。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总检察长的职务依旧虚位以待，而在执法首脑缺人、账单堆积如山的情况下，人类的道德更新也就变得希望渺茫了。
埃塞克斯依然满怀希望；培根却感到，倘若总检察长的任命继续拖延下去，他就得破产了。他从可以借到钱的地方借钱。安东尼卖掉了一宗地产，把卖地所得的钱给了他。他自己也决定出售土地，但可以卖的只有一块地，而出售那块地必须首先经过他母亲的同意。培根老夫人是个很凶的贵族寡妇，她住在乡下，生活窘迫，精神上拘谨严肃。她很不赞成儿子弗朗西斯·培根。尽管她很不赞成，而且她又是那么凶，但她还是觉得不直接表明态度是较为明智的做法。在她的儿子弗朗西斯身上，有一种东西让她不敢贸然惹他不高兴。遇到这种情况，她更愿意去找安东尼，对着他那较为温和的目光大吐苦水，并希望他把这些话传到培根的耳朵里去。这次兄弟俩向她提出出售地产，她的愤怒燃烧到了顶点。她给安东尼写了一封字迹潦草、满纸愤怒的长信。在信中说，让她同意出售地产，无非是为了把卖地的钱花在弗朗西斯和他那些声名狼藉的侍从身上，供养他们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她在信中写道，“当然，我同情你的弟弟，但既然他不同情自己，却像我当初警告他的那样，养着那个该死的珀西，一块出游，一块睡觉--那是个傲慢、可耻、奢侈的家伙，把他养在身边，我真担心上帝会为此而憎恨你弟弟，必然要在名誉上，或者在健康上，让他受到惩罚--我当然觉得沮丧……还有那个琼斯，他根本不爱你的弟弟，只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才靠你弟弟生活，满口空话，还是个忘恩负义之徒。……毫无疑问，最初是恩尼，一个下流的、挥霍成性的无赖，还有他的威尔士同乡，一个一个的--因为只要你找上一个，他们就不怀好意地一哄而上--就这样连续不断地勾引你弟弟，可在这以前，你弟弟是个温文尔雅的青年绅士呀，是个大有前途的虔诚的孩子呀。”她的满腔怒火猛烈爆发了。她说，只有答应她一个条件，她才会同意出售地产，那就是要让她看弗朗西斯全部债务的清单，并且要让她按自己的意思处理这些债务。在信的最后，她写道：“因为我不愿意让那些贪婪的骗子和魔鬼派来的人在他的支持下造孽，从而触怒上帝，并因此遭到惩罚。”
这封信转到弗朗西斯手中后，他给母亲回了一封信，用委婉而精细的笔墨表示了他的抗议和理解。培根老夫人在盛怒之下，把这封信退回给安东尼。“我把你弟弟的来信寄回去。解释一下他的意思吧。他的信曲折隐讳，像谜语一样，我可看不懂。”她说，她的儿子具有“天赋的智慧和理解力。但我希望，并且衷心祈祷赐予他这种天赋的好上帝，能够使他心灵圣洁，把他的聪明用到正道上，使光荣归于赐给他智慧的上帝，荣耀上帝。”她的祈祷只得到完全相反的答复--这是做祈祷的母亲们的共同命运。至于地产问题，培根老夫人最后觉得自己敌不过两个儿子，只得无条件投降了。就这样，弗朗西斯至少在当时那段时间内，摆脱了他的困境。
另一方面，埃塞克斯坚持不懈地向女王提出请求，安东尼写信给母亲说：“我不知道我们兄弟二人该用怎样的言语对伯爵的仁爱之心表达感谢，不过此刻我们的事情对他来说正是一个紧要关头，凭着上帝保佑，这事不久就会取得好结果。”埃塞克斯在几次漫长的会谈中，竭尽全力劝说伊丽莎白按照他的提议决定任命。可是“好结果”迟迟未见到来。总检察长的位子是在１５９３年４月空出来的，眼下已是寒冬将至，这个职位依旧空着。很清楚，女王又在使用她的拖延战术了。在同埃塞克斯反复讨论培根的任职资格时，伊丽莎白始终占据着优势，显得游刃有余。她提出每一个疑虑和难处，对埃塞克斯的每一个答复都立刻给予反驳；她突然变得犹豫不决，仿佛就要做出决定；她借口某件琐事拖住了整个进展；她发起火来；她风情万种，跳着舞离开。埃塞克斯不相信自己会失败，有时碰了钉子，火气就冲上来，可是女王见了却特别高兴。她故意刺痛埃塞克斯，看恼怒的泪水溢出他的双眼。总检察长的职位和弗朗西斯·培根的命运，纠缠到那种神秘的爱情所织就的罗网中去了。有时候，戏弄让位于激情。那年冬天，这个年轻人不止一次发起火来，不辞而别，忽然消失。于是阴郁和空虚降临到了伊丽莎白身上，她无法遮掩自己的不安。然后，同样在忽然之间，他又回来了，一边听任女王轻蔑的责备，一边发着大量的誓言。
争吵是短暂的，和解是美好的。主显节前夜，白厅举行了戏剧演出和舞会。女王坐在高高在上的、装饰华丽的宝座上，观看庆祝节目，伯爵站在她的身旁。一位年迈的大臣安东尼·斯坦顿在一封保留至今的信中写道，女王对伯爵“往往做出亲密和宠爱的样子”。这是一个快乐而和平的时刻，在满身珠宝和四周镶金帘幕的映衬下，年过六十的女王，仿佛散发着一种近乎青春的光辉。站在她身旁的那位英俊的骑士制造了这个奇迹--在他的一笑之间，那漫长而可怕的岁月瞬间化为乌有。大臣们用崇敬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对人儿没有任何不和谐的感觉。安东尼·斯坦顿这样写道，“以我的昏花老眼来看，她还是一如既往的美丽，就像我当年看到她时一样。”
作为这样一次晚会中的男主角，还有什么事情会遭到拒绝呢？埃塞克斯认为，要是他决心为培根谋求总检察长的职位，他一定可以如愿吧。决定的时刻似乎马上就要到来了。同时伯利也请求女王不要再拖延下去，劝说女王尽快把这个位置授予爱德华·科克。塞西尔父子相信女王会这样做。一天，罗伯特·塞西尔和埃塞克斯同坐一辆马车穿过市区，他告诉伯爵说，用不了一个星期那项任命就可以发布了。接着他又说：“我想请问阁下，您赞成哪一位呢？”伯爵回答说，罗伯特爵士肯定知道，他是赞成弗朗西斯·培根的。“天哪！”罗伯特爵士回答说，“我不懂阁下为什么要这样白费心机呢？假如阁下是指‘副检察长’，那样女王也许会比较容易接受。”埃塞克斯听后，突然大发脾气。“我忍无可忍了，”他高声喊叫着说，“让弗朗西斯当上总检察长，我志在必得。为了办到这一点，我不惜动用全部的权力、能力、势力，以及各种朋友关系，而且我要拼命为他保住这个职位，任何人要是想从我手里夺去这个职位，不等他动手，我就要让他尝点苦头。相信我的话，罗伯特爵士，因为我已经把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了。就您自己来说，我觉得纳闷，为什么财政大臣和您竟会挑选一个外人而不挑选自己的亲戚。”罗伯特爵士没有回答，马车载着两位愤怒的大臣疾驰而行。从此这层窗户纸就捅破了，两个派系之间互相仇视，他们要在科克与培根的任命上决一雌雄。
但是，伊丽莎白的态度却比以往更不确定。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丝毫发布任命的迹象。让她对任何问题做出任何决定，对她来说都是一件讨厌的事。她心神不定地待在汉普顿宫 ，她想还是去温莎堡 好些。她下令移居温莎堡，随后又取消了。她每天都改变注意，就连离开还是留在汉普顿宫都成了艰难的抉择。整个宫廷的人都怨声载道，半数行李打了包。负责用行李车装送皇家物品的车夫，第三次被召来待命，可在第三次，又通知他回去等候。“现在我可知道了，”他说，“女王和我老婆一样，都是娘们儿。”碰巧女王站在窗口，听到了他的抱怨，不禁大笑起来。“真是个乡巴佬！”她说着，派人送给了他三枚金币，叫他别再胡说。最后她还是动身了--去了萨里宫。又过了几个星期，到了１５９４年的复活节，她突然任命科克担任总检察长。
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培根，对埃塞克斯，对他们这一派的所有人都是一样；塞西尔父子的势力受到了赤裸裸的挑战，但结果他们获胜了。女王给埃塞克斯的恩宠显然是有限的。不过，对培根来说，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弥补彻底失败的局面。科克受命之后，副检察长一职仍然空缺，培根似乎理所当然是担任这一职位的合适人选。塞西尔父子这次并不反对，埃塞克斯觉得此事必定万无一失，他急忙去见女王--但这一次又遭到了拒绝。女王陛下的态度冷到了极点，她说，她反对培根的原因只有一个--支持培根的仅仅为埃塞克斯和伯利两人。埃塞克斯听了，又争辩又游说，结果伊丽莎白怒不可遏。“在愤怒中，”埃塞克斯事后立刻给一位朋友写信说，“她命令我，如果没有别的话要说，那么就回家睡觉去吧。于是我愤愤不平地离开了。临走之前，我对她说，只要跟她在一起，我就得为这件事和我所深爱的这个人向她请求，请求不行，我就告退，等她能宽容我时再回来。我们就这样分手了。”于是，另一场围绕弗朗西斯·培根的命运进行的奇怪斗争开始了。由于伊丽莎白几乎拖了一年的时间才任命总检察长，那么在任命副检察长时，她是否还会同样的拖延呢？她会不会像过去那样犹豫不定，无限期地继续让她周围的每一个人忍受这种恼人的悬念呢？
千真万确，副检察长的位置一连空了十八个月还多。在这段时间里，埃塞克斯从未丧失过勇气。不管时机是否恰当，他都一个劲儿地向女王请求。他写信给掌玺大臣帕克林，替培根说好话。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他甚至写信给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在信中，他写道：“我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您是枢密院顾问官。女王自登基以来，从来不曾有过像现在这样一位既能干又合适的臣仆，只要女王愿意委任他，他就可以为她完成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伯爵的执著让年迈的大臣安东尼·斯坦顿感到惊讶。他原来以为这位年轻的保护人缺少坚韧的毅力--“就像小男孩学习‘多、来、来、发’一样，必须得有人不停地揪他的耳朵”。现在他发现，没有旁人的督促，伯爵也能坚持到底。另一方面，培根老夫人在戈兰伯里大发脾气，照她的观点，是“伯爵那种激烈的做法把一切都弄糟了”。她认为，女王有一种喜欢和别人唱反调的怪脾气，在伯爵的强烈要求下，女王看轻了弗朗西斯。也许事实的确如此，但谁又能提出说服伊丽莎白的恰当办法呢？她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准备同意这位宠臣的建议。一次，培根的朋友富尔克·格雷维尔 觐见伊丽莎白，趁机为培根美言，女王显得“非常和蔼”。格雷维尔列举培根的种种优点。女王陛下说：“不错，他开始大有成功的希望了。”这句话不免有点蹊跷，这不是驯服悍马的方式吗？不过格雷维尔为女王的仁慈大度所折服，确信一切都很顺利。“我可以拿一百磅赌五十磅，”他写信给弗朗西斯说，“你的副检察长当定了。”
朋友们尽管满怀希望，十分起劲儿，弗朗西斯本人却焦虑不安。他那颗敏感的心灵承受不住长时间的折磨，而且，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女王始终没有做出决定，他感到快要绝望了。他的哥哥和母亲，两人脾气相似，但表达烦恼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安东尼通过写大量的书信排遣心中的不安，培根老夫人却常常专横地发脾气，让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日子不好过。安东尼的一个仆人留在戈兰伯里，他写信告诉安东尼一条灰毛母猎狗的悲惨故事。他把这条狗带进了公馆里，“老夫人一看见这条狗，就派人吩咐我说，应该把它勒死。”那个仆人一味敷衍，但是“她一遍遍地派人传话给我，说是如果我不把狗弄死，她就没法睡觉。因此我就真的把它勒死了”。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她火冒三丈，说我疯了，命我回到主人您身边去愚弄您，而不能愚弄她……老夫人至今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我不想惹她生气，但没有一个人和她一起待久了能够让她满意。”不过，这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仆人，想到一点也就心安了。“这条狗，”他又说，“实在没什么用处，不然我也不会勒死它的。”碰到心绪安宁的时刻，培根老夫人就试着使自己的心，两个儿子的心，不要为现世的事物所驱遣。“我很难过，”她写信给安东尼说，“你弟弟藏在心中的痛苦损害了他的健康。看见他的人都说他形容消瘦、脸色苍白。让他祷告上帝吧，虔诚地听布道、读圣经，不要理会那些叫他当心的话。”
可是弗朗西斯对这些劝告不屑一顾；他更愿意采用其他的方式。他给女王送了一块昂贵的宝石，但女王婉言谢绝了。他让女王知道他想出国周游，但被女王禁止了，态度十分严厉。他忧心忡忡，思绪不宁，结果一再轻举妄动，做了不少蠢事。他给掌玺大臣帕克林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批评他玩忽职守；又在信中攻击表弟罗伯特·塞西尔，语气颇似一只母猫：“请您相信，阁下，我的一位对您毫无偏见的聪明朋友斩钉截铁地告诉我，阁下您收受了科文特里先生两千金币的贿赂……我的朋友还说，从您的仆人、从您的夫人、从看到您插手我的事情的几位顾问官那里，他知道您正在暗中制造于我不利的阴谋。我不敢相信他说的全部是实情。”副检察长的人选依旧悬而未决，急躁鲁莽的埃塞克斯不得不用委婉的话语和圆滑的解释，替那位明智而精细的培根清理他为自己的前途铺设的障碍。
１５９５年１０月，弗莱明先生被任命为副检察长，一场长达两年半的斗争终于结束了。埃塞克斯以失败告终--双倍的失败--失败于他根本不相信可能会失败的地方。他的威信严重受损，但作为一个仗义的贵族，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朋友，是他使朋友空怀希望，而且，由于过分自信与缺乏判断，他的帮助没有起到作用。刚刚得到任命的消息，他就拜访了弗朗西斯·培根。“培根先生，女王拒绝了我的请求，没有把那个职务给您，而是给了其他人。我知道您对自己的事情毫不在意，但您选上我做您的助手和支持者，这就害了您；您为我办事，费了不少时间和心力。如果我不肯对您表示一点心意，那我就是该死。因此，请您不要拒绝我自愿赠送给您的一块土地。”培根起初表示反对，但不久就接受了。伯爵送给他一份地产，后来他变卖了一千八百英镑，照今天算来至少价值一万英镑。
总的来说，培根在这场斗争中没有被缠住，或许还是幸运的。他原本很可能会碰上更糟糕的结果。在那个只能听天由命的世界里，君主的手指一点，随时都可以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变为齑粉。表面上是彼此礼让的大臣和公正无私的国家政策，暗地里却是酷刑、腐败和咬牙切齿一般的仇恨。不管怎么说，只要不落得布思先生那样的命运，就算是运气的了。布思先生是安东尼·培根的门客，一个可怜的人，突然被法庭判处了一笔数目巨大的罚款、监禁，还要割掉他的两个耳朵。谁都不相信他应该受到这样的刑罚，但我们约略知道，有几个人早就决定从这件事中捞上一票。在安东尼的信札中提到的，这个卑鄙可笑的小小阴谋，是同争夺检察长职位的大规模斗争同时发生的。布思先生的几位朋友，找到了女王的侍嫔埃德蒙兹夫人，许诺如果她能为布思先生洗脱罪名，就给她一百个金币做酬劳。她立刻去见女王，正好遇到女王心情舒畅，态度和蔼。女王陛下解释说，真不巧，她已经答应把布思先生应当缴纳的罚款赏给马房的领班了--“一个当差多年的仆人哪”--因此，免交罚款的事就无从谈起了。女王陛下又说，“我得想个办法处罚这个蠢材，我该把他关起来。不过，”她忽然大方起来，“如果你可以从这个案件中美美地捞一把，那么我愿意按你的请求放了他。至于这个人的耳朵……”她耸了耸肩膀，谈话就到此结束了。埃德蒙兹夫人把握十足，确信自己可以“美美地捞一把”，于是她找到布思先生的朋友，要求得到两百英镑的酬金。她甚至威胁说，如果拿不到钱，就要把事情搅得更糟，因为照她所说的，她不但能影响女王，还可以影响掌玺大臣帕克林。安东尼·斯坦顿考虑到这是一个危险的女人，所以建议取一个折中的数字，给她一百五十英镑。谈判的过程似乎漫长而复杂，但双方最后终于达成了一致，布思先生的罚款必须照付，但在付给埃德蒙兹夫人一百五十英镑的条件下，他可以免受坐牢的惩罚。当时的风气就是如此黑暗，无论是小问题还是大问题，都真实地反映了这个两面性时代的特征。在我们试图解释大人物心底的奥秘和王公贵族的古怪欲求而徒劳无获的同时，布思先生两个耳朵的命运如何，我们可能就永远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