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武则天的宰相班子里，除了狄仁杰外，还有娄师德、武三思、武攸宁、苏味道等人。娄师德这时候已经去甘肃当军区首长了，实际上不在洛阳。剩下的人中，苏味道在总结为官经验时，手摸床棱，对弟子们说：“遇事不要决断明白，就像这样，摸棱以持两端即可。”不给出明确答案，可进可退。因为这，中国词语宝库中又多了个成语——模棱两可。
苏味道也“光荣”地被人称为“苏模棱”，虽然苏味道的官场哲学也是处世圣经，但这不是狄仁杰愿意看到的。狄仁杰也可以模棱两可，但他不会像苏味道这样胆小怕事，他是个好斗的人，而且是很讲究斗争艺术的人。
武三思和武攸宁就不用说了，完全是俩糨糊脑袋，如果不是因为跟武则天是亲戚，他俩绝不可能进入公务员行列。而且两人不具备一丝羞耻心，只知倚仗武则天这棵大树，专横跋扈，弄权害人，时人的评价是：“武三思这人帅倒是蛮帅，但心机很重，而且残忍，喜欢搞朋党，盯的是武则天屁股下的椅子。”
看看，宰相班子里就是一些这样嘴脸的人，狄仁杰想要扶李显上位，就不得不另觅人选，而姚崇，是很合适的一位。姚崇的能力，武则天是亲眼见过的，对于狄仁杰的提议，她没有异议。很快，姚崇上位。
司马光在自己的名著《资治通鉴》中，把姚崇说成是狄仁杰的门生。从年龄上看，狄仁杰大了姚崇20岁，又是他入相的引荐人，按照封建社会的传统，狄仁杰就应该是姚崇的座师，但是很奇怪的是，二人有没有师生关系，任何典籍都没有明说。
这就是狄仁杰的精明之处，从来不会把关系挑明，也不会给人留下他与姚崇交往过密的把柄。狄仁杰公开说过，他推荐人才，是为国举贤，跟私人感情扯不上关系。在官场中沉浮这么多年，狄仁杰已经很会玩障眼法，关系一定要放在暗处，绝不能给人落下你在结朋党的口实。
对于朋党的问题，唐朝中后期的唐宪宗和总理李绛有过一番精彩的对话，唐宪宗问：“听说大臣之间结党的情况很严重啊，这是为什么呢？”李绛回答说：“自古以来，君上最反感的就是大臣之间结成朋党，因此，小人要陷害君子的话，一定会诬蔑对方是朋党。为什么呢？因为 朋党这种情况，听上去让人觉得十分可恶，但认真考察又找不到什么实据，所以他们也就乐得信口开河。东汉末年，只要是名声还过得去的，宦官们都诬陷他们是‘党人’，全部抓起来关进监狱里面，结果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因此所谓朋党，实际上是小人诬陷正派人而妄加的一种罪名。”
另一位著名的宰相裴度也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和君子，小人和小人，各有各的志趣，自然就会有各不相同的结合。在君子这一面，可以叫作同德，只有小人们才能被称为同党。表面看上去差不多，实际上往内里深究，差别大了去了。”
后来，欧阳修从这些著名的言论中吸收了营养，写成了名扬天下的《朋党论》。
武则天一朝，小人不少，武氏子弟和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都两眼大睁，盯着狄仁杰。虽然他本身行得正，站得直，但也绝不能跟自己人把关系挑得太明，朋党这罪名不是闹着玩的，一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所以，最恰当的做法是：把关系放在暗处。不给小人把柄，自己也就清闲了。
西汉著名酷吏张汤之子张安世也是如此，张安世当时的职位是国策顾问（光禄大夫），举贤荐能可以说是张安世的职责，但是张安世却从来不让他举荐的人知道自己升官是他帮忙搞定的。
有个立了大功却没有升官的郎官，在张安世面前请功，张安世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足下立了大功，明主自然知道，何必自夸呢？”不久这个郎官就得到了升迁，却始终不知道是由张安世推荐的。当有些被推荐者知道内情后，去张安世府上致谢，张安世总是闭门不出，而且从此拒绝与这个人再来往，以免给人造成结党营私之嫌。狄仁杰走的，就是张安世的路子。
推荐姚崇是狄仁杰的开始，但仅有一个姚崇还不够，李唐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在寻找接班人的道路上，狄仁杰还不会收手。
烧冷灶
在中国北方，居民常用泥土垒一个外方内凹的平台，凹陷处放一口锅，这就是北方人煮饭用的灶台。冷灶呢，就是长时间不烧的大锅，这种锅要烧起来很费时间，而且越冷会越难烧。
烧冷灶除了原本的意思之外，还有两个引申义。
一是赌博术语，比喻把赌注押在冷门上。《官场现形记》载：“还有些不相信宝路的，亦有专押老宝的，亦有烧惯冷灶的，亦有专赶热门的：于是么、三、四门亦押了不少。”说的就是这个。
烧冷灶的第二个意思则是官场术语，指挖掘那些还没有得势，或者已经失势，但仍有反弹机会的官员。《孽海花》载：“况且朝廷不日要考御史，听说潘、龚两尚书都要劝纯客去考。纯客一到台谏，必然是个铁中铮铮，我们要想在这个所在做点事业，台谏的声气总要联络通灵方好，岂可不烧烧冷灶呢？”
在古代的官场中，烧冷灶可谓是剑走偏锋之举，也是一种风险投资。烧冷灶的优势是，只要你眼光毒，认准了这个人能干大事，那你日后就要么跟着得势，要么让其完成你的意志，是赢面之局。
狄仁杰找到张柬之，就是一个烧冷灶之举。武则天见狄仁杰年老体衰，病魔常袭，生怕这位国老离他而去，于是让其推荐合适的宰相人选。在茫茫人海中，狄仁杰将张柬之挑了出来。
张柬之也是个比较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年轻时进入国立大学，成为太学生，广泛涉猎经史书籍，尤其喜欢《三礼》之学。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子祭酒）令狐德棻曾经非常看重他。
按理说，得到令狐德棻的赏识，张柬之的仕途之路当会相当顺利。谁知道，接下来张柬之却捅了一个娄子。当时武则天还没爬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还在宫内跟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萧淑妃失败后，其子许王李素节被贬到申州（今河南信阳南）任市长（刺史）。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又下旨命李素节不得入朝。李素节写了篇《忠孝论》为自己辩解，作为许王府幕僚的张柬之将这篇文章送给了唐高宗。
这篇文章让武则天瞅见了，大不高兴，诬称李素节贪赃枉法，再加贬黜，安置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张柬之捅了娄子，不得已回到了襄阳老家，在这儿一待，就待到了63岁。
垂拱三年（687年），张柬之参加国家人事考评，终于得了个县令的位置。县长这种芝麻大点的官，显然不能让张柬之完全施展才华。两年的工夫，他已经等不及任满迁官了。幸好，武则天大开制举，给他打开了方便之门。
制举对考试的人没有特殊要求，无论白身，还是前资官，甚至现任官都可以参加，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唯一要求是要有品官的推荐保举。张柬之的父亲有位故友李行廉在中央任职，靠着李行廉的帮忙，张柬之顺利地参加了制举考试。
张柬之应贤良方正科，在千名考生中，成绩第一。武则天授其为纪律监察部门官员（监察御史），这时候张柬之已经70岁了。
张柬之满以为老天也该照顾他一下了吧。谁知，老天爷继续跟他开玩笑，在武则天处理与默啜的关系上，张柬之一不小心得罪了女皇，又从中央被踢到了地方，成为荆州（今湖北荆州）长史。直到张柬之75岁的时候，老天爷才似乎想起了这个被自己一直玩弄的老头。
武则天想任命新宰相，找狄仁杰来商量，问他：“朕要找一个好汉任使，国老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狄仁杰：“干吗的？”
武则天：“用为将相。”
狄仁杰：“臣知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但有宰相之资，且此人久不得陛下恩遇，如果擢用他，他必定会尽心竭力报效国家。”
人选出乎武则天的意料，不是名人，也不是京官，而是年老的地方官张柬之。狄仁杰适时地烧了一把冷灶。
对于这个冷门人选，武则天一开始并没把他放在宰相位置上，为了给狄仁杰面子，给了张柬之一个洛州（今洛阳）司马的头衔。
过了些日子，武则天又找狄仁杰推荐宰相人才，狄仁杰再次出乎武则天意料地说：“臣上次推荐的张柬之，陛下好像还没用吧，怎么又要臣荐才呢？”
武则天有点尴尬，勉强说道：“朕已经升他的官了。”
狄仁杰坚持说：“臣所推荐的是宰相才，不是去地方上发挥余热的，怎么能说已经任用了呢？”
武则天拗不过狄仁杰，于是将张柬之升为司法部副部长（秋官侍郎）。张柬之到了实现自己使命的位置（虽然时机还不成熟），这个使命，是狄仁杰推荐张柬之的重要原因。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曾说：“故狄公与张柬之，皆有古大臣之贞焉，故志相输，信相孚也。”也就是说狄仁杰与张柬之有共同的志向，能够互相信任。
张柬之在从荆州长史调任洛州司马期间，杨元琰曾代他担任长史之职，二人在进行工作交接时，曾一同泛舟于大江之上。二人划到江中没人的地方时，谈起了武则天革命，以及武则天以周代唐的事，杨元琰愤愤不平，张柬之也持有同感。从这里可以看出，张柬之对武则天不满已久，他是想匡复唐室的。
狄仁杰洞若观火，把张柬之看成是自己同类。早年张柬之担任中央秘书（中书舍人），负责诏书的起草工作和审议表章，而狄仁杰任职宰相，从职责上来讲，两人应该经常接触，大概就是在这时，狄仁杰从张柬之身上嗅到了匡复唐室的味道。
其时，“二张”深受武则天宠爱，出入宫禁，权倾一时。诸武及其党人纷纷结交“二张”，共求富贵。谁都知道他们勾结在一起能干出什么“好事”。狄仁杰此时年迈不堪繁务，他只有荐引贤才，把那些倾心李氏的人纷纷拉入朝堂，凝聚成一股力量，以便在武则天死后，能反制住诸武及“二张”，保证太子顺利即位，不要再生波澜。
冷灶就是这样烧上的。
烧冷灶的关键点是找对人，或许有人会说，只要是那些没有得势的或失势的就全是冷灶。但是，谁又敢保证，那些没有得势的不是半瓶子醋，那些失势的不会一蹶不振呢？
因此烧冷灶考验的是眼光。
狄仁杰的冷灶烧得好不好，目前还看不出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张柬之会坚定不移地按照狄仁杰的既定路线走下去。不仅是张柬之，还包括其他一些人。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貌合心不合，同僚不同心，这是历代官场上人际关系的最大弊端。同为一朝之臣，聚首在朝堂，就会有敌意，一个个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啃了我，这期间也许有些作风不同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权力之争。
荀子把大臣分为忍臣（佞臣）、篡臣、功臣、圣臣四种。西汉的刘向更是把大臣分为六正、六邪十二个品种。其实按照一般人的意见，主要还是分为忠正、奸邪以及依违于二者之间的不忠不奸、亦忠亦奸的中间派这三大类。彼此志趣不同的话，是很难合作的。而狄仁杰推荐的人的共同点就是，有相同的志趣，他构建起来的这个组织是同心的，而且绝无异类。
狄仁杰推荐的人，还有桓彦范、敬晖、袁恕己等人，这些人日后的表现说明，他们都是名臣，狄仁杰没有看走眼。
桓彦范的身份也是官二代，年轻时依靠关系成了禁军将领（右翊卫），从此走上仕途。据载，桓彦范小时虽然斯文，但却喜欢结交侠客，豪爽而不拘小节。为此，狄仁杰相当赏识桓彦范。圣历元年（698年），桓彦范还在司卫寺担任秘书（主簿）时，狄仁杰对他特别照顾，而且提拔他做了纪律监察部门官员（监察御史）。
狄仁杰没有看错桓彦范，此人虽心机不深，但是敢斗。而且，桓彦范也是个拥李派。桓彦范曾经上表将光宅元年（684年）以来的罪人，除徐敬业、李贞、李冲等罪大恶极的之外，全部昭雪。武则天最终答应了这个请求，尽管武则天是被动的，但也说明了武则天有把政权和平过渡给李家子弟的意思，桓彦范在这儿功不可没。
敬晖前面已经交代过，在卫州干得很出色，得到了狄仁杰的赏识，将其推荐到朝中，成了国防部副部长（夏官侍郎）。敬晖敢作敢为，带兵有方，是个人才，一旦朝中有变故，手握军权的他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关于袁恕己，史书记载很少，他和狄仁杰是怎么认识的，找不到史实根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袁恕己此人必然在某些方面得到了狄仁杰的赏识，不然狄仁杰也不可能把袁恕己拉进自己的“组织”。
狄仁杰推荐的除了以上几人外，还有前面提到的狄光嗣、姚崇等人，之后都成了那场惊天动地大政变的主要人物。在权力运行的任何一个阶段，组织力量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旦成为孤家寡人或者独夫民贼，权力的丧失也就为期不远了。狄仁杰能将这些同心同德的人扭在一起，确实能力非凡。
楚汉相争时，刘邦逼得西楚霸王项羽在乌江自刎后，自己成为中原之主。建立汉朝以后，刘邦在洛阳请客吃饭，席上，刘邦问道：“今日设宴，各位列侯将领不用隐瞒我什么，都说说自己的真实看法吧。我夺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项羽失去天下的原因又是什么？”
高起、王陵短暂思考后回答说：“陛下性情随便，而且爱羞辱人，但是陛下使人攻占城池夺取土地，打下的城池土地就会封给有功的人，和天下人共同享受利益；项羽虽然仁慈而且爱护人，但嫉妒有才能的人，有功劳的就杀害他们，有才干的就怀疑他们，打了胜仗却不给人记功，夺得土地却不给人好处，这就是他失天下的原因。”
刘邦摇摇头，说：“你们两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论运用计谋策略，我不如张良；论镇守国家，安抚百姓，我不如萧何；论组织指挥百万大军，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的豪杰。我虽不才，但是我善于使用他们，而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就是我得到天下的原因。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给予他足够的信任和重用，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应该说，刘邦道出了他夺权成功的真谛。他是一个善于组织一切力量为己所用的人。正是张良、萧何、韩信这“三驾马车”，把刘邦扶上了皇帝的宝座。用现代军事组织的话来说，张良是总参谋长，萧何是总后勤部长，韩信是总司令，这是任何大规模夺权斗争中必不可少的三种力量。
狄仁杰凝聚起来的这股力量，比之刘邦毫不逊色，若干日子后，他们也将掀起一股滔天巨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