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对三纲的神学论证虽然从理论上看是荒诞不经、不堪一击的，但其理论发轫、立足于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适应了大一统的历史潮流，应和了君主专制的现实需要，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就这一点而言，孝道的走向专制也是历史的必然，不能仅仅归咎委过于董仲舒个人。同时，神化与绝对化是联体的。儒学的独尊决定了其向绝对化、神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向。任何一种学说，一旦被推到绝对化的程度，它的神学化就是不可避免的。董仲舒的哲学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客观地说，在不违背封建道德根本原则的范围内，董仲舒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肯定道德主体的能动性的。他承继孟子，主张在“可以然之域”变“经”行“权”，即灵活地运用原则。董仲舒甚至从天地阴阳的神学角度论证说：“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是故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他也不否定对君父自身的道德要求，认为“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忠孝道德在董仲舒这里还没有完全成为僵死的教条，愚忠愚孝还没有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此我们勉强还可以寻觅到先秦儒家孝道乃至《孝经》中父子平等、子可“谏”父的痕迹。
与神学相结合是董仲舒哲学的特征，比附是董仲舒解释论证问题的主要工具。从本质上说，比附的主观随意性很强，缺乏深刻的逻辑和辨证的思维，这也是以后谶纬迷信的主要方法。《白虎通义》沿着董仲舒开创的这条路子，朝着孝道的神秘化、迷信化的方向走得就更远了。
二、《白虎通义》：封建孝道的谶纬迷信化
孝道的绝对化、神学化又是导致其烦琐化和庸俗化的直接原因。
西汉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阴阳灾异谴告说愈演愈烈，谶纬迷信的神学思潮也泛滥起来。所谓谶，即诡称天命、神意而编造的预言吉凶的隐语；所谓纬，就是用术数占验等神学迷信对儒家经典进行的解说。今文经学开始向谶纬经学的方向发展，并逐步走向体系化。不仅孔子被视为神人降世，连《论语》、《孝经》也具有了神授天命之义。东汉初年，谶纬备受光武帝的推崇，以至于儒者争学图纬，四海皆为章句之学。谶纬的理论化、系统化，延及《白虎通义》一书而达到顶峰。
三纲说由董仲舒提出，但其理论的阐述和体系的完成则在纬书和《白虎通义》里。《白虎通义》是董仲舒神学道德观的继续。它把谶纬与儒学沟通合流，试图为儒家等级伦理，特别是为三纲理论提供更强有力的神学的依托。因而它的论证更加具体，也更加荒谬。以孝道为基础的封建伦理完全陷入到神秘化、庸俗化的泥淖之中。
推衍三纲的神权命定，是《白虎通义》谶纬比附的重点。“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纪”是比“纲”低一级的道德标准。在明确三纲六纪的概念后，《白虎通义》又综合谶纬，对之作了具体解释，认为三纲仿天、地、人三才，六纪效上下四方六合。对纲纪的伦理意义，《白虎通义》有深刻的认识：
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
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理顺摆正君臣、父子、夫妇“三伦”的秩序，则其他所有伦理关系自然稳定有序。因而“三纲”对于维护封建政治和伦理秩序具有无与伦比的特殊价值。
《白虎通义》对超验比附的神学技巧同样运用娴熟。它不仅用阴阳五行与封建人伦进行无类比附，而且把这种比附具体化，如在父子关系方面，它说：
父死子继何法？法木终火王也。……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男不离父母何法？法火不离木也。……子谏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
丧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闰天道终也。
人间的伦常关系都是仿效阴阳无行的运行规则确立的，因而是天经地义的。
与董仲舒相比，《白虎通义》在理论上并无太多创新之处。谶纬迷信的掺人，使其对人间伦理的神学论证看似更系统、严谨，实则更荒唐、庸俗。谶纬迷信的愚昧、荒谬、烦琐、空洞在《白虎通义》
中以极端的形式暴露无遗，因而立即招致来自理性的反对者的批判，并轻而易举地被驳得体无完肤，取得了与其原旨适得其反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白虎通义》的问世是一次失败。它不但宣告了谶纬时代的结束，而且使董仲舒神学体系走向穷途绝路。
就近处说，以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为代表掀起的社会批判思潮，即是直接针对两汉神学的；就远处讲，魏晋玄学伦理学也是对汉代神学经学的反动。
以《孝经》为开端，董仲舒神学哲学，以及《白虎通义》谶纬迷信的掺人和渗透，使迷信化、神秘化成为封建孝道的特征和附属品。
事实上，连《孝经》自身也被谶纬化了。传统所谓《七经纬》三十六篇中，《孝经纬》就有两篇，即《援神契》和《钩命契》。《援神契》认为，“元气混沌，孝在其中”，孝与元气同生并存，贯通神明，孝及于天，甘露降；泽及地，醴泉涌。同时，孝无所不包，天文、地理、对令、历史、明堂制度、三科九旨都统一于孝道，天人契合，援引众义，山藏海纳，所以称《援神契》。《钩命决》讲天人感应，符瑞灾异，其主旨也是要说明孝通天地、动神明，可以正人性情，钩稽天命。这两种纬书在东汉初年就已经流行，后散失甚多，今仅存佚文。至于后出的《孝经》谶纬杂书就更多了，如钟肇鹏《谶纬论略》就列举了26种之多。钟先生据此还认为，“《论语纬（谶）》八篇以外无有佚篇，而《孝经》的杂谶纬却有几十种，可见汉代尊崇《孝经》远过于《论语》。”魏晋以后，谶纬屡遭禁焚，才日渐衰退。但谶纬在社会上，尤其是在世俗社会上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孝感”一类神乎其神的故事充斥民间，就是其“流风余韵”。
三、孝道与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东汉后期，社会上层，外戚擅政，宦官专权；社会下层，氓庶板荡，苍生倒悬。整个社会都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与此相呼应的是社会精神生活的堕落，表现为名教的危机。
所谓名教，实质上是以忠孝之道为根本的儒家伦理纲常的总括，晋人袁宏所言，“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名教危机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谶纬迷信的全面渗透及训诂章句的烦琐学风，使作为推行名教得力工具的经学走进了死胡同。另一方面，纲常名教自身也日益沦为有名无实的道德躯壳，成为伪善者投机者干政进禄或世族豪门装点门楣的工具。这一者是两汉以来偏重以外在行为符合伦理秩序和规范为至德，而忽略了德性的内在修养；二者，世家望族对“察举”、“征辟”的操纵垄断，即以族举德，以位名贤，也造成了德行与名位相悖的腐败现象。于是不仅修德励行以颐神守真的清高之士对道德的这种庸俗化、工具化愤愤不平，连试图以德行进仕途来成就功业、施展抱负的士大夫们也失望了。名教失去昔日的光彩，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危机之中。
道德的颓废没落，神学迷信的泛滥，最终导致了汉末以王充为代表的思想家所掀起的社会批判思潮。被神学精致地包装起来的封建孝道也招致了来自王充等人的犀利批判。
按照神学目的论的理论，天地产生万物，犹如父母生育子女一样，是由目的所支配的道德恩义关系。因此孝是绝对的、永恒的、神圣的。王充从元气命定论出发，针锋相对地指出，一切事物，包括人的产生都是偶然的，“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由此他认为，父母生育子女纯粹是偶然的，“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人生于天地也，犹鱼生于渊，虮虱生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父母与子女象万物一样，偶然地相聚合又偶然地相离分，根本谈不上什么血缘骨肉亲情。这就在揭开孝道神秘、神圣的面纱的同时，也否定了儒家孝道的情感基础，使孝道失去了内在的自然依据，而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社会规约。
当时持这种观点的还不止王充一人，甚至可能是当时士人清谈玄议的一个话题。《后汉书》记载，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在汉末神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氛围下，这种骇世惊俗之论不啻于晴天霹雳，有振聋发聩之功效。因而，经过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冲击，以孝道为核心的三纲理论保留下来，但董学中的神学成分却被涤荡殆尽。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开魏晋玄学嫉世俗、反传统之先声。
无论如何，经过汉代思想家的演绎，一方面，先秦儒家孝道完成了由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的封建化过渡。孝道理论的规范化，移孝为忠的努力，三纲五常的提出，阴阳五行的比附和谶纬迷信的渲染，使孝道蜕变为禁锢人性的枷锁、封建专制的工具。另一方面，通过《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的论证，假借神的权威和神秘的超验比附确立了孝道价值的永恒性，儒家的等级伦理精神也以纲常名教的形式被予以明确的规定和指认。伦理走向形式化，当然也就更容易被世俗社会所接受和遵循，这就为汉代的孝治实践作了充分的铺垫。
