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沈从文的缘故，西城达子营空前的热闹起来，一家人正用早餐时，就有人敲门了。
进来的是一位穿件蓝布长衫略显瘦弱的青年，张兆和让九妹看着龙朱，自己前去开门，待青年进屋，沈从文已经放下碗，微笑着对青年说：“王西彦，这么早！坐下吃点。”
九妹便拿来个碗要给客人舀稀饭拿馒头，青年连忙摆手说：“吃过了。我刚写了篇稿子想给先生看看。”
“这么勤快。”沈从文说着起身，带了王西彦去书房。
外面又有人敲门，这回不等张兆和去，九妹满脸带笑地早跑到门边。她双手把门打开，看见果然是刘祖春，便极温和地说：“你来啦，先吃点东西吧。”
刘祖春看一眼九妹，脸儿兴奋得红红的，笑了笑又忙把目光转向在一旁吃早餐的张兆和与张充和，十分友好地点点头。
早在湘西时，在沈家看到过九妹那张与丁玲合影照片的刘祖春，就暗暗地为自己家乡的女子这般的美丽称奇，到了北京，见到九妹，更是心向往之。
九妹已经大了，这年足足二十三岁，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张兆和刚嫁沈从文不久，就费了一番心思把九妹介绍给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任教的夏云（夏斧心），只可惜二人交往了几次之后，这心理学的教师终没能让九妹动心，俩人的关系终是不了了之。
作为嫂子，张兆和自然还要为九妹操心，正好刘祖春来了。因为沈从文的那份善心，他有幸到了北京后就一直往沈家的28号院钻，固然是贪恋沈家宁静和谐的气氛，对九妹的爱意渐渐就成了主要原因。
沈从文和张兆和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对这个虽然穷困却非常聪慧向上的青年充满好感，都十分乐意来成全他二人的好事。在几个月前春天时的一个美丽黄昏，沈从文一家曾带上刘祖春去中山公园散步。
“大家一起在回廊上坐了一会儿，沈从文与张兆和就借故走开了，把九妹和刘祖春单独留下。两个羞涩的年轻人在黑暗中谁也不肯先说话，这时一些游客嘻嘻哈哈走过来，他们急忙跑开了。”
这次因为游客的缘故他们跑开了，从此却把心连在一起了，双方虽然都不挑明，心里却都有了一份默契和一份思念对方的甜蜜。十多年后，做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刘祖春回忆与九妹初次相见时的情形，仍一往情深地说：
“我第一次去沈家，从文的妹妹沈岳萌从东屋晚出来一步，掀开门帘，站在那里微笑，看着我这个刚从家乡才到北京的同乡年轻人，我的心扑通直跳……后来每到周末必去沈家，作陪的总是九妹。她喜欢听我和沈从文谈话，有时自己也发表意见，每次我听着都很温馨。”
跟沈从文一样最喜欢成人之美的张兆和，曾多次劝九妹把与刘祖春的事给定下来，九妹虽然点头，却总是没有结果，这一次张兆和想再给九妹个机会，对四妹充和一使眼神，俩人带了龙朱出门去散步。
院子里一时静了下来，偶尔传来书房里沈从文与王西彦的一两句并不清楚的谈话。九妹一双美丽的大眼望着刘祖春，似乎要说出什么时又一笑垂下头去。刘祖春明白九妹要说什么，更明白那话本来就该由自己来说，于是轻咳一声，为自己壮壮胆，准备开口。
就在这时候，又有人敲门，九妹满脸带笑地去把门打开，进来的是萧乾，没谈上两句，朱光潜、靳以、李健吾、卞之琳等也陆陆续续都来了。
沈从文1933年9月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后，九月二十三日第一期便问世，以后每周两期，都由他一人主编。因为要协助杨振声编小学教科书，自己又很想多写些东西，从1935年9月起，为扶持萧乾，就让他来与自己合编《文艺副刊》，每周出四期。到1936年4月，干脆由萧乾一人署名，沈从文只暗中参与编辑与组稿，作萧乾事实上的“顾问”。
因为沈从文的人脉，作家阵容实力十分雄厚，经常在该刊上发表作品的，既有“五四”时期就已经名满京城的朱自清、冰心、蹇先艾、废名、许钦文、王鲁彦、杨振声、周作人、冯至、凌叔华、俞平伯等，还有和沈从文差不多同时出名的巴金、张天翼、朱光潜、李健吾、陈梦家、老舍、林徽因、林庚、靳以等，再有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丽尼、陆蠡、沙汀、艾芜、萧乾、荒煤、严文井、田涛、王西彦、芦焚、方敬、陈敬容、辛笛、孙毓棠、高植等，其中，左翼作家与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结果，沈从文在北平的寓所，就成了作家往来聚会的一个会堂。常来的还有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文学青年。
书房里，沈从文听到外面的声音，知道是有许多客人来了，便将已经看完的王西彦刚带来的稿子放在桌上说：“很好，我改改，转给《小公园》或《国闻周报》发出来。”
“感谢先生！”
“你写了不少了，编个集子如何？”沈以突然用征询的口气问。
这自然是年轻作者求之不得的事情，王西彦感激万分地望着沈从文，眼圈红红的。王西彦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夜宿集》，就这样由沈从文取了书名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后来，王西彦又写了不少农村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成为著名的小说家。
“沈从文特别留心那些出身寒微，眼下正在困境中挣扎的青年作者的稿件”，对于“这些青年作者的来稿，有出手不凡的，有略带疵瑕的，有质量稍差的，也有不适宜发表的。对那些略带瑕疵的，他便亲自动笔删削润色；质量稍差尚不宜在《文艺》周刊上刊发，便想方设法介绍给其他刊物；实在不得已需要退稿的，也尽可能给作者回信，情辞恳切地指陈作品的缺陷和改进的方法。”多年以后，王西颜教授无比动情地说。
当时，沈从文的精力非常旺盛，创作欲特强，他本拟续《边城》之后，继续写湘西小城人生的系列小说《十城记》——分别以王村、沅陵、保靖、洪江、辰溪、芷江等地为背景，终因为年轻作者改稿件，费去了许多时间，这事只能先放在心里等待机会。
除去把自己宝贵的时间无私地捐给那些出身寒微的文学青年，沈从文还常常为他们慷慨解囊，在生活上给予帮助。卞之琳自费出版第一个诗集时，就是沈从文提供资助的。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每月可从报社获取百元，这在现在来说也是月薪上万了。只是这些钱大部分被沈从文用于请作者吃饭，给青年作者预支稿酬上，致使沈从文常常是到处找人借钱，有一次竟然还找到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
“那天，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五哥便对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张充和后来曾如此回忆说，那时她已经考入北大，住进了学校公寓。
萧乾今天似乎是跟着刘祖春就进了达子营28号，因为他有个消息要报告给沈从文。
自从1933年5月丁玲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后，沈从文从青岛转到北平工作已两年多，他一直在挂念着失踪的老朋友丁玲。这年三月间，北平曾有家报纸突然刊登外地通讯，说丁玲已办了自首手续，住在西子湖边，生活自由安适，起居异常潇洒，常仆仆于沪宁之间，在作出洋的打算。
沈从文了解丁玲，坚信这消息“若非有意说谎”，也“是白日见鬼”。他拍案而起，撰写一篇题为《消息》的文章，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为丁玲辩诬，指斥这种报道“污及其人格”，是“造作一些无聊故事，糟蹋其人”，并愤怒质问“这种发稿人的心，真不知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
从这事上，萧乾看到了沈从文对丁玲的关心，终于从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高植和左恭那里，打听到了丁玲的确实下落：
她被软禁在南京中山门外的苜蓿园附近。
听了这个消息，沈从文沉默了。他原本以为丁玲已为国民党杀害，没想到她还活着。她这么个开朗活泼的人，被软禁这么长时间，真不好受啊！沈从文的心很痛，一个上午说不出几句话。待朋友都走后，他走进书房，拿出自己的《记丁玲女士》，目光停留在“跋”上。
我们皆不应该忘记，这两个作家，是中华民国党治独裁的政体下，因个人的政治思想与政府稍稍有些相左处，两年内失后突然宣告失踪的。他们虽生在有法律的国家中，却死于莫名其妙的境遇里。……那么，这件事应当归谁负责？
读者们，一个稍有生气的作家，在商人与政府两方面的摧残中，他们不是饿死便是杀死，这些现象在中国的今日是很平常自然的，你们先前不明白，现在想来也明白了。……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这个民族不甘灭亡”的努力，他们的希望，也只是“使你们不作奴隶”的希望。
沈从文一字一字地读着这些从自己生命中流出来的声音，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有什么用呢？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怜的丁玲还是被他们软禁着。天理，天理何在啊！
张兆和推门进来时，看到泪流满面的沈从文。她把手上的一盘饺子放在桌上，轻轻地来到他面前。他突然抱紧了她，她顺势搂着他的头。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一双泪眼望着她说：“我们去看看丁玲。”
张兆和点点头，极小心地替他擦去眼角上的泪珠。
沈从文有一些原约好的事情要做，当天晚上，赶紧把一篇“附记”赶写出来，这是早些时他亲自安排好要做的事情。后天，也就是1935年11月19日，《大公报·文艺副刊》要编发一期《徐志摩纪念特刊》，由沈从文亲自来写一篇“附记”。
写作时，想到徐志摩的种种好处，沈从文的眼眶又一次润湿湿的。在这篇“附记”中，他大声地倡议：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我们设立一个“徐志摩文学奖”吧！
当沈从文把一些紧要的事情处理得妥当了些时，已经是1936年初了，此时由于日本侵略者大肆入侵，华北的形势日益吃紧，沈从文决定去看丁玲时把龙朱送到苏州张家去暂避。夫妻俩在从北平去苏州，到达南京后便下车，由高植领路，到中山门外去看望丁玲。
他们是通过一番精心安排，趁国民党看管有所放松的机会去的，不但见到了正生着病面容憔悴的丁玲，还见到了当年沈从文陪着丁玲一道护送回湖南的胡也频的遗孤。沈从文抱着小祖林百感交集，大病中的丁玲却表现得非常淡定。
在长达三年的幽禁时间里，忌于进步人士舆论压力，国民党终是没有杀害她，但也不愿释放她，于是把她软禁起来，采取多种手段逼她自首，为国民党做事。
三年中，特务、叛徒们软硬兼施，恐吓利诱，使尽手段劝她投降。魔掌中的丁玲渴望自由，却更忠于自己的信仰，她宁死不屈。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要争取自由，争取脱离南京。时间可能会长一点，路途也会迂回曲折，但我的决心不会改变，我的愿望一定要实现。
这就是丁玲！重病中，她仍然坚持着，千方百计寻找地下党组织，坚信党不会忘记她。沈从文提出帮她去找教育部长王世杰想想办法，丁玲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沈从文只好抱着遗憾和伤感离开丁玲。
五十多年后，张兆和在回忆此事时说：“在沈从文返回北平后，我曾第二次到南京去看望过丁玲，并且给丁玲的孩子拍过一张照片，一直珍藏着。丁玲在去北平寻找党的关系时，也曾几次去看望过沈从文。”
当时的丁玲全部希望寄托在党组织上，沈从文在这方面对她不可能有直接帮助，心里一直非常不是滋味。没多久，丁玲便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帮助下找到了曹靖华，托曹靖华写信给鲁迅，请鲁迅帮她找到党的关系。
沈从文能替丁玲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让当时在南京铁道部工作的九妹沈岳萌给丁玲弄来一张往返北平的免费火车票。
1936年9月，丁玲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11月秘密到达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北保安县，1936年10月，丁玲经过一番辗转，终于来到延安。苏区来了名作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这些日理万机的大人物，一个个都放下手中的工作，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她。
在欢迎丁玲的大会上，看似平常的窑洞，里里外外都充满了光华。会后毛泽东问丁玲：
“愿做什么？”
“当红军！”
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好呀，还赶得上，还有最后一仗叫你打。”
几天后，丁玲随红一军团出发。1936年12月30日，丁玲因为她的作品，在军中接到毛泽东赠与的电文《临江仙》词：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当时的毛泽东，对这位颇有文学天才作家的厚望由此可见。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等职。
在红色的革命队伍中，丁玲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经常深入前线，用手中的一支笔，来反映红军、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很快创作发表了《彭德怀速写》《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等一批红色宣传作品。
才华横溢的丁玲，终于走上了一条红色的金光大道上，用她顶级的文学才华，为推翻一个旧政权服务。当她随红一军团出发，坚定地走上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道路时，在北京的沈从文，刚刚发表了他的《作家间需要一种运动》。
这篇文章与之前的《上海作家》《论“海派”》《关于“海派”》《禁书问题》等一脉相承而更加深入，表明了他深思后越来越坚持的一种文学观点。
在对文学作品的商业化、公式化、概念化等不健康现象提出批评后，随着思考的深入，沈从文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两件事：
第一是民国十五年（1926）后这个运动最先和上海商业资本结了缘，新文学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第二是时间稍后这个运动又与政治派别发生了关系，文学作家又成为在朝在野工具之一部。
对这两件事，他认为：“因此一来，如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值得令人乐观。可是细加分析，也就可看出一点堕落倾向。”
为什么说“与政治派别发生了关系”“可看出一点堕落倾向”呢？
作家以“一个清明合用的脑子”和“一支能够自由运用的笔”来独立思索和写作，写出一些面目各异的作品，这“应当在作家间成为一个创作的基本信条”。沈从文是这样认为的。
很明显，沈从文的“基本信条”，与丁玲正在走的文艺服务于政治的路，是越来越远了。一个直接地为当前的红色政权服务，一个认为不能那样去做。
虽然，在那样一个鱼龙混杂的新文学刚刚建立的时期，“只盼望能用作品和读者对面，或同历史对面”的沈从文，坚持着自己独立的品质，似乎是他的作品能具有世界和人类意义的原因；然而，当时的革命事业，却是更需要丁玲那样热血的作家努力，革命才可能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