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布思先生事件这出残忍的滑稽戏，声明显赫的伯爵当时根本无暇顾及，他整天忙着性质截然不同的大事--他在女王身边的地位；总检察长的人选；英格兰的外交政策。不过，此时又出了另外一桩案件，尽管犯罪者也不是大人物，但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这件事很快就弄得人尽皆知，伯爵也为之投入了全部的注意力--这就是洛佩斯医生那骇人听闻的悲剧。
洛佩斯医生是葡萄牙籍犹太人，早年被宗教法庭逐出了葡萄牙，他在伊丽莎白当政之初来到英国，在伦敦行医。他的事业极为成功，曾在圣巴多罗买医院当过内科住院医师。尽管受到了同行的嫉妒和种族歧视，他却得到了为许多上层人物治病的机会。莱斯特和沃尔辛厄姆都曾是他照看过的病人。此外，在他来到英国十七年之后，他又获得了作为医生的最高荣誉：他被任命为女王的首席御医。作为一个来自外国的犹太人，他的地位超过了众多的英国竞争者，自然免不了遭受流言飞语的攻击。谣传说他不是靠高明的医术，而是靠谄媚和吹牛而扶摇直上的。在一本攻击莱斯特的诽谤性小册子中暗示，洛佩斯医生替这位贵人服务得过于周到--甚至帮他炼制毒药。但在女王的宠信下，洛佩斯医生得以免受任何伤害，可以毫不理会这些恶意诽谤。到１５９３年１０月，他已经是一位事业有成的老人--一位开业行医的基督徒，有个儿子在温切斯特读书，有座在霍尔本的房子，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他的财富和地位。
他的葡萄牙同胞，一心谋求葡萄牙王位的唐·安东尼奥，当时也在英国生活。自从四年前远征里斯本失败以来，这个不幸的人很快就落入了声名狼藉、穷困潦倒的境地。当年他妄想葡萄牙民众会群起响应他的号召，结果却失信于伊丽莎白。他从葡萄牙带到英国来的珍贵宝石，一颗接一颗地全部卖掉了；他身边是一群饥饿的随从人员；英国政府给了他一份微薄的年金，将他和他的儿子唐·马诺埃尔送到伊顿公学寄宿，就此把他打发了。遇到女王驾临温莎的日子，他就追随而去，像个形容枯槁的幽灵一般，在女王的宫殿附近游荡。
不过，他还没有沦落到完全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同西班牙较量的时候，也许可以用他做筹码呢。埃塞克斯一直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唐·安东尼奥，这位伯爵已经成了英国反对西班牙派的领袖。塞西尔父子生性爱好和平，眼下开始希望战争赶快结束，因为这场战争之所以拖延下去，似乎只是因为不好收场，而不是因为它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塞西尔父子的态度就足以使埃塞克斯坚持战争了。不过他倾向于战争，也并不仅仅是为了和塞西尔父子作对，他那好动的性格和浪漫气质无法抗拒地激励他走向战争的巨大冒险。只有这样，他的天性才可以得到发挥；只有这样，他才可以获得梦寐以求的光荣。他必然会遇到很多敌人：国内的--那是毋庸置疑的--是塞西尔父子；国外的--同样显而易见--是西班牙！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伊丽莎白时代新爱国主义的中心--这是一种同宗教或政治毫不相关的爱国主义--这是经过多年的疑虑和准备之后，是在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之后，硝烟散尽、风浪平息的时刻，产生于英格兰民族的那种英勇无畏，那种高度的自信、那种激动人心的团结精神的表现。在那个时刻，新的爱国精神回响在《帖木儿大帝》那雄壮的韵律中，而埃塞克斯就是这种精神的化身。他可以用准确无误的方式维护英国的伟大--一次性地摧毁西班牙的政权。而要完成这样一项事业，必然不能忽略任何一个可用之材，就连可怜的唐·安东尼奥也可能会派上用场。也许--谁知道呢？--再一次远征葡萄牙，会大获全胜。不管怎么说，西班牙的腓力国王，早就防着这一招。他急切地要把唐·安东尼奥除掉。布鲁塞尔和埃斯科里亚尔宫不止一次地策划了暗杀安东尼奥的阴谋。安东尼奥的一些穷困潦倒的随从，也被西班牙政府的黄金收买，悄悄地在英国和佛兰德之间活动，这是一大隐患。安东尼·培根通过他派出的间谍，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安东尼奥必须得到保护，但长期以来，安东尼找不到下手的合适机会，终于有一天，他的辛苦得到了报偿。
埃塞克斯府邸得到消息说，有个名叫埃斯特万·费雷拉的葡萄牙籍绅士曾经因为拥护唐·安东尼奥而破产，眼下就住在洛佩斯医生那位于霍尔本的房子里，奉西班牙国王的命令，密谋杀害他昔日的主子安东尼奥。这条消息当然是可信的，埃塞克斯从伊丽莎白那里取得了逮捕费雷拉的命令。于是费雷拉被抓了起来，没有明确指出逮捕他的原因，但却把他交给住在伊顿的唐·安东尼奥看管。同时又通知拉伊、桑威奇和多佛三处港口，命令将寄达这些港口的葡萄牙文信件一律扣留并拆阅。洛佩斯医生听到费雷拉被捕的消息后，赶去觐见女王，请求释放他的这位同胞。他说，过错大半在唐·安东尼奥，他对随从人员太刻薄了，他对女王陛下也不知感激。见伊丽莎白注意听着，他又放大胆子进言，如果把费雷拉放了，也许可以利用他“在两国之间寻求和平”。伊丽莎白似乎对这个建议并不满意。“要不然，”洛佩斯医生接着说，“如果陛下不想这样办……”他停了一下，然后令人费解地说，“欺骗一个骗子，那又何妨？”伊丽莎白愣住了，她不懂这家伙是什么意思，但他显然是放肆了。培根的记录告诉我们，她“大声表示厌恶和拒绝”。洛佩斯医生发现自己的话没有起到好作用，就鞠了一躬，离开了房间。
两星期后，在桑威奇，一个住在霍尔本的洛佩斯府邸附近、平民出身的葡萄牙人戈梅斯·达维拉被捕了。他刚刚从佛兰德回到英国，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封用葡萄牙文写的信。发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都是当地英国政府所不知道的。那封信的内容，尽管表面上谈的是商业买卖，但却十分可疑，有些词语似乎另有含义。“送信人将从阁下那里了解珍珠的价格，稍后我将通知阁下我所能出的最高价。……送信人还将通知您我们对决定购买的少量麝香和琥珀所定的买价。……但我希望先了解价格，然后再做出购买决定。如果阁下愿意同我合作，我相信我们必将获得丰厚的利润。”这些话是否隐藏着其他含义呢？戈梅斯·达维拉不肯承认。他就在严密监护下被移交给伦敦。在那里，当他在候见室中等待接受审讯时，他碰到了一位能讲西班牙语的绅士。他请求那位绅士把他被捕的消息通知洛佩斯医生。
此时，费雷拉仍然被关在伊顿。一天，他干了一件引火上身的事。他想办法给寄宿在附近的洛佩斯医生送了一张条子，提醒医生，请他“看在上帝的份上”，阻止戈梅斯·达维拉从布鲁塞尔前来英国，“因为一旦他被抓起来，这位大夫就会受到连累，而且无法挽救。”洛佩斯并不知道戈梅斯已经被捕，他回了一张纸条，藏在手帕中，托人送到费雷拉手里，说是“他已经两三次送信给佛兰德，阻止戈梅斯前来，并且不惜任何代价，即使要他花三百英镑也在所不惜。”这两个条子都被英国政府的密探截获了，经过拆阅、抄录，最后送到主办官手中。于是费雷拉受到了传唤，用他的条子上的内容跟他进行对质，并且告诉他，洛佩斯医生已经把他的底细抖出来了。他立刻告发说，洛佩斯多年来一直受雇于西班牙政府。他说，有个计划要收买唐·安东尼奥的儿子为腓力国王效劳；而洛佩斯医生就是谈判这宗交易的主要代理人。他又说，三年前，洛佩斯曾设法营救一名关在狱中的葡萄牙间谍安德拉达，并让他前往西班牙，安排毒死唐·安东尼奥的阴谋。这条情报既复杂又怪异。主办官员对这些材料十分注意，并关注着案情的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戈梅斯·达维拉在伦敦塔监狱里看到了犯人在拉刑架 上被拷打的情景。他的勇气丧失了，供认说他是个受雇佣的联络员，在英国的费雷拉和布鲁塞尔的葡萄牙人蒂诺科之间往来送信，后者同样受西班牙政府雇佣。他承认，那封提及麝香和琥珀的信，就是蒂诺科写给费雷拉的，信上用的都是假名字。随后根据费雷拉的口供，又对戈梅斯进行了进一步审讯。戈梅斯供认，西班牙确实要阴谋收买唐·安东尼奥的儿子。他们打算用五万克朗金币收买这个年轻人，那封关于麝香和琥珀的信谈的就是这宗交易。费雷拉在受审时，也供认这是事实。
两个月后，伯利收到了一封蒂诺科写来的信。在信中，蒂诺科表示他希望到英国来，向女王报告许多有关英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机密，这些机密是他在布鲁塞尔了解的。他在信中要求取得到达英国的安全通行证。英国政府寄给了他一份安全通行证，伯利后来说，那份通行证是“精心设计的”：持证人可以凭证安全进入英国，但上面根本没有提到允许他再度出境。不久，蒂诺科到达多佛，一上岸就被逮捕了，并且押送到了伦敦。从他全身搜出了巨额款项的汇票，还有西班牙佛兰德总督写给费雷拉的两封信。
蒂诺科是个经历坎坷的年轻人。他曾多年和唐·安东尼奥一起同甘共苦；他曾在摩洛哥作战，曾被摩尔人抓去当了俘虏，做了四年苦役之后，才到英国来投靠他的旧主。由于穷困潦倒、行事莽撞，最后他和他的同伴费雷拉一样，把自己出卖给了西班牙政府。这类人物还能做什么别的事情呢？他们是陷入欧洲政治旋涡的几根漂浮着的麦秸。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转呀转呀，越来越靠近深渊。不过，蒂诺科年轻、强壮、勇敢，危险的叛逆生活对他而言也许格外具有吸引力。恐怖往往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魅力；而且，命运之神是反复无常的。大胆冒失、肆无忌惮的阴谋家，也许会中头彩，赢得金光闪闪的奖品，也许会遭到身败名裂的厄运。
从蒂诺科身上搜到两封信，信上言辞闪烁，含义模糊，很容易被人加以恶意的解释。这两封信送到了埃塞克斯那里，他决定亲自审问这个年轻人。审讯用法语进行，蒂诺科早就编好了一套说辞--说他到英国来为的是向女王揭发罗马天主教教徒企图谋害她的阴谋。但在伯爵的反复诘问之下，他的故事讲不下去了，开始支支吾吾、语无伦次。第二天，蒂诺科写了一封信给伯利，声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说，他“被埃塞克斯伯爵巧妙的提问弄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不大懂法语，所以不明白问话的用意，也不能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还请求将他送回佛兰德。这封信所带来的唯一结果，是他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禁。埃塞克斯再次亲自审讯他，在威逼利诱之下，他供认自己受西班牙政府的指派，来英国同费雷拉碰头，并和他一起说服洛佩斯医生，叫他为西班牙国王办一件差事。又是洛佩斯医生！埃塞克斯发现，审讯中的每条线索竟然都指向了这个犹太人。他秘密写给费雷拉的那张条子，原本已经把他牵涉到这个案子当中了。费雷拉，戈梅斯·达维拉，眼下又加上一个蒂诺科，这三个人都承认洛佩斯医生是西班牙人组织的一项阴谋活动的中心。如果他们三个人的话可信，那么，这项阴谋活动针对的就是那个唐·安东尼奥。可问题是，他们的话可信吗？难道这个阴谋背后就没有更凶险的目的了吗？这案件必须详细调查，弄个水落石出。埃塞克斯报告了女王，１５９４年１月１日，女王的首席御医洛佩斯被逮捕了。
洛佩斯医生被押送到埃塞克斯的府邸，严加看管；他那座位于霍尔本的房子被人翻了一个底朝天，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接着财政大臣伯利、罗伯特·塞西尔和埃塞克斯三人共同审讯洛佩斯。对任何问题，他都能回答得头头是道。因此，塞西尔父子认定埃塞克斯是无中生有。他们认为，整个案件不过是伯爵的反西班牙狂热病的一种症状，在他的想象中，到处都是阴谋和密探；现在他又打算向这个不幸的犹太人发动一场莫须有的攻击，而这个犹太人曾经为女王忠实地服务了很多年，他已经对每一点可疑之处做出了明白的解释，他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这一点就可以充分证明，埃塞克斯对他的攻击完全出于愚妄与恶意。因此，刚一结束，罗伯特爵士就赶去报告女王，说他父亲和他本人都深信洛佩斯医生是清白的。但是埃塞克斯坚持己见，确信洛佩斯有罪。他也去朝见女王，但他发现女王正同罗伯特爵士在一起，而且满脸不快。女王一看见他，立刻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伊丽莎白说他是“一个鲁莽蛮干的混小子”，他拿自己无法证明的罪状去控诉医生，还说她非常清楚那个可怜的人是无辜的，她为此很不高兴，又说这件事可能会毁了她的声誉。训斥的话像洪水一样滔滔不绝，埃塞克斯愣在那里，满腔怒火，默不作声；罗伯特爵士带着满意的神情彬彬有礼地欣赏着这出戏。最后，女王用不容分说的手势打断了伯爵的争辩，吩咐他出去。他立刻离开宫殿，匆忙返回自己的寓所，不说一句话，也不瞧上一眼，就让侍从们全都退下，自己一个人关在卧室里，满腹怨气地躺倒在床上，觉得自己受尽了羞辱。他在卧室里整整关了两天，一言不发，一个劲儿地生闷气。最后他走出了房间，脸上带着下定决心的神情。他本人的声誉，同女王的声誉一样，也有毁掉的危险；无论如何，他必须证明塞西尔父子完全搞错了，他一定要让洛佩斯受到法律的制裁。
有意思的是，尽管女王为之愤怒，塞西尔父子也百般猜疑，但洛佩斯医生的案子并没有撤销。他仍旧被关在埃塞克斯府上；他和其他几个葡萄牙嫌疑犯仍旧接受没完没了的审讯。这桩案子同过去时代黑暗历史中所记录的众多古怪而丑恶的案子一样，又一次使人感到了人类的公正道义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仅仅是在最近两个世纪以来，真正的刑法原则才被人们逐渐完整地认识到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才逐步增进了对这些原则的认识--随着对证据性质的理解深入，条分缕析的经验和理性在人们的思维习惯中慢慢取得胜利。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到真正公正；不过人类犯错误的可能性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的，而且，在一段漫长的岁月中，人类的公正道义都是一场恐怖、愚妄和迷信的游戏。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有一种特殊的势力在起作用，由此使得司法机关在一些重大案件上给后代的人们遗留下了笑柄。任何人只要被指控为叛国罪--法律中最严重的罪行--实际上就不可能被无罪赦免。这样做的理由非常简单，但这个理由并非出于公正道义，而只是权宜之计。整个国家都寄托在伊丽莎白的生命之上。在她登基以来的第一个三十年中，如果她不幸身亡，王位就会落到天主教徒手里，从而必然引起政府体制的巨大变革，与此同时，一批手握实权的人物将纷纷丧命或倒台。对仇视英国政府的人来说，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敌对势力完全可以通过暗杀伊丽莎白来达到目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把不利于自己的君主暗杀掉，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奥朗日的威廉亲王 和法国国王亨利三世 都是被腓力二世和天主教徒谋杀的。伊丽莎白为了自身安全，也曾想把苏格兰女王秘密处死，但又下不了决心。伊丽莎白并不担心自己被行刺，这就增加了遇害的危险性。她说，她不能向臣民对她的爱戴表示怀疑。她特别喜欢亲近普通民众，她在公共场合出现的时候，警卫力量往往严重不足。对于这种情况，似乎只能采取一种方针：一切考虑都必须服从于保护女王生命的最高需要。空谈公正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公正本身的性质中就包含了不确定的因素，而政府绝不能冒险行事。古老的谚语被颠倒了过来：宁可错抓十个无辜者，不可放走一个罪犯。嫌疑就等同于犯罪。完全不需要按照逻辑和公平的程序对犯罪证据进行缓慢审核，只需要用各种方法堆积大量证据--用密探、用告发、用酷刑。犯人在受审时，没有辩护人为他应付铁石心肠的法官的严厉追问和最能干的律师的恶意指控。被判为有罪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骇人听闻的刑罚。在伊丽莎白当政期间，只要涉及叛国罪，法律的统治就会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恐怖的统治。
法庭在搜集证据时所用的方式，最清楚地体现了这一制度的残酷和荒谬。往往只要受到政府雇佣的人信口胡说几句，一桩案子就堂而皇之地确立了，此外，拉刑架的使用又逼迫每一个证人做出伪证。审讯过程往往动用酷刑，但在一桩案子中，无论是否使用酷刑，其结果都是毫无二致的。酷刑的威胁、酷刑的暗示，证人心里仅仅想到酷刑会用到自己身上--其中的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经常用到的强制手段，不可避免地混淆了虚假与真实。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证词--一个原本独自关在监狱里的人，突然被带到一群满怀敌意、诡计多端的审讯人面前，被大量带有诱供性质的问题引导，同时又被身体上可能受到的剧痛吓得胆战心惊，试问从这样的人那里得到的证词，能有多大的可靠性呢？谁能从他的言语中分辨出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恐惧，哪些是为了让审讯人满意，哪些是本能地牵连出其他人，哪些是为了避免失去一条胳膊或大腿而一时冲动随意招供呢？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对这种证据，检察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做出解释。政府能够证实一切，它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十个无辜者加上罪名。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可以确定那个真正的罪犯业已落网--他可能就在这些嫌疑犯中间。就是这样，伊丽莎白的生命才没有受到一点伤害；就是这样，伊丽莎白时代的许多光辉业绩才得以实现--多亏了沃尔辛厄姆手下的那些密探，伦敦塔里那些阴森森的牢房，以及狡诈的审讯人在受刑者的痛苦尖叫中从容记下的口供。
毋庸置疑，这种制度的一个根本特点是，那些执行这一制度的人们并不了解它的含义。酷刑尽管令人不快，但却被看做是必需的。在有些情况下，通过严刑拷打得到的证据，也许会被认为不可信，但是谁也没有设想过，以酷刑作为组成部分的整个司法程序，必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连当时最聪明、最能干的人--一个培根、一个沃尔辛厄姆--也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些似乎是根据他们搜集到的证据而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仅仅是他们自己操纵那套司法机器而得出的。法官和犯人们一样，都是拉刑架的受害者。
洛佩斯医生的案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那种司法制度的压力下，怀疑、恐惧和各种成见逐渐糅合在一起，变成了一桩确定的案件。而这桩案件本身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埃塞克斯是个诚实的年轻贵族，如果他能意识到自己出于政治目的，将一个无辜者置于死地，他很可能会立即放手。可是他的头脑不够敏锐。他不相信塞西尔父子，不相信西班牙，他注意到--这倒是千真万确的--洛佩斯医生的举动有可疑之处。女王嘲笑他的多疑，这反而刺激了他，使他坚信：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才是正确的；不把这个案子一查到底，他绝不罢休。显而易见，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必须反复审问三个葡萄牙人，迫使他们招出实情。他拿洛佩斯没有办法，但还有费雷拉和蒂诺科，这两个人似乎比较容易就范。于是，两个人在不同的牢房里分别受到了无情的审问，为了开脱自己，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揭发另一个的罪行，并且在进一步的压力下，都交代洛佩斯是整个阴谋的中心。可这桩阴谋针对的对象是谁？如果仅仅是唐·安东尼奥，那又何必如此煞费苦心？但如果针对的是其他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这谁都猜得出来。只要说明情况，谜底就昭然若揭了。西班牙--阴谋--女王的御医，三个要素连在一起就足够了。这准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主使的又一起谋杀英国女王的阴谋。
这一点一经确定，下一个步骤就接踵而来。审讯人心中的信念变成了受审人亲口招认的供词。费雷拉在审讯中说，洛佩斯医生曾经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表示愿意听命于后者，为他做任何事情。于是审讯人问道：“假如需要他毒死女王，他也会这么干吗？”费雷拉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然后他又被迫编造出大量的细节来证实自己的猜测；同样的办法也用在了蒂诺科身上，收到了同样的效果。这一步完成之后，设想就变成了事实。埃塞克斯写信告诉安东尼·培根，“我发现了一桩最危险、最严重的阴谋。阴谋的目的是杀害女王陛下。奉命执行谋杀的人是洛佩斯医生，方法是下毒。我一直在关注这件案子，一定要把它弄个一清二楚。”
洛佩斯医生交上了厄运。案情的进展对他不利，那些堆积起来的证据是由费雷拉和蒂诺科两个无赖在拉刑架的威胁下编造出来的--是由大量的谣言和对多年前的谈话以及莫须有的信件的回忆构成的。塞西尔父子是倾向于西班牙、反对埃塞克斯的，如果不是出现了一种很不凑巧的情况，他们原本能够看透这些材料的虚假性。可是，在审案初期，费雷拉提到了一个名叫安德拉达的西班牙间谍，并且断言安德拉达曾被洛佩斯医生派往西班牙，安排谋杀唐·安东尼奥一事。伯利对这个安德拉达十分了解，这个人的确在费雷拉提到的那段时间到过西班牙，形迹非常可疑。尽管他名义上是为唐·安东尼奥办事，但是伯利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已经被西班牙政府收买了。安德拉达目前在布鲁塞尔，假如他与洛佩斯的确有过秘密联系的话，那么到最后必然会发现洛佩斯医生从事的真正具有破坏性的阴谋活动。随着审讯的进行，安德拉达这个名字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原来他是西班牙宫廷与佛兰德的阴谋分子之间的主要联络人。蒂诺科反复提到--或者故意反复提到--安德拉达对他详细讲过访问马德里的来龙去脉：腓力国王拥抱了他，并且叫他代为拥抱洛佩斯医生；国王还交给他一枚镶有钻石和红宝石的戒指，让他转交给洛佩斯医生。这些都是真的吗？伊丽莎白听说后，想起了大约三年前，洛佩斯医生曾想送她一枚钻石和红宝石镶嵌的戒指，她当时没有接受。洛佩斯医生再一次受到了刨根问底地审讯。他一个劲儿赌咒发誓，说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可是到后来，当审讯人追问那枚戒指的来历时，他的口风变了。他承认自己事先知道安德拉达访问西班牙的事情；但是他又说，那次访问的动机同审讯人所提的完全不同。安德拉达是受沃尔辛厄姆雇佣的，他以进行和平谈判为名前往马德里，目的在于侦察西班牙宫廷的实际情况。在沃尔辛厄姆的专诚请求下，洛佩斯医生同意让安德拉达借用他的名义掩盖间谍活动。这样，安德拉达就可以作为洛佩斯的代表去见腓力，向他表明洛佩斯急切希望和平，而且洛佩斯又是能对女王施加影响的人。事实上，骗子到头来也会上别人的当。这个计谋似乎非常成功，腓力上当了，他把戒指交给安德拉达--不是要他送给洛佩斯医生，而是要转送给伊丽莎白。洛佩斯医生说，沃尔辛厄姆对这一切非常清楚，他原本可以证实每一处细节。“原本可以”，也就是说，只要沃尔辛厄姆还活着。埃塞克斯朗声大笑，塞西尔父子深信安德拉达是受雇于西班牙的，因此对他的话也表示怀疑。洛佩斯医生的故事编得太巧妙了--过于巧妙；显而易见，整个问题都取决于一点--沃尔辛厄姆的证实；而沃尔辛厄姆已经去世了。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年使塞西尔父子最终抛弃洛佩斯医生的缘由，却给后人为洛佩斯翻案提供了依据。后世的人们在西班牙政府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些文件，证明洛佩斯医生所说的大体上是真实的。安德拉达确实以进行和平谈判的名义访问了马德里。但他并没有见到腓力国王，关于国王拥抱了他的说法是编造的；但西班牙的国务大臣的确给了他一枚钻石和红宝石镶嵌的戒指。除了和平问题之外，他们的确谈到了其他一些问题，双方商定洛佩斯医生必须设法使唐·安东尼奥进监狱，或者驱逐出英国，西班牙方面还暗示最好把他毒死；但是根本没有提到要以谋杀伊丽莎白为最终目的。然而，西班牙人并没有上当--这一点洛佩斯并不知情。他们看透了沃尔辛厄姆的计策，并决定将计就计。安德拉达收了西班牙人的黄金，变成了双重间谍。他答应回到英国后，在名义上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但在实际上则利用他的地位向马德里提供英国方面的情报。沃尔辛厄姆的去世使这个计划破产了。安德拉达无法解释他的行为，因此伯利深信他被西班牙政府收买了。安德拉达的确受了西班牙的雇佣，但不能从这个前提推导出洛佩斯有罪的结论，因为假如沃尔辛厄姆能够复活两分钟，他是可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的。
塞西尔父子接受了埃塞克斯的观点之后，洛佩斯医生的悲惨命运就此注定了。他无法忍受暮年富裕舒适的生活中突然遭到的痛苦磨难。他被关在埃塞克斯的府邸里，不断地受到侮辱、盘问和威胁，一旦失去耐力，他的头脑就完全糊涂了。他一会儿疯狂地声称对这些事情毫不知情，一会儿又狂热地揭发一些混乱的不可能实现的阴谋。毫无疑问，他的良心上一定有一些污点。他写给费雷拉的条子可以作证。他很可能参与了干掉唐·安东尼奥的阴谋，也许他收下了西班牙的丰厚贿赂，的确打算谋害唐·安东尼奥。可要说他谋害女王，那就不仅缺乏足够的事实证据，而且与之相反的、证明他不可能谋杀女王的大量证据却显而易见。假如他杀死了伊丽莎白，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从腓力国王那里领取可怜巴巴的赏赐？可是他将失去一切--他的地位，他的收入，女王的恩宠--不用说还有事情败露的危险。只有疯子才会想到去做这样的事；但他身边那些气势汹汹的审讯人却没有考虑这些，他们只是下定决心要从他嘴里逼出一份口供，完成审讯任务。转几下拉刑架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这个办法不免过于拙劣。真正的本领在于不用拉刑架就获得需要的供词，甚至不用它来吓唬人，或者除了看上一眼，做手势比划一下，以及一阵表示会用到它的沉默之外，完全不必用到它。过不了多久，目的达到了。审讯人没完没了地反复问他是否答应为西班牙人谋杀女王，洛佩斯大夫痛苦地坚持了几个星期，终于筋疲力尽，丧失了理智，接着就招认了。这就达到了审讯人的目的。毋庸讳言，两方面的力量原本悬殊很大。一方面是安东尼·培根、弗朗西斯·培根、伯利勋爵、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和埃塞克斯伯爵；另一方面是一个葡萄牙籍的犹太老人。人们或许可以理解到那几位知识分子和政客的作风；但是还有埃塞克斯呀！慷慨、坚强、一身男子气概的埃塞克斯，难道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公道的吗？在当时，英国人反对西班牙的情绪有所回落，西班牙已经不再那么经常地引起他们的疑惧，埃塞克斯对洛佩斯医生怀有的敌意，似乎只能用某种强烈的个人嫉妒来解释。但实际上，这类解释是不必要的。伯爵的思想感情，是超越于个性之上的；可他没有超越争夺政治权势的激烈劲头、人间法制的残忍旧习以及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
随后就开始了正式审判。尽管费雷拉和蒂诺科一再揭发洛佩斯，却丝毫不能挽救自己，还是作为洛佩斯的同谋犯一同受审。蒂诺科徒然抗辩说他应该得到安全通行证的保护，律师们经过庄严地讨论，驳斥了他的决定。最后判决三名犯人都应按叛国罪处以死刑。这一举措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正如埃塞克斯所预见的那样，原本逐渐消退的反西班牙情绪，又在全国各地迅速回升，到了狂热的程度。洛佩斯医生成了国外叛乱分子的典型，他的罪行被编成了歌谣，被人到处传唱，他的名字在戏院的舞台上被人诅咒。他是一个犹太人，这个偶然的因素，却使这个西班牙阴谋案中可恶的主谋者显得格外阴暗。现代的批评家们认为洛佩斯是几年后出现在舞台上的夏洛克 的原型；但这种推测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如果莎士比亚在塑造夏洛克时的确曾想到洛佩斯医生的话，那么原因必然在于洛佩斯和《威尼斯商人》中的主要人物之间的相异性，而非二者的相似性。这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夏洛克的全部本质在于他那种异常的、悲剧性的希伯来风格；而洛佩斯先生却是欧化的、基督教化的--他是一个虚弱的可怜人，他的毁灭不是因为他同非犹太人的环境相对立，而是因为他自愿地让自己和周围的环境纠缠在一起。不过，如果我们联想到莎士比亚在创作那个受人鄙视的威尼斯商人的悲剧时，曾经借用一段诙谐的情话，暗示这位御医的悲剧命运，也许算不上牵强附会吧。在《威尼斯商人》中，波希亚对巴桑尼奥说了这样的话：
“唉，可是我怕你在拉刑架上信口胡说，上拉刑架就逼得你什么都得讲。”
天才的诗人用几个简单的字眼巧妙地表达了他的智慧和同情。
女王在批准执行死刑之前，比以往犹豫了更长时间。她可能是在等待西班牙或者佛兰德政府做出某种证实或否认的表示；也可能尽管已经有众多的证据证明洛佩斯的罪行，她还不能轻易推翻直觉上认为他清白无辜的念头。四个月后，她终于批准依法执行死刑。１５９４年６月，三名犯人被关在囚笼里，用马车送到霍尔本镇，经过洛佩斯医生的寓所，到达“泰朋刑场” 。一大群闲人聚集在那里观看行刑。洛佩斯医生站在绞刑台上，想发表一番临终演讲，但却白费力气。群众沉浸在异常的愤怒和喜悦中，不能安静下来。当那个犹太人郑重声明，他敬爱女王胜过耶稣基督时，在一片喧闹声中，只听见群众的阵阵怒吼和嘲笑。没有再听到他说些什么，这个老人很快被簇拥到绞刑架下。绞索把他高高吊起，接着--这就是当时执行死刑的程序--在他一息尚存的时刻，割断绳索，把他放下来。然后再按照悠久的传统，完成刑罚的其余部分--阉割、剖腹和肢解。第二个受刑的是费雷拉。最后，轮到了蒂诺科。他清楚自己将会落得怎样的下场，他已经两次旁观，而且又站在非常靠近的地方。他的耳朵里全是两个伙伴的尖叫和呻吟，目击所见又都是他们身体痛苦的扭动和血流成河的场面。他一生的冒险终于结束了。可是，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蒂诺科的绞索被过早割断了，他在下地之后立即站了起来。他精力充沛，而且又身处绝境，站起来后就猛扑到对他行刑的刽子手身上。在场观众兴奋得发了狂，向这个胆量过人的外国人喝彩，围观的人们突破了警戒线，围在绞刑台四周观看格斗。不过，没过多长时间，现场的规矩和秩序又恢复了过来，两个体格魁梧的汉子，见那个刽子手招架不住，冲上前去帮他。蒂诺科头上挨了重重的一拳，他被牢牢地按倒在绞刑台上；然后就同先前两个犯人一样，按部就班地进行阉割、剖腹和肢解。
伊丽莎白对洛佩斯医生的遗孀十分宽厚，允许她保留死者的全部财产，按照法律程序，这本来是应当没收的--只有一件物品除外。伊丽莎白拿走了腓力国王的戒指。她把戒指戴在手上--谁知道她当时有怎样一种滑稽的同情心？--一直戴到了她去世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