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以退为进。
原文：
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古人按：敌势全胜，我不能战，则：必降；必和；必走。降则全败，和则半败，走则未败。未败者，胜之转机也。
注释：
1、全师避敌：全军退却，避开强敌。
2、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语出《易经师》卦（卦名解释见前二十六计注）。本卦六四，《象》辞：“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是说军队在左边扎营，没有危险，（因为扎营或左边或右边，要依时情而定）并没有违背行军常道。
古文今解：
一说起三十六计，大多数人都会拿“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一句来显摆一下自己的学问，可见这一计的知名度有多高。
“走为上策”，顾名思议就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识相点赶紧跑。
要想保全军事实力，就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在那硬挺着，要采用退却的方式避开强敌。虽然看起来逊了一点，但可以免遭到灾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有了机会再杀回去一展雄风“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也是一种不丢脸的用兵之道。
俗话说：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当我方还没有从猫变成老虎的时候，看见狼呀、狮子什么的，还是要快点跑为妙。
古人按：敌人已经占了优势，我方既然没有把人家撂倒的把握，就要想办法避免与敌人打个你活我死，最好做个选择题，先：A、投降；B、讲和，C、撤退。三个答案相比，A，投降是彻底地失败，没得翻身的机会；B，讲和也是一半失败，要被人家牵着走，是卖身为奴还是生死未卜都难说；C，而撤退就不能算失败。只要你撤退得漂亮，撤退得及时，还可以从头再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咱们“走着瞧”是不是。这就是称“走为上策”的原因。
简评：
走为上，指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形势下，采取有计划的主动撤退，避开强敌，寻找战机，以退为进。这在谋略中也应是上策。
此计的关键在于“走”的方法。如果是惊慌失措地逃跑，其结果就必然会受到损失，难以保证“全师”；只有有计划地撤退，才有可能在“走”的过程中，实现诱敌或调动敌人的目的，从而创造成机，变退为进，反败为胜。
无论在哪个领域，多种势力在接触与较量的时候，进固然重要，但在很多情况下，退更为必要，也就是说，走为上，走得巧走得妙，就能保全自己，甚至保全与自己相关的许多人与物。要走的或应走的情形千千万万，这里仅概括地讲述几种：
在我方与敌方的较量中，如果我方处于劣势，硬拼，是以鸡蛋碰石头，没有生路；屈服，永远受制于他人，更不可能有生路。惹不起，躲着走，方是求生求存求复兴的上策。
建功立业，是千百年来不少人的人生梦想，在这种梦想的感召下，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他们的确创立了丰功伟绩。但是，杰出的业绩，经常是危险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忘；功盖天下者不赏，声名震主者身败。韩信、岳飞、李善长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不了解这其中的奥秘，因此被杀。张良、范蠡、韩世忠、石守信等智者深明上述道理，激流勇退，去官归隐，因此，苟全性命，更以广阔的胸怀，引起后人景仰。这种走法，叫“功成身退”。
还有一种走计，称为“弃权”，常用于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场合。在评比、选举或决策制定等事件中，各路诸候争权夺利，都试图以自己的意志左右局势；或者弱小，哪一方都得罪不起，或者虽然强大，但哪一路神仙也不敢得罪，便宣称放弃参与表态的权利，在保留意见的同时，保留了其它许多东西，说不定还能坐收渔翁之利。
要点解析：
以退为进。
战场上，打不赢、寡不敌众怎么办？
硬拼是不行的，以退为进才是良策。三国时的曹植在《请招降江东表》中讲了一句十分精辟的话，叫做“善战者不羞走”；现代军事家毛泽东也如是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中有打，打中有走，走是为了打。走才能保存实力，走才能摆脱强敌，走才能伺机反攻。
何时走？怎样走？
这里要随机应变，学问大得很。“走”的关键在于要积极地，有划计地“走”；切不可消极地、盲目地“走”，这才是正常用兵的法则。
事例一：晋文公在撤退上大作文章。
春秋初期（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谁叫那个时候小国多，每个国都想当老大，所以没事就打仗玩呢！），楚国一天天强大了起来，楚国的头头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加上晋文公跑去打楚国的小弟——曹国，这令楚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敢欺负我的兄弟，马上把你灭了。楚王派将领子玉率兵去攻打晋国，为了壮势，楚国还威胁陈、蔡、郑、许四个小国去帮忙做打手。
子玉率领大队军马极其浩荡地向曹国进发，晋文公听到情报后，分析了一下形势。闹了半天，他对这次战争的胜败没有把握，因为他找不到别的小国来帮忙做垫背的，曹国虽然被他打下了，但兵力已经在战争中被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面对来势如猛虎般的楚国，晋文公想真打起来，自己还不是人家嘴边的肥肉一块，还是闪吧！会不会有点丢人，我晋文公虽然还没当上老大，但多少还是有些威信，不能让那些小国笑话。找个什么理由好呢？他猛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对外宣称：“想当年，我因为迫害逃亡在外，在楚国，受到了先君的礼待。我当时就与他约定，将来如果我回晋国做了国君，愿意两国友好相处。如果迫不得已交兵的话，我肯定要先退避三舍。现在，子玉伐我，我堂堂国君，当实行诺言，先退三舍（古时一舍为三十里）。”
他于是先撤退一舍，子玉不管什么约定不约定，猛追；晋文公再撤三十里，子玉追得更有劲，人家那么大老远领一趟兵过来多不容易，不打一架回去哪能罢休；晋文公最后一次撤退到九十里外，已经到晋国的边界城濮了，这里临黄河，靠太行山，这可是御敌的好地方啊，看来子玉中计了。晋文公已事先派人去秦国和齐国求援去了。
等子玉领着兵屁癫屁癫地追到城濮时，此晋文公已经不是彼晋文公了，他早已硬气起来，作好了防御的部署。他根据可靠情报得知楚国左、中、右三军中，右军最薄弱，右军前头为陈、蔡士兵，他们本是被胁迫而来，根本就无心打仗。子玉命令左右军先进，中军垫后。楚右军直接向晋军扑去，晋军又玩起了撤退，让陈、蔡军的将官以为晋军怕他们，又要逃跑，就拼命地追了过去。忽然晋军中杀出一支军队，驾车的马都蒙上老虎皮。陈、蔡军的战马以为是真虎，吓得乱蹦乱跳，转头就跑，骑兵哪里控制得住，被马癫得伤的伤、死的死。楚右军就这样被老虎皮吓败了。晋文公派士兵假扮陈、蔡军士，跑到子玉那谎报：“右师已胜，元帅赶快进兵。”子玉登车一望，晋军后方果然烟尘漫天，他得意大笑道：“晋军真是不堪一击。”哈哈，子玉又中了晋军诱敌之计，晋文公这是学张飞在长坂坡吓退曹军玩的那招，他们在马尾巴后绑上树枝，来回奔跑，故意弄得烟尘满天，制造输得很惨的假象。子玉把最后的宝也押上了，他让左军也前去进攻。晋军上军故意打着帅旗，往后撤退。楚左军也陷进晋国伏击圈，结果可想而知，又是遭灭。等子玉率中军赶到时，晋军三军合力，已把子玉团团围住。子玉这才发现，右军、左军都已被歼，自己已陷重围，急忙指挥突围。虽然他在猛将成大心的护卫下，逃得性命，但部队丧亡惨重，只得灰溜溜地回国。
画龙点睛：
这个故事中晋文公的几次撤退，都不是消极逃跑，而是主动退却，寻找或制造战机。所以，“走”是上策。
事例二：戴高乐出走救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说大家都知道，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又一次……由于当时法国政府的一些当权者的骨头患了骨质疏松和缺钙等症，使得法国很快被德军鬼子占领。法国主和派代表贝当成了法国政府的负责人，法国眼看就要成德国的口中肉了。还好法国当权者中有个硬汉叫戴高乐的，他是个将军，他不愿做亡国奴，可是政权又被那些软骨头们紧紧的把持着，他于是决心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当年的6月17日，他出走到了英国，他要等待机会，与德国抗战到底，挽救危亡之中的祖国。
6月18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催人奋进的日子，一个极其有意义的日子……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在英国伦敦的广播电台振臂一呼，一封充满斗志和革命热情的《告法国人民书》向全世界播告了，海内外的法国人听到这个号召如同打了强心针般受到了鼓舞，很多人都决心奋起抵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鼎鼎的“六·一八”号召。
6月22日，“汉奸”贝当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成立所谓的维希政府，治理法国南部地区，法国北部及沿大西洋海岸地区由德国占领。三天后，戴高乐又发表广播声明，指出“汉奸”政府本质的维希政府不是法国的合法政府，并宣布成立“自由法国运动”，决心“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维希政府对戴高乐的行为是又怕又怒，气得跳脚又骂娘，还恶人先告状地指责他“叛国”。不久，法国军事法庭对戴高乐进行缺席审判，判处他死刑。可惜他们导演的是独角戏，戴高乐根本不理他们，他在英国组建起了“自由法国”武装力最。他还跑到非洲开展工作，终于争取到大片法属殖民地的支持。
1940年10月，“自由法国”有了自己的政权机构——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不久，该委员会得到英国政府的承认。
1942年1月，戴高乐在英国坐镇，派让·穆兰回国，与国内抵抗力量进行联系。
1943年5月，穆兰发起的“全国抵抗委员会”成立，穆兰担任主席。法国国内抵抗运动承认戴高乐，接受他的领导，纳入“自由法国”的轨道。接着，6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成立，戴高乐担任主席一职。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巴黎人民响应戴高乐的号召发动武装起义。8月25日，巴黎解放。8月26日这一天，戴高乐这位幕后英雄和抵抗运动领导人来到巴黎星形广场，与200万巴黎市民共同庆祝法国的新生。9月9日，戴高乐改组临时政府，自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成为法国政坛的首脑。
画龙点睛：
戴高乐当年审时度势“走为上”，出走英国不仅是他一生的转折点，而且对法国的未来产生了重大影响。
事例三：保存实力，东山再起的日立公司。
日本日立公司在发展初期，充满了干革命的热情，开展起了大建设和大生产运动。他们投入了大量的money，购买了新建厂房所需的建筑材料，新添置了一些设备。他们的热情就像那冬天的一把火，烧得正旺时却被一瓢冷水“啪”地一下浇灭了：赶上了60年代初整个日本经济萧条时期，人们都快吃不饱、穿不暖了，哪有闲钱光买电器玩。
日立公司扩大企业规模的雄伟梦想刚冒了个泡就落空了，公司领导看着厂房里堆积如山的产品，那个闹心，面对这悲惨的状况，日立公司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是继续砸钱投资，砸到经济复苏的那天就能血本有归了；另一条路是停止投资施工。日立公司的头头们开会讨论后，果断决定走后一条路，停止投资。实行战略目标转移，把资金投放到其他能赢利的地方，积蓄财力，待机发展。
经过后来的结果证明，日立公司的决策是相当英明的。从1962年开始，日本三大电器巨头中的东芝和三菱的营业额都有明显下降，但是日立一直到1964年都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进入6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的又一个春天来到了，积蓄了财力的日立这回可以放手干了，它们1967年投入了102亿日元，结果“嗖”地一下，到1968年上半年就达到了1220亿日元，好家伙，一年挣一千多亿（这钱要让一个人数，一天得数几百万，不累死才怪）。1966到1970年这五年的时间内，销售额和利润都如驴打滚般翻番增长，一个提高1、7倍，一个1、8倍。日立公司从此就如走上了星光大道般受人瞩目了。
画龙点睛：
作为企业决策者，当企业在危难关头，要有胆有识，看准新的门路，当机立断，实行战略转移，及时转产，调整投资方向，企业才能渡过难关，转危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