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名片一物，是从一九八○年初次出国开始的，在国内看见社会上流行名片，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不用说，流入的名片非常多。我曾经见过一个老人帮助儿子整理名片，边整理边感慨：这是财富啊--因些我也确实曾经信以为真，多少年来无论怎样处置垃圾，总是收藏着那巨量的名片。后来，实在是不胜其负担了，我淘汰了一批。再过了些时间，又淘汰了一批。至此次回国之前，我注意到自己对名片的行为仅仅是“淘汰”，扔掉了一批又一批自认为不再有缘的人的地址，扔掉了一批又一批实在想不起来他们是谁的名片；但重要的是留下了记着的、重视的另一部分。这种做法，在哲学上可能是一种“希望”，在社会学上可能是一种恐惧--人收存名片，也许基于一种求助的心理。单独的人总有一分软弱，总觉得有那么多经过满面春风，经过相见有缘，经过相当长的交往和合作而认识的人存在，自己会在为难时获得支撑。淘汰中的心理更微妙，准确性是变移的，潜在的主导因素是对缘分的判断，以及对自己力量的判断。已经无法回忆我是否淘汰掉了真正的朋友，从而也真的失去了哪些朋友了。然而大致上说来，淘汰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准确性，因为多少年来的事实证明：真正的朋友大多不印名片，比如甘肃宁夏的回族农民们。反之，世界上用名片的多是老外，而他们的名片上往往也只有一个假名字--北美老外惯于起一个中国汉名，那仅仅是便于他们在中国活动的一个符号，这种“李亚模”“魏颂华”之类印象会欺骗你，你很难凭这种印象在他或她的老家找到本人。
这些都是一般的、没有什么意思的知识。
有意思的、充满快感的体验，是撕名片。大撕特撕，一纸篓一纸篓地扔，撕光扔净，把自己与他们之间残存的瓜葛连同自己软弱的希望一阵快刀斩乱麻消灭干净，是人生一大快事。这个愉快的体验，是在我一九九二年秋离开国际世界返回动荡的中国前夕，突然之间实现的。
撕名片的方法之首要原则，是不要对不义的世界再存任何一丝幻想。
应该承认自己的幻想，以及求冀于人的念头太多。世界像一个顺坡往下滑的球，这个坡就是体制。坐在这个球上的人类中，很少有骨血中反抗体制的、不顾生存求完美的人，除了底层，但底层民众不印名片。你身不在底层又心在底层，那么就不应该向体制奢求--这道理浅显极了，但弄清楚它，却需要一场痛苦的磨难。
一九八九年冬，我由于这种幻想、软弱和奢求，开始了两年之久的流浪。由于那个欺骗人的希望，人站到了忍受和规避的刃口上，站到了孤注一掷或者委屈求活的选择的矛盾中。
两年，没有比这更长的两年了。人能有机会处于一种逆旅时，才可能靠近艺术。伪的艺术（不用说文学这种技能性很差的粗糙艺术）只有在艰难和困境中，才会从艺术的壳部剥落。残存下来的人因为不甘于屈服，尝到的滋味会很辣，但他们在考验中开始一步步向艺术家靠拢了。
这时你是孤立无援的。首先离开你的，是那些企图寄生于你的人们。他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不惜卖身卖命只图从你身上分一份利益和名誉--此刻他们要走了，或者是静悄悄地，或者是反目为仇地，总之他们走得很坚决，正像他们来得很热烈一样。
撕这样的名片很容易。你保留这些名片其实毫无用处：从来是他们追上门来，用不着你写信；也从来是他们纠缠，而你并无求于他们。你曾经天真地珍惜过，你错以为他们真是同道，你完全没有必要地给这些吸血鬼也留了一点温情。现在他们在患难中撕下了一切面具，跺脚，忿忿地吃了亏一般也要走了，而你能够做的，不过是快快撕了他们那肮脏的名字，并且快快忘掉他们的吮吸、偷窃同名的名字。撕这种名片时要忍住恶心；撕时要克服的是真诚的孪生品质：柔软和惊奇。但这并不难，人在锻炼中会突然变得坚决，残酷一般的坚决。转眼间那些撕碎的纸片扔进了垃圾堆，转眼间被强塞入的印象便开始褪色。很快你忘记了他们，忘得像撕过名片后又洗过的手一样。
他们不配被人记忆。经历过这一次，你的大脑也强健了。你忘掉了他们，脑海中凸现出来的，是纯洁得多的群像。
撕名片一事并不是指上述的内容。我说的是另外的人，他们与你的关系反映着大一些的命题。这是第二批；还远不到本质。因此要回忆得平静而简略，原来写散文也有如同写小说那样的烦人过程，我已经感到最核心那一部分给我的压迫，但我非得按部就班。
这是一些与你的历史发生过密切关系的人。可以叫旧日的友人们。从你刚刚步入青春，步入这条很特殊的小道以来，你一面与社会对峙一面结交了各种朋友。
那结交曾是真诚的。有过彻夜的长谈，有过篝火的照耀灼烤。有忘情的欢唱和痛饮。在一些政治式的时期，你们有过一种战友的关系。甚至有过模拟先烈的、多少危险的考验关头。有一些人生阶段，你们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把逆旅变成了光荣的回忆。
我至今仍然按捺不住惊愕。我不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那友谊就淡然消褪而且终于荡然无存了。回忆太鲜烈了。你对他们的怀念太重了，因此痛苦的自责便无从解脱。是不是背离友谊的就是你呢？是不是该被人撕掉忘掉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一个人呢？为什么只有和你的友谊这样难以保存呢？即使今天，即便此刻，被人不快地、反感地忆起的，难道不是你吗？
然而，人们需要友情仅仅是此。至少，我需要支援仅仅在此刻。
以往我为这种个别劲儿，为这种特殊性不安，而今天不同了。
今天我重视自己的特殊性。背靠着“哲合忍耶”--我开始急速地自尊。这是我要求中国文化接受的一个外来语借词，尽管它诞生于中国母体之中。人们向中国输入了那么多外来语，那些都是世界体制的渊薮--盎格鲁·撒克逊的货色；而我输入的是一种烈性的血，是一种义，是一种信，是一种判逆和坚守的素质。同时，它也是以本质的“友”。
我愿意责备自己以这种“友”的尺度苛求每一个友人。但我别无选择。极端作为正义的绝望嘶吼时，人无权谴责它。
在与哲合忍耶回民结合战斗的日子里，我敏感地明白了与旧日友人的分歧。友谊若没有信仰为支撑，那友谊确实不是钢。
撕掉这些名片时，心感到了些微的疼痛。若不是在遥远的黄土高原有无数哲合忍耶人民在温暖着我，这疼痛会严重地干扰我。
但是在事实上我们已经分手。或者说，结论是我们已经立场不同。那么，感觉到残生短促的我没有余裕伤感一番了--我静静地撕碎了这些珍存的名片，包括手抄的住址录，然后转过身来。
这场撕，如同一场手术。我也许失去了重要的肉躯的一部分，但我的精神集中了，我感到自己轻装地进入了战斗的状态。
撕碎的名片像雪花一样飞散了，像一场虚构的雪。我觉得怅然，但更觉得干净。那真正的大雪，那启示和神秘的雪，已经在空中密集地酝酿了。
最后是谁轮到呢？我犹豫，我很难写出这种真实。若是没有真正的逆旅，若是没有远托异邦举目无亲，若是没有濒于绝境的切肤体验，我无法写得如此残酷。
在世俗的、日复一日的普通生活中，有一两个人向你伸出了手。以往你一直只是个被娇惯得骄傲的孩子，水淹得快要没顶时，其实你是软弱至极的，这种伸来的手像救命稻草，你死死地攀住了它。从此没有机会再讲清溺水的缘由，也没有机会再放任自己的本性--所谓恩，偕来的是难言的羞耻。扶助者的高尚与否是另外的事，然而你在感觉施恩者的负担时，就悄悄地开始准备这个告别。比一切更重要的是形象，谁都必须做一个独立的人，承担自己的一切。
在亲切的告别之后，他的名片握在你的掌心。从此应该是天涯互远，从此更要走完全相异的道路。撕到此刻，名片不是纸而是自己胸膛深处的一片带血的心叶。风吹走了它们，也挟带走了对友人的依赖。道路在冬季的寒风中肃穆地伸展着，等着你。
还有女人。爱情是那么不准确的概念。当时那样的热烈，那样的真挚，如今也都冷却了下来。
这不是纸印的名片，是人最宝贵的一部分生命。而生命是会衰老的，女人的爱也许也是这样。人是无需向自己的内心掩饰的，这一天迟早要来--无论你或她都清楚。
此时不像是用手撕碎一片纸，而像火苗慢慢舐着自己的皮肉。缓缓的灼痛那么清晰，哀伤在火焰中显得平静，在久久的疼痛后，一切都失去了，只有一些黑烬般的疤痕留在心里。
这样决绝的做法会遭到异议。谁都不会赞同你。只是你的本性，你的灵魂在要求你这样做。丈夫生不能顶天立地，至少不能仰人鼻息，累人不已！决绝是为了烧毁自己的后路，是为了使自己回到原初，决绝之后，纯洁的可能才会再次为你出现。
--你只顾这样想着，把两手的碎片朝天空扬去。它们飞舞如雪片，虚幻的雪从此不会再降下。你赤裸着肉躯，胸前没有一片箔叶护心，走向了坚硬而空旷的大路。
实践了如此的思路以后，使用了这种撕名片的方法以后，我感到了再生。
不仅是哲学术语，如今的再生是真实而亲切的。生存中再没有不纠缠的枝蔓杂草，在一场场北中国神奇的大雪中，凸现出来清晰起来的朋友，他、她、他们，都是具有价值的大写的人。抬起腿来，动起手来，我们如今做的每一件琐碎的小事，如今都与一种不灭的意义相关连。
人也许不应该学习这样的方法。如今的世相和公论都不会赞同我。这是很清楚的，不仅人们不会赞同，而且会反感。
但是，对一些人或一些民族，一些处于关口前的国家，对一种思想来说，这种方法是必须的。大破大立，只有扬弃才能获得真的东西。我大力推销这个撕名片的方法，为的是快快让稀粥沉淀，快快让汤水分开。如果有一天我们有了鲜明对立分庭抗礼，而且都对自家的信念真挚的许许多多的思想和艺术支派，而不是只有一锅人云亦云、察言观色、应时流行的稀粥，那么曙光就出现了，希望就可见了。
199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