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惨叫（该说是惊叫）时，我们都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向蹲踞在毡包南线面对辽阔原野的吉里格，不知什么时候守候在门口，而且似乎等候一般把大黑脑袋紧凑着门槛。很久以来，它不吠叫了，有时无缘无故地低吼几声，嗓音浓浊，分辨不清它的心情。它闷声闷气就是一口，咬住了A刚刚迈出门槛的靴子。
我反应过来以后马上想到的是：A不会受伤。吉里格的牙齿已经全坏了，以前我也曾被它咬过一次，毡靴筒上只被它的牙嵌出几个小坑。但是，A似乎受了不可思议、无与伦比的巨大惊吓和摧残，他好像被咬漏了脑壳，那藏着已经很久的邪恶一下子泄了出来。
他抡起马棒打狗时，我的嘴角还残留着一点笑，额吉甚至还带着歉意地替他呵斥吉里格。“滚开！……你这疯狗！……打，狠狠地打！”额吉喊着。
但是，打狗的客一旦动了手，就不仅仅只想出一下气或挽回一点面子了。A打了几棒以后，发生了一个倏忽间的变化，他动怒了，决心要打个痛快，打出威风来。
我特别记牢了这个瞬间闪过的变化。这就是那种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的真实。A与我家住得太近了，他和我哥的往来太频繁了，草原上今冬阶级复查的风刮得太紧了，四下里议论我们这个包的时候那敌意太明显了。A并不是自动与我们住得这么近，草场是官们划分的。他和我哥并不是朋友，接触多只是因为住得近。他是无可争辩的贫牧成分，他犯不着让那股蔓延的敌意也沾上自己的身。我牢牢看清了他要抓住这个碴口与我家来一场矛盾纠纷，尤其今天是晴天，家里只有老太婆一个人。
一两分钟之后，A怒吼的词汇已经变成“杀”，他咆哮着：-定要杀了老狗吉里格。
他抡圆了马棒（乌珠穆沁的鞭子都有一截圆木棒，有些人则用长马棒当鞭子），疯狂地打狗了。吉里格看不清楚，所以躲闪很慢。棒子重重打在老狗的肉体上，发出噗噗的钝声，狗看不见，便不躲闪，我听见它喉咙里咕噜噜地低声吼着，声音又粗又重。
第二次我遇见那位伊朗小伙子时，他是单独一个人。涩谷狗像前人很多，日本学生们正等着黄昏降临，然后去寻欢作乐。我和他谈到12伊玛目，谈到中国境内的塔吉克。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完成了朝觐的哈智，他对此很自豪。我问他是住在城里还是乡下，他说现在住在德黑兰，小时候在乡下放羊。
说着放羊的时候，我们都瞟了一眼那条铜狗，谁也没有说什么。
还扯到女人，伊朗人在日本都是单身打工，不带家属。不管合法的工或是黑工，他们的目标是挣上一笔钱就走，谁也不与这个国家过多纠缠。这一点与中国人非常不同。伊朗人只要日本人的钱，他们要做伊朗人；而中国人没有这么简单的原则。他反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女人在日本。“她们都坐上出租车了吧？”他问。
我们都笑了。这是个挺惟妙惟肖的描写，虽然有点尖刻。但是笑了一下就作罢了，我和他都心神不定。半晌，他说他要回伊朗去。
我问：工作没有了？
他凝视着我，点点头，接着又说道：“没有房子住。”
我无法回答一个字。劳动力缺乏的东京，自由租赁房子的东京，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谁也不说、谁都清楚的是人对人的歧视。一个岛国居然歧视诸如波斯、中华那样大的古国，我们也曾奇怪和不解，但世界就是这样。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位伊朗青年。我俩没有去说不愉快的事，我不愿追问他怎样被不动产商人拒绝租房，也没有追问他怎么找不到工。我俩能找着快乐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在彼时彼刻，在那群男女包括那条铜狗中间，我们俩之间的平等和尊重是真挚的，没有染上一星肮脏的歧视病。
那天分手时，我觉得铜狗是虚伪的，狗的雕像不应该如此，因为忠实的狗遵循的是一种人类学不会的原则。但是关于怎样塑立一个狗的塑像，那天我没有想清楚。
身躯高大魁伟的伊朗--波斯小伙子消失了。我和他的邂逅已经结束。在灯光闪烁的涩谷，他的背影非常俊美。这美消失了，但是没有被歧视人的世道玷污。回到他动荡而贫穷的故乡以后，他要负起沉重的生活。但那生活毕竟不会这么压迫心灵，我想着不禁为他松了一口气。
伊朗人的思想是正确的。忍受妻儿分离的苦楚，挣他一笔钱便一去不回。不留下一丝一毫的情感和企望给他们，一切都寄托给自己的、像人一样的生活。高原的牧羊犬和美丽纯洁的波斯女人在等待着，在离开之前确实无需回顾。
他根本没有再看那铜狗一眼。他住在都市但生于牧羊人之家，我猜他一定也曾养过几条出色的好狗。在我和他之间这种似有似无的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提起铜狗一个字。或许，他只是视那条狗为一块铜，一个装饰，一个符号，一个形状，他内心深处根本没有认为那也算一条狗。
勃然大怒、复苏了体内对我家的蔑视的A，可能不再认为吉里格是一条狗。衰弱的吉里格已经不会躲了，一动不动地立直身子，低垂着黑毛茸茸的大脑袋。马棒打在它的背上，打得它一晃一晃，但是它不会躲，不逃开。它浊哑地呼呼吼着，那声音--后来我久久回味过，但至今我不能讲明那声音里充斥着的，究竟是愤怒、绝望、抗议，还是轻蔑。而A愈打愈轻狂、愈打愈滋长了欺负人、侮辱人的快意。“杀了它！杀！杀！”他单调地骂着，充血的眼里闪着罕见的凶光。
不知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和转变的。A从吃惊（也可能还有疼痛）到发怒打狗，再到决心杀狗欺主--其实是杀狗斗主，他要制造与我家决裂的斗争--，仅在一两分钟之间就完成了。同时，在同样的瞬间里，额吉也从吃惊、道歉、呵斥吉里格，而突然地转变为要救吉里格的命。
白发苍苍的额吉死死扑在吉里格身上，把狗压倒，用身体护住了狗。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简直不能想象，她居然会有这样的举动。
A无法下手了。他举着马棒，围着额吉转着，寻找能下手打到狗的缝隙。但额吉拼死地伏在地上，掩护着吉里格，A被瓦解了，虽然他还在骂骂咧咧--这是他这一类蒙古人的伎俩。他显然被震惊了，但他还要掩饰，他不知如何收场才好，所以只好尽着一张臭嘴唇不停地动。
我看见，侧面山岗上，笔直地冲下来一骑马。阿洛华哥发现了家门口的动静，他赶回来了。那匹马笔直地冲下陡坡，溅着一条垂直的雪雾。
这就是我，刚满20岁时的我目击的一次打狗欺主。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对人的欺侮。那时我没有懂得这种罪恶源于歧视，我更不可能想象当时我认为已经被压迫得气闷的牧民，在未来也可能去歧视别人。
这件事刀刻一般留在了我的心上。不论岁月怎样淘涮，直至今天我无法忘记它。也许，连我自己也感到古怪的、关于我和那位蒙古老人之间的感情，全是因为这个基础。有朝一日，倘若她的后代远离了那种立场和地位，或者说倘若他们也朝着更低浅、更穷的人举起马棒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的一切就将断绝干净。
阿洛华哥马到门前，为A造成了下台阶的机会。他不用尴尬地对着一个褴褛的老太婆举着马棒了，但是他可以同儿子继续斗。
我没有介入。我哥的窝囊脾性早叫我烦透了。他是绝不敢一斧子、哪怕是一鞭子抡向A的。隐隐伴随了他多年的低下地位造成的软弱，使他也练就了一副嘴皮子。他只敢说，绝不敢动--两个汉子吵了个天翻地覆，吵到太阳下山，A累得回了家，但是不仅没有惩罚也没有决裂，一个月后A又恬不知耻地常来常往了。
A来串营子时，不敢用头往包门里钻，而是用屁股拱开门，倒着进包。我看见他就恶心，不过，这种人太多了，我后来也就司空见惯。
其实吉里格睬也不睬他。吉里格对A如鲁迅所说，采取的是最彻底的蔑视。A以后每次来串包，都换不来一声狗叫。吉里格远远蹲在包正南方的草地上，正襟危坐，凝视着茫茫的草原。
吉里格终于衰老得到了那一天。
那是后来，有一次，它摇摇晃晃地觅食。那天太阳照得很暖。后来它晃荡回南面那片草地上，卧了下来。吉里格晚年的日子大致天天如此，在阳光下昏睡，因此谁也没有留心。
次日，它还卧在那儿。
再过了一天，它仍然卧着不动。我询问地望望额吉，额吉没有说什么。吉里格那身漆黑的毛被风吹拂得掀动，我无法猜测它在做什么。
吉里格就这样，渐渐地溶化在我们家南方的草地上。黑毛皮溶蚀了，变得浅谈模糊。我们仍然不去惊动它。最后，应该说它消失了，那正南方草地上只剩下一个架影，像一丛芨芨草，像一个黑黝黝的土包。
翌年那儿真的出现了一个土堆，上面密集地长着意草。那一丛草比平地高出一具狗身，永远地留在了我驻过青春的营盘上。
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我骑马走过那里，眺望旧营盘时，总是能清清楚楚地望见那一丛草。
写这么一个平淡的狗故事当然不合时宜。不过我早就决心写写这件事。时宜是否引人堕落我不关心，但是一个新秩序正在这个世界上形成，流行的时宜也许使人忘记这秩序可能压迫自己，因为它公开打着歧视的旗帜。
这一切方兴末艾。再写下去人会说这是故作危言。共鸣的消失，再次证明着人的变与不变。离开那条铜狗的伊朗小伙子，离开那条铜狗的我，都迎着生存、孤立、正义几个壁立的巨大质问。但是我们失去了人的参照却仍拥有狗的参照，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制造出有美的生存方式。
无论处在怎样的时代，人类中的美从没有中绝。狗通人性，正因此狗才那样动人地追随，那样始终不渝。
199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