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三月间，我和吕犹龙、刘瑞圣（现名刘星）报考昆明译员训练班第7期，被录取去昆明受短期培训后，都被分配到昆明岗头村鸿翔部队（伞兵部队）为美国教官做翻译工作。在接受严格的地面军事训练和艰苦的跳伞训练后，我被分配到突击总队第一队（即伞兵第一队）为一美国军医做医务翻译，并于1945年7月12日深夜3时全队180名伞兵乘十余架C——46型运输机从昆明呈贡机场起飞，凌晨空降于广东省敌后开平县苍城镇。当我在高空中从机舱里跳出时，满天都是白色、红白、黄色和绿色的迎风展开的降落伞，真是壮观，令人兴奋难忘。8月3日，准备部队从罗定出发，成功地突击了日寇驻守的重要渡口南江口，歼敌数十人，有效地干扰了海南岛日寇北撤广州的行动。我们正准备第二次战斗任务时，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我们这支装备非常精良的伞兵部队首先进入广州市，成为对日受降的先遣部队。[张汝黻：亲历，齐鲁大学校友会编：《齐鲁大学八十八年——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266页。]
金大学生杨德林当的特种兵，经历更赋传奇。他回忆：
挚友郁保罗与我一同在1945年2月入伍去泸州被编入203师。不久我被调入渝电讯班受训后，我觉得应早日为国效力，就报名参加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经四个星期训练后，4月初由渝搭美军机去昆明参加由美军主持之译员训练中心，学习普通军事常识与各种军械的使用方法。训练结束后等候分配至各部门工作。……
我获悉有一战略服务处机构需要一粤籍人，有胆量，需跳伞。该机构系中央情报局前身，内设（一）特别军事行动组；（二）伞兵训练组；（三）空陆援助组等。我立即报名参加，被编入第一组。该处美军大部分由欧洲战区调来，协助国军作战。他们身经百战，而我连枪械都未接触过，但我毫不畏缩。因我无跳伞经验，我小组的指挥官卡华斯基上尉带我去参观一折伞工场，看折伞工作者如何操作，每一工作人员在完成折伞后须签名于附着纸上，若有差池，军法判处死罪。同时告诉我在离机跃入空中一霎那伞会自动开启，而机底有一大孔，跳下时逆风跳下，随风漂流，在着地前切记双脚弯曲，顺风奔跑，再按挂在胸前的开启机，可安全着陆。并将一椅置于桌上叠高作状示范，教我着地后如何在地面滚溜。另告诉我，若跳入树林中，需双脚交叉，以防跨在树枝上受伤；若降落在水面上，需先按胸前的开启机，以免被伞拖沉入水底。
5月初我领到全副美军装备，并派发由厚布料制成一卷折药物包……并有军用360°夜光指南针，有助估计迫击炮射程距离。搭乘B24型轰炸机离昆明机场去距离1200公里的广东南路重镇茂名。……幸全体人员安全着陆。由当地驻军接应，我们住在天主教堂内，任务是在广东南路海岸搜集情报，由茂名向东经阳西、阳东、阳江、恩平至开平赤坎……
我的第二个任务是要随同一美军炮兵盖上尉去11战区皖立煌县教导营训练炮兵如何使用最新式的4.2寸化学迫击炮，以与国军并肩作战，突袭粤汉铁路一带日军碉堡。……五月中旬由昆明搭美运输机启程，赴皖立煌县附近大别山山中临时跑道与盖上尉及一少校军医同行。抵目的地后，次日清晨出发步行，傍晚到达立煌。翌日去附近的古碑冲小镇，该地已有一小组由卡门少校任指挥官，成员有康福上尉、柯尔电讯上士和潘明翻译官，我与潘同为粤籍，易相处。我负责为盖上尉翻译，教导该营炮兵如何使用此种迫击炮。……
八月初完成训练，原定8月20日出发，但美国先后在广岛、长崎投原子弹，8月11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更在15日投降。该日适盖上尉带我去立煌总部商讨出发事宜，当晚在总部知日军投降，战争终止，和平在望。大家一齐庆祝，饮酒作乐，通宵达旦，总部前有一大坑，有人向天开枪，更有人抛炸药，打讯号弹，爆炸之声，不绝于耳。……
9月底我返抵昆明，到外事局办理退役手续。再到战略服务处，见到卡上尉，当时我是和他同机跳伞。他说：若我不敢跳，他会推我下机；又我离开茂名不久，有一队伞兵空降罗定附近，不料事机不密，给日军知道，用重兵围剿，全军覆没，壮烈牺牲，同组三人被日军追逐，仅以身免；又知我在立煌协助训练炮兵，能展所长，夸我有胆量。[杨德林：从军记，《金大友声》，金大校友会内部编辑出版，2004年3期。]
一页轻轻翻过的历史
1945年8月初，李庄同济大学参军的300多位学生，最后一批开赴泸县203师受训。博士大兵杨宝琳破例被任命为青年军203师工兵二连少校指导员。他既无官气也努力丢掉学生气，摸爬滚打，立正稍息，总是身先士卒。但秀才进了兵营依旧是秀才。书生天性的自由、求知的执着，与军队纪律的严苛、长官威权的暴戾往往势如水火。
同济学生兵黄克鲁、任允中目睹通讯营营长的贪腐行径后，当面制止，竟遭受体罚和关禁闭。蓝文正同学集训时顶撞上司，竟险些被枪决。医学院入伍的许耀祖受不了法西斯专制和连队的特务统治导致精神失常，饮弹自尽……
投笔从戎，参加国军或为盟军服务，也有一些同学奔赴延安参加共军。当初，他们多数人的动机都无可厚非；作为生命个体，也难以把握历史走向。
燕大毕业生李固阳认为：“他们去的动机如何，可以不谈。只就那时是全民抗战，去是为打日本出力，而且又不是毫无风险的，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过，后来好象对有的人就成了一个问题，特别是‘文革’中。据说许世诚为此而受审查，结果一腿致残，不能不令人慨叹。”[李固阳《念叨着记起的几件事》，燕京大学校友会编：《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册》，75页。]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女儿、金女大社会学系毕业生梅祖成回忆燕大从军的丈夫康峻：
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胜利，康峻立即要求退役复员。当时交通十分不便，找车非常困难，年底才回到成都复学。从被录取，到昆明参加译员训练班（班主任系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吴泽霖先生）期满，分配至美军十四航空队的伞兵队（教官是美军，伞兵是中国士兵）任口语翻译，前后仅仅四个月。他觉得，自己为抗日战争出力太少了。可是，哪里想得到，就由于这四个月，十年以后会带给他怎样的灾难……[梅祖成：康峻——参加抗战工作却被打成“美国特务”，转自五柳村文粹，http：//wuliucun.ycool.com/post.3707557.html]
几十年后，身为四川省保密局局长高位而退休的曾庆祥回忆同学聂森说：
齐大参加青年远征军的不多。聂森去了，齐大医学院他们那个年级十多个同学都参加了。后来从印度回来，本来要派往东北的，就在要上飞机前，他们集体开了小差。聂森回来转系，读社科系。解放后我们一起到西康，聂森在《西康日报》当记者，后到成都就一直在《四川日报》，前年去世。过去，他各方面都很好，业务也不错，可就是因为青年军的问题好长时间入不了党。四川日报党组织也曾找我调查。我中学、大学，后来在西康都与他一起。但我就不能证明他青年军的那段历史。[曾庆祥口述，岱峻专访，2006年11月1日，成都多子巷28号省委宿舍。]
当过盟军翻译的钱季光写道：
新中国建立后，我即回国参加了工作，在水利部当工程师。我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在抗战最紧最苦的时期，参军奔赴战场，打完仗后，又成了个穷学生。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文革”中红卫兵竟说我有“重大问题”，认为我曾在大战中得过什么美蒋的功勋最高的奖章，一再迫我交待，使我备受苦楚。[钱季光（钱淹同）《我当翻译前后》，燕京大学校友会编：《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刊》，197页。]
1949年渡海去到台湾的学生兵，命运也未必通达。同济大学教授杨宝琳博士曾效命于装甲兵战车工厂，在留德的蒋纬国将军麾下。凭着杨宝琳的学养、经历，人际关系，升高官、担重任，似在指掌之间。但其性情刚直，有志难申。后来竟遁迹空门，法号“释自渡”。上世纪70年代后，自渡法师曾驻锡台北华严莲舍，念经礼佛，弘法利生。耐人寻味的是，自渡法师常在传法的著述中套入工程力学公式，阐扬佛理。1980年代，释自渡法师在巴西圆寂。
2005年9月3日，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胡锦涛：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那些“青年从军运动”的参加者——如今无论是耄耋老人抑或是九泉之下，总算听到了执政党公正的定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